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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虽过,余波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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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楼 2016-01-12

大赛虽过,余波未平

每个观看过重大体育赛事的人都知道那种感受:你的心跳加快、瞳孔放大、口干舌燥、手心出汗……随着比赛的进程,你可能会发出欢呼,也可能会懊恼地喊叫。你支持的队伍的胜败令你的心情以及你体内的激素水平全部随之起伏——有研究表明你支持的队伍胜利能带来你体内的睾酮水平上升,反之,你支持的队伍若失败,你的体内睾酮水平则会下降。

正因如此,每次赛事曲终人散时,整个社会似乎还感受着那些震荡的余波:我们看到阿根廷一夕之间忽然开始流行各种章鱼食谱,而不久后德国街头巷尾的烧烤章鱼人气急升,——不知有多少被煎煮卤炸的章鱼在盘中概叹,保罗保罗,你怎么就不能闭嘴?

而根据洛约拉玛莉曼特大学(LoyolaMarymount University)的Andrew Healy教授研究,赛事带来的后续影响还不止如此,它甚至可以影响政治选举的结果。

Andrew Healy教授调查了美国近44年来的各种选举,统计结果显示,假如当地的大学橄榄球队赢了比赛,那么十天内举行的所有选举,无论是议员、州长、甚至是总统选举,结果总是现任的候选人得票率上升。这一效应在那一球队在本地球迷众多而且是以弱胜强的情况下尤为明显,研究显示,一场大胜甚至可提高现任候选人2.4%的得票率——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可是个不容小觑的数字。

为何主队赛事的胜利会令现任候选人获益呢?这一效应的成因主要源于比赛胜利带来的球迷整体情绪高涨。于是兴高采烈的球迷们会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度升高,同时在看到现任候选人的履历时倾向于给他的过往政绩较高评价。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情绪好时,他会高估好事在自己身上发生的频率,同时也会花更多的时间考虑一件事的积极一面。而一个人情绪低落时情形恰好相反,他会更加消极思考,叹息“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很多时候,我们初始的感受会大大影响我们对同一样东西的评价。商家早就发现,只要先送顾客一个免费的小礼物,比如化妆品小样,就能轻易提升顾客对之后购买的商品的评价。

Healy教授的研究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在投票选择时有多么的不靠谱——客观、理性、选举本身的重要性——这些在情绪和激素面前,都是天边的浮云。候选人的命运不但会被选举日的天气、自己的外在形象这些与政绩无关的东西影响,还很可能被完全无关的因素决定,而马拉多纳的 “上帝之手”或者乌拉圭球员苏亚雷斯的“魔鬼之手”在完全颠覆整场比赛结果之余,也许还能顺便操弄一场本国的选举。

至于章鱼帝保罗,在无数德国人对它磨刀霍霍的同时,西班牙首相萨巴德洛(Jose Luis Zapatero)半开玩笑地表示愿意给它提供政治庇护,不过在欧洲经济依然风声鹤唳的此刻,也许等到德国全民投票表决要否给西班牙经济援助的时候,西班牙首相就会觉得,让德国人来一碟酱汁章鱼捞饭也不是什么多坏的主意——只要那能让他们心情好起来。

本帖地址:http://bbs.liuxue86.com/472543.html

兎丿

回复 2 楼 2016-01-12

足球使人“性”奋?

QQ20140618-1男性球迷每4年就会经历一个“生理期”(如果不算洲赛和俱乐部赛的话),期间他们会日夜颠倒地盯住电视,偶尔喜笑颜开,偶尔脾气暴躁。导致这个“生理期”的诱因叫做世界杯,极易在男性中传染。在“生理期”中,甚至有男性球迷和自己的太太约法三章,甚至在《太太团世界杯观战指南》中写下了“如果你打算赤裸着站在电视前面,劝你还是赶紧把衣服穿上好了,因为你感冒了我还得花时间照顾你,送你去医院,这可是我的世界杯月!”这样不解风情的话。有些非球迷的女性往往对“生理期”中的男性表示不理解:“足球有什么好看的,难道足球比我还性感吗?”

“是的,足球也性感。”来自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Valencia)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University Amsterdam)的研究人员如是说。在2012年发表于《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ONE)的一篇论文中,社会神经学研究者范德梅尔(Van Der Meij)和合作者们发现在看球的过程中,球迷体内的睾酮(testosterone)和皮质醇(cortisol)的含量会增加,而睾酮恰恰就有提升性欲的作用。

应景的研究

在2010年,范德梅尔选取了50名西班牙球迷,其中男女各半,平均年龄分别为37.8岁(男)和34.0岁(女)。选定研究对象之后,范德梅尔和其他研究人员开始记录他们在观看2010年世界杯决赛前中后体内的激素变化。

在比赛开始前,所有的受试者都对哪边会赢做出了预测,并提供了一份唾液样品用于测定睾酮水平。在中场休息时和在比赛结束后,这些受试者又额外提供了两份唾液样品。为了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范德梅尔又设计了一个对照试验:所有的受试者择日重新回到当初看比赛的地点,在保持心态平和(没有外界的刺激,比如说足球比赛)的前提下,这些受试者在初次提供唾液样品的3个时间点上重新提供了3次唾液。所有的这些唾液样品被送往巴伦西亚大学进行分析。

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范德梅尔的预期:看球后球迷们的睾酮水平比故地重游时要高了29% [图1],而皮质醇的水平则比对照组提高了52% [图2]。无论是睾酮还是皮质醇,男性提高的幅度都比女性要大(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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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看球与睾酮的关系。(图片来自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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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看球与皮质醇的关系。(图片来自原研究)】

球之常情,怕输想赢

同样是激素水平上升,范德梅尔对睾酮和皮质醇则有不同的解读。他认为当人置身于具有挑战性的环境时,睾酮的含量就会上升,而西班牙与荷兰决一雌雄的世界杯决赛无疑提供了一个充满挑战意味的大环境。不过在西班牙捧起大力神杯后,范德梅尔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睾酮水平上升。对此,范德梅尔解释说由于实验是在西班牙做的,所有的球迷都支持西班牙,并没有荷兰的球迷来制造冲突,也就没有潜在的挑战,所以最后胜利的喜悦并没有引起睾酮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而在现有的模型中,皮质醇往往是和自我防护机制挂钩在一起。对于皮质醇水平的上升,范德梅尔认为这表示世界杯决赛对人产生了足够的压力,而想赢怕输的情绪(尤其是怕输的情绪)导致了实验中观察到的结果。所以赢球一方尽情的释放,和输球一方满脸的沮丧,也就不难理解了吧。

当然,最后也有必要说说睾酮和性的关系,睾酮的确与性能力有关,但由于睾酮的正常范围很宽,并且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所以睾酮水平短时间内的变化是不能直接拿来衡量男人的性能力的。

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回足球本身。赛季结束在即,今年夏天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欧洲杯也将开踢。对于男性球迷来说,看球归看球,可别怠慢自己的另一半。虽然心中挂念着绿茵场,但在太太问你“足球重要还是我重要”时,可千万不能犯原则性错误哟。

作者自己的PS:其实我觉得最先将足球与性感联系起来的一定是广东人,因为他们管足球叫“波”。

原文编辑(果壳网)的PS:看了这篇关于睾酮的研究,再看题图里FIFA的logo…… 给设计这logo的跪了。

研究文献

Testosterone and Cortisol Release among Spanish Soccer Fans Watching the 2010 World Cup Final Leander van der Meij, Mercedes Almela, Vanesa Hidalgo, Carolina Villada, Hans IJzerman, Paul A. M. van Lange, Alicia Salvador, PLoS ONE, 2012

俺是季末

回复 3 楼 2016-01-12

我替裁判喊个冤

世界上有些职业特别难做,足球裁判就是其中之一——正确是你应该做的,可是一旦出了错,严重时还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在足球规则当中,裁判的权力太大了,他们给出的一个点球或者一张红牌很可能会左右整个比赛的结果。有时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才是场上的主角?!这主角可真不是好当的,运动员可能因为一个好球永载史册,裁判却只能因为有争议的判罚而被人耿耿于怀。甚至腹黑人士怀疑他们受雇于赌球集团,左右场上局势。

不过,我宁愿相信那些错判都是无意的。看看当个裁判多不容易:他们不但要像运动员一样在整个场地上跑满90分钟和加时并且没有替补,还要背着裁判的各种行头,盯着球,盯着运动员,还要盯着俩个助理裁判,以上都是他们的习惯性机械加工,为的是最重要的任务——在几秒钟内从各种真假动作中迅速判断运动员是否犯规。裁判也是人啊,为什么不把他们当人看?

人人都受他人干扰

主场优势早已是广为人知的比赛现象了。在自己家门口有绝对多的粉丝用母语给自己加油,运动员经常可以超常发挥。哈佛大学心理系的Ryan Boyko在统计了1992年到2006年的5000场英超比赛后发现主场平均每场进1.5个球,而客场只有1.1个。支持的球迷每增加一万人,比分就可以增加0.1。不仅因为运动员发挥得好,看起来裁判也对东道主们更加网开一面,对他们的对手却格外的严厉。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运动员和裁判的表现就非常明显,使得韩国队借着由“地利”而产生的“人和”优势破天荒地一路杀进四强。

虽然当年还没有呜呜祖啦呢,但是那届世界杯上球迷的加油声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只要是有韩国队的比赛,就一定能听到全场整齐地高唱“加油歌”。一个坐在千里之外的电视机前的伪球迷都被现场气氛感染了,身处其中的裁判员尽管阅赛无数,估计也是头一次见到这阵势吧。在这种形式下,判罚很难不被球迷所左右。实验证明,在群体压力之下,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社会心理学家Solomon Asch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实验。

在这幅图中,假设你就是那个红点,而其余六个白点代表其他几个参与者。下面你们从左到右一次回答一个问题:“A、B、C中哪个和左边的X一样长?”你是倒数第二个回答的。这样一个“弱智”问题,你根本没当回事。第一个人回答C时,你还嘲笑了他。第二个人回答C时,你也嘲笑了他。第三个人回答C时,你怀疑自己把问题听错了。第四个人回答C时,你开始坐立不安观察其他人表情,怀疑别人或者自己出毛病了。第五个人也镇定地回答了C。该你了。你选B?别那么自信!你很可能也选C。要知道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人就这么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而如果没有那些“托儿”的干扰,几乎没有人会答错。

这个实验很容易操作,你甚至可以联合几个朋友来个恶作剧,当然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把成功率从百分之四五十提高到接近百分之百。题目还是一样的容易,只要增加一个时间限制——必须迅速作答;或者可以求助现场或场外观众,当然也是安排好的托儿;再或者请几个更加权威的参与者(白点)……只要串通得好,明年愚人节就不愁没花样了。再回到运动场上,裁判必须在短时间内判断,还要受到现场观众的各种干预,没准儿主席台上还坐着主场国家的元首。裁判表示,生命不可承受之鸭梨呀。

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向

请在脑中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一个圆形推着一个方形,从一边走向另一边。你的圆是在方形的左边还是右边呢?你很可能和百分之七十以上英语为母语的人一样,把圆画在了方形的左边。仅仅是因为这样看上去更“顺眼”。其实这个现象好莱坞导演早就发现了,Francis Ford Coppola导演早在1979年就撰文教导新导演们注意让正面角色从左边出场,反派从右边出场。在足球场上,不同的方向对于裁判也存在着“顺眼不顺眼”这么一说。就拿下面这两张照片来说吧,你觉得哪张犯规了呢?

宾夕法尼亚大学足球队的同学们更倾向于认为右边那副从右往左踢的犯规了。精心挑选134张方向明确的英超比赛照片并做出镜像翻转后,研究者把这268张随机发给足球队员们判定,结果是向左的动作明显比向右的动作容易被吹犯规。

这可能跟我们平时阅读文字的方向有关,因为我们平时总是从左到右看书,因此接受到的从左到右的刺激就更多一些,眼球习惯从左向右转,慢慢就习惯了。

平时大量的刺激让我们对左右这种本没有意义的刺激赋予了意义:

从左到右看一个东西时正常的,否则是反常的。那么从右往左阅读的人们的判断正好相反吗?这个实验并没有继续研究,但是另一个实验可以说明问题。意大利的研究者发现,意大利人往往认为从左到右的进球更具有美感,而说阿拉伯语的人却认为从右往左的进球才更好看。

这些研究并不是用来给裁判的误判开脱的,而是希望能够提醒裁判注意减少这些自己无意中引入的偏见。为了不至于被动作的方向所干扰,主裁判最好能跟助理裁判从两个不同方向观察动作。因为助理裁判是站在球场的两个对角边,所以主裁判最好走个对角线。而且,为了公平,上下半场的对角线不能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球队都有机会让裁判从左到右看到自己的进攻。

连动作的方向都可能影响裁判的判罚,至于什么以貌取人之类的人人每天都在犯的毛病裁判自然也免不了。高个子运动员就更容易被判犯规,因为他们总给人一种更加强悍的感觉。甚至连队服的颜色都可能有影响,比如红色会就给裁判留下攻击性更强的印象。

其实裁判也是人,再怎么专业都不能跟机器相比。在高科技的帮助下,亿万观众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肉眼凡胎孤立无援的可怜人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凭着自己的经验对22个人的行为做出判断,判错了还会受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炮轰。国际足联表示:这就是足球。

(感谢悠扬、木遥、odette对本文的帮助!顺便bs一下大盗贼,拖了这么久才把文章放出来!)

坏脾气小姐123

回复 4 楼 2016-01-12

如何高高兴兴地说,“我不干”

Superman-Sleeps-front

【超人不睡,也会崩溃!题图和本文无关……显然的……】

你在吗?你有空吗?你能帮个忙吗?你能搭把手吗?你能做这事吗?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不能。

但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理由和借口在此刻背弃了我,然后我的嘴——有时候是手指 ——自发自动地说,“啊……可以的……”

就是因为我总是说 “可以” ,所以我现在真的真的不能再说 “可以” 了。每个承诺都是一笔债务,让我的日程表上挂满了 “已过期” 的任务。我得先把旧债还清,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找到不欠新债的办法——如果我想爬出这个巨坑,我首先得停止继续给自己挖坑!

我们之所以很难对别人说 “不”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希望别人能开心。如果拒绝让对方失望不快,共情心会让我们自己也多少觉得歉疚和难受。有时候,过往的阴影还会让我们因说 “不” 而焦虑不已——我会因此被解雇吗?我的朋友会不会再也不想邀我了?我的伴侣家人会不会因此不再爱我?这样的担忧一掠而过,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些担忧的存在,这些担忧几乎永远不会成真——事实上,人们更尊重懂得适时说 “不” 的人,而非一味答应却无法践诺的人。假如你发现自己常有 “被迫说不” 的感觉,或许你需要审视下自己的 “脑中独白” 。

而 “说不” 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说不 ”的理由。

有时候,请求者会设下心理陷阱诱使你答应,他们也许会利用互利回馈心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先慷慨地给你些什么,再向你索要写什么;也许会利用从众心理,告诉你其他人已经答应了;也许会利用愧疚心理,让你先拒绝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再顺势提出他们真正的要求 ……

然而,如果我们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知道哪些事会让自己成长,哪些事能让自己快乐,哪些事则会让自己过后悔恨不已,我们就有了一把标尺,用以衡量“我真的想做这件事吗? ”有时候,这件事你有空做,有能力做,然而却不是很想做。那么,你需要诚实地问问自己 “为何抗拒” ?是因为这件事不合长期目标吗?是因为难度太大担忧失败吗?假如你的决定是发自内心、目标,那么哪怕你有一万次机会重选,你也只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此,不管最后的决定是答应还是拒绝,我们都不会耿耿于怀,纠结于 “当初假如做了另一个决定会怎样 ”。

其次,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说 “不” ,那就在邀约到来前准备好这个拒绝的理由。要做到这点,你需要了解自己的极限,自己的渴望,和自己的需要。我们总是擅长想象“万一说不,会发生哪些可怕的事”,却很少想象“万一说是,可能发生哪些糟糕的事”。如果我们总是忙于 “紧急而不重要的事”,不给“ 重要的事情 ”设定具体执行时段,它就永远是 “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然而,能让你身心平衡、接近目标的事情必须永远优先,如果你自己状态不妙,你什么也做不到。必须时刻牢记 “自我为重,目标为重”,才能坚定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目标。

如果你需要清晨的独处冥想,就事先把它写进日程表。如果你需要傍晚六点去运动,就事先跟私教或伙伴预约好……尽管你一开始可能要反复告知 “抱歉我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不能接电话……下午六点到七点也不行 ”,但日子长了,首先你会拒绝得更熟练,其次,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你的固定规律,他们直接就不会开口询问,你自然也就免去了一次说 “不” 。

最后,既不要反射性地说 “好” ,也不要反射性地说 “不” 。如果一时实在搞不清自己想不想做这件事,记住心理学家丹 •吉尔伯特认为,三思而后行是幸福之源。你永远可以说, “可否容我先考虑一下,稍后再答复你? ”

说“不”的小技巧

1.问题不在你,而是在我,记得给出简短理由。

例如:多谢你的邀请,可惜我已经定好别的安排了。 / 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事先答应了在这周五前完成一份报告。

当然,如果理由是 “我不想做” ,就诚实地回答 “我不想做” ,否则,在人们第二次提出请求时,你会更难以拒绝。

2.不能此刻,也许未来,记得给出明确时间

例如:谢谢你考虑我,我这段时间已经排满了,不过,如果下个月 10号之后可以的话,我很乐意做这件事。

3.虽然我不能,但我愿意推荐别人或者提出替代方案

例如:实在抱歉我没办法做,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我知道能做得很棒的人选。或者我可以做到另一件事,你觉得行得通么?

4.如果别人表达失望、受伤或威胁之意,表明你理解他们的感受,但不得不再次坚定地拒绝

例如:我很难过你这么觉得,我希望你能开心,但这事真的行不通,我是真的没办法做到。

5.尽管很难,但尽量当面说 “不” 。文字会被错判,语音易被误读,配上表情和肢体语言,更能在说“不 ”的同时表达你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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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非获得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作者联系方式:新浪微博@游识猷)

小米虫子的春天

回复 5 楼 2016-01-12

如何在死线未至时,像死线已至那样高效?

QQ20151228-0

倘若你是个脑力劳动者,做的工作无定规可循,不能简单重复,需要不断激荡脑力、解决问题、生产灵感、执行创意……很可能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状态分为两种。

一是虚掷模式。无人打扰,时间大段,身体康健睡眠充足,咖啡零食一应俱全,双显示器机械键盘,网络通畅电脑正常……然后?你摸鱼打混,聊天追文,悠然不觉长日将逝。

二是救火模式。没有一点点防备,一条死线就猝然“砰”一声砸到眼前。我怎么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你一边恼火,一边突然发现,不论环境如何,处处皆可工作。网络有如龟速?先读现有资料。电脑出了故障?手机打字足矣。夜半可以加班,车上可以路演,嘈杂周遭,也不能令你分心丝毫……咬牙冲过截止线,你终于长松口气,要是平常有这效率,怎需如今这般累个贼死?

仍有余裕时不能自制,突发意外时,不得不透支未来资源来救急,而这种透支又让明天比今天更难捱,结果每天为着早该完成的事宜疲于奔命,一天比一天更难以自拔—— 一旦陷入这种“虚掷-救火”的循环陷阱,待办事项就往往越积越多,就像欠了高额债务的人,发现偿付欠款甚至利息越来越难。美国心理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共同撰写的《稀缺》一书解释说,在资源富足时,大脑固然会掉以轻心。在资源极度缺乏时,大脑却也不能做出明智抉择,反而会孤注一掷,饮鸩止渴。

怎么解决?让大脑在“可控的稀缺”下工作。更具体地说,不妨先把你计划中的工作时间大幅缩减,譬方说……将每天的计划内工作,严格限于三小时之内——别小看三小时,坐办公室的美国人,平均一天真正工作的时间大概才90分钟。

“决心做得更少”,却能帮你“实际做得更多”——只因你一开始梦想的“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始终保持死线来临前的高效”,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未经严苛训练的大脑,不可能每天高效工作七小时。即使迫于极端压力而做到,也往往要付出透支的代价——透支其他未来项目的时间,透支自己的意志力,透支睡眠质量,乃至透支身心健康。救火模式正是如此。而内疚,自责,压力,焦虑,睡眠缺乏,没空休假,无暇与亲友相聚减压……救火时相伴而来的这些副产品,就像跑步时的额外负重,让你挣扎前行时,更加疲惫不堪。

想象如下场景,运动零基础的你决心开始慢跑,教练给了你这么一张健身计划:“每周跑五天,每天早上八点跑到中午十二点,休两小时,下午两点跑到六点,喔对了,记得负重十公斤。”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怎么可能!我根本跑不下来,估计十分钟后我就会在地上摊成一张肉饼。即使我拿出被狮子追时的意志力跑完一天,此后肯定也得卧床休息,没准还是在医院住院部卧床休息。

正常人不会给自己定这种健身计划,然而,年复一年,人们却给自己定这种工作计划。

最常见的错误,是计划时无余闲,将日程塞得满满当当,执行时则“弹性十足”——大脑一边因虚幻的“今日有八小时可供(高效)工作”而安于低效,一边还随时准备删改计划,扑去救火。

你需要做的,是计划时有余闲,执行时无弹性。是说服大脑“今天只有三小时可以工作”,让大脑悚然一惊,抖擞精神,像救火时那样目标明确,执行坚决。而日程表上留出的大量“余闲”,实际上是给你处理那些必然会出现的“突发状况”。如此,你就不至于因为各种“天降任务”而一次次推迟原定计划,导致最后主线任务反而挫折不断,难以进展。一个无法执行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而一个真正可执行的好计划,则一定会让你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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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非获得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作者联系方式:新浪微博@游识猷)

题图由海洛创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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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楼 2016-01-12

十个问答,深入了解自闭症谱系障碍

本文为科学松鼠会成员Keledoll创立的“友心人”供稿。

友心人是什么?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我们了解心理咨询行业,为有心理困扰的朋友提供科学知识和寻找咨询师的建议。成为你懂心理学的好朋友,陪你找有趣的人生答案。

微信:yosumn,微博:@友心人心理社区

本文创作团队

朱绘霖: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现在主要采用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研究自闭谱系障碍儿童以及其他各种精神疾病的神经基础。自2008年开始加入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广州发展小组,接受荣格分析师的个人分析、督导和研讨会。在很多地方兼职过,工作对象从幼儿到大叔。现为荣格分析师候选人(router for individual member of IAAP)。

郑永锴:2002年离开了土木工程的专业,开始资优儿童的服务,因而接触特殊教育需要的工作。200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HKU)家庭研究院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师从结构派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博士。之后一直从事私人执业的家庭治疗,并积极参与特殊教育及同志平权等政策倡议。

郑永锴:2002年离开了土木工程的专业,开始资优儿童的服务,因而接触特殊教育需要的工作。200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HKU)家庭研究院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师从结构派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博士。之后一直从事私人执业的家庭治疗,并积极参与特殊教育及同志平权等政策倡议。

编辑 | 孙逸馨: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本科在读

为什么关注自闭症?

“莆田系”自闭症的医疗骗局让我们(友心人)意识到科普自闭症谱系障碍需要广度,也需要深度。因此我们请了两位自闭症谱系障碍领域回答有关自闭症的10个重要问题,整理成这份自闭症深度问答。

嘉宾一:朱绘霖,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朱老师目前在研究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神经系统。

嘉宾二:郑永锴,香港大学家庭研究院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擅长特殊教育。

概念科普 | “自闭症谱系障碍”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闭症”。一般而言,其症状是社交及沟通上的广泛性异常、异常局限性的兴趣、高度重复性的行为。这种疾病的特殊之处在于:把“谱系”当做一条光带,自闭的症状就好像散落在光带中的点。每一个患者都是不同的点的组合。组合的结果非常复杂、多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郑老师告诉小友,他们可能是IQ很高也很强语言能力的有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 Syndrome)的人,也可能是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弱的自闭症患者。每一位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都不可被贴上固定标签。

一、我害我的孩子生病了吗?——病因&诊断

小友说:自闭症谱系障碍,究竟是怎么导致引起的?曾经有人认为源于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然而研究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来看看朱绘霖老师的干货吧!

1.自闭症谱系障碍病因是先天还是后天?

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孩子们是因为父母错误的教养方式才变得自闭,令许多患儿的父母非常自卑、内疚。但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自闭症谱系障碍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朱绘霖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提到:双生子研究发现,低于70%的同卵双胞胎同时患病,然而90%的同卵双胞胎同时具备认知与社会交往异常的症状,表明自闭谱系障碍具有明显的遗传因素在起作用。

研究也表明,绝大多数患儿在出生时就已经患病,只不过社会交往障碍通常要等到一岁后才能逐渐体现出来。

2.那环境诱因又可能是什么呢?

朱绘霖指出,如果列举环境因素,主要是孕期母体荷尔蒙、围产期和产期因素。

自闭症谱系障碍研究者Kolevzion等人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指出,产前和围产期因素当中,有三项父母特质(父母高龄、产妇高龄和母亲出生地)和两项产科因素(出生低体重或早产、分娩缺氧)会导致自闭谱系障碍的患病风险提高至少50%。羊水中较高的睾丸酮含量和血液中较低的血清素含量与自闭谱系障碍发病有关。此外,免疫失调也是自闭谱系障碍的高危因素之一。

3.可以对准备怀孕的父母提出什么建议呢?

朱绘霖建议:

①如果第一个孩子是自闭症谱系,那么是否要第二个孩子,请谨慎再谨慎。

②趁年轻。研究发现:“虽然男性的精子是不断产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分裂出精子的精原细胞却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基因变异……父亲年龄越大,生育的子女带有包括自闭症谱系和精神分裂症在内的各种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原文见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157/)

③母亲准备怀孕前需要做荷尔蒙检查,孕期避免接触相关药物和物理刺激。密切关注羊水中激素和血液中血清素的水平。

④产科风险因素方面,需要咨询产科大夫如何避免。

小友总结: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前沿的研究都在生物化学、神经生物水平上进行,目前仍然没有找出确切的病因,也因此尚未能够彻底治愈。

4.目前如何诊断自闭症谱系障碍?

现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断,主要是具有诊断资格的儿科医生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做出的。另外可以用一些量表进行更严格的确诊,这些确诊量表必须由经过长期训练并获得资格证的专业人员作出。需要多位专家的多次诊断,有些诊断还会借助其他的工具进行进一步确认是否存在器质性病变。

朱绘霖:国内现在诊断比较好的机构,家长去得较多的有中山三院、南京脑科医院、北大六院。医院诊断的一般过程都是先筛查(网络上能查到许多自闭症谱系的筛查工具,如CARS,CHAT,MCHAT,ABC),再面谈、观察,然后经过2-3次这样的重复才能确诊。如果是不到2岁的儿童,可能确诊周期会更长。

筛查过程就是家长填一个简单的量表,能够快速、大致确定自闭症谱系的患病风险,但也要经过2-3次医师的观察互动才能确诊。

国外,以瑞典为例,对自闭症谱系的诊断包括筛查,基因检测,家长访谈,临床心理评估,并且采用自闭症谱系观察诊断量表(ADOS,针对婴幼儿、儿童和成人)和自闭症谱系诊断访谈访谈(ADI,针对家长的系统访谈),跟踪半年左右确诊。但只要被认定为自闭症谱系高风险,都会先安排干预。现在研究的主张是,只要筛查出来具有高自闭症谱系风险,就要干预,无需等到确诊。通常确诊是2-3岁,但最早18个月就可以开始进行早期干预。

大陆诊断方面,之前提到的医院医生都比较负责认真谨慎的,他们也有一个团队去完成,也会兼顾国际化和本土化。而其他大部分的训练机构,事实上都不具备诊断能力的。

5.关于诊断,需要注意什么?

朱绘霖: 国内诊断是一个家长-医生-孩子之间的三体问题。三者都是主体。家长的认知程度和主观期待,医生的专业素养以及医疗取向,孩子自身在各种不同环境(家庭以及 医院)的表现以及孩子自身的发育变化等等因素都会影响诊断。

在国外诊断直接和保险以及医疗服务挂钩,也是非常重要且利益相关的环节。

6.目前诊断技术的最新发展如何?

2010年,英国精神病研究院的克里斯汀·埃克(ChristineEcker)开发了一种软件来确定自闭症的解剖学特征。他们通过一种叫“支持向量机(SVM)”的工具来构建分析模型,然后将正常人的大脑图形与患者的大脑图形输入这个模型中,让这个机器分类。分类结果的正确率达到90%以上。这说明SVM的判断结果与患者的社会交往和沟通症状的相关非常大。另外,SVM还能够区分自闭症谱系障碍和多动症(ADHD)病人的大脑。

目前这项技术的测试和推广情况是如何的,小友暂时还不能给出确定答复,需要更多专家为我们解答。

小友说:自闭症的诊断技术在不断发展。不过,郑老师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向小友强调的一点是:“诊断”,不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他提到,在心理学中,我们一般不说“诊断”,而是说“评估”,也就是一个加深了解他们的过程。从评估,到如何把正确的信息传达给家长,到如何介入,都是需要谨慎处理的。

郑老师对介入初期的“评估”非常在意,源自于他曾经的经历:

郑永锴分享的第一个经历故事:

这是我实习时期发生的,来自一位母亲的分享。

孩子是记忆力超强,很活泼,样子非常可爱的男孩。家有一个哥哥,也是乖巧的孩子,名校生,很爱弟弟。父亲收入稳定,也很关心家人。一家四口可以说是典型的幸福小家庭。

母亲一直觉得孩子有点奇怪,但又不懂问题是什么。终于到四岁时排期做评估,儿童精神病医生说,孩子是自闭症。母亲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问医生:“什么是自闭症?他不是弱智吧?”医生冷冷的答:“现在不是弱智,如果没早发现我就不知道啦。你出去拿资料自己回家看,会有下一轮测试。”

母亲当时听到的,是“孩子有问题”,什么“自闭症”,她以为是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孩子,没及早找医生,要害孩子变弱智。

拿了一大堆资料,她完全无力去看。走出评估中心,处于完全迷失的状态。忽然听到孩子大叫“妈妈”,她回神过来,发现自己已拖孩子走出马路,面前几部大货车经过。如果孩子没叫醒她,如果她再拖孩子走多两步,已经被卷入车底了。

有研究指出,父母得知孩子有发展的障碍时,所经历的压力和创伤,甚至会和丧失家人的感觉的程度差不多。如果作为专业人士,没有这自觉,带来的信息没有令父母更了解孩子,而是让他们觉得天崩地裂,那么我们不仅没为他们服务,甚至只是用我们所谓专业的傲慢去破坏了一个家庭。

第一个故事也提醒了我,不能乱提任何DSM内的名词。在面对很多迷惘和困惑时,听到一些一知半解的名词会让人长期停留在那隐藏多时的忧虑里。

所以即使家长提出任何“病症”可能性,我会追问究竟他们有什么观察和例证,一直问到我觉得我大概知道孩子的喜好,长处,情感,及与家庭互动模式,再整理出一套有弹性的对孩子的描述作确认。之后,我才进入下一步(例如正式建议家长向儿童精神科求助,或找评估中心作评估。但目的是找到更多支援,而不是“确诊”)。

所以我工作的思考中,虽然有对阿斯伯格(Asperger,高功能自闭症), Autism(自闭症), ADHD(多动症)等特性的概念,但少由我口中提这些名词,更少会形容这些为“病”。

小友总结:别忘记,位于自闭谱系上不同位置的人会有不同的特点,包括特殊的能力,或者其他障碍或困难(比如ADHD、长大一点是否有情绪问题、惊恐症),即使是高功能的自闭症患者也可能面对这些问题。评估得越仔细,就能加深对孩子的了解。评估之后,家长和专业人士都要思考的是:“我们准备好开始与来自星星的孩子相处的旅程了吗?”

二、我没有情感处理器,但我很棒!——治疗&成长

小友说:目前,自闭症还无法得到根治。大部分自闭症谱系的儿童及其家庭都会参加训练机构。这些训练机构的标准、效果该如何评定呢?

7.自闭症训练机构的效果,如何评判呢?

朱绘霖:以广州一所专门的特殊学校为例,一般老师们都会有教学、训练方案和目标,是有标准去评估教学、训练效果的。

好的训练模式,通常都是不会把家长这一重要的角色排除在外。亲子班的训练,是老师教家长,家长教孩子。训练机构也会经常和家长沟通孩子在家的表现,给予家长定期培训,和家长共同配合帮助孩子发展。

通常情况下,常规建立、行为问题的训练效果是很明显能看到的。认知能力的话就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评估,就像小学考试一样,自闭症谱系孩子也会有定期认知能力的考试。情绪和社交技能的训练也有相关标准。

小友说:训练效果是可以明显被看到的!家长的陪伴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一切宣称封闭式的训练都是骗人的 !!

8.自闭症的治疗有哪些进展?

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治疗,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并且目前尚未找到治愈的方法。而目前形形色色的各种“疗法”,怎么知道靠不靠谱呢?美国国家自闭症中心(National Autism Center)发布了一份研究(National standard Project 2),总结了已被证明有效、未被证明有效、已被证明无效的介入方法(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家长们可以直接参照,对提供无效介入方法的机构说“不”!

更深入的研究表明,是与神经系统中的突触的功能有关。有了这个结果,科学家们就可以针对突触寻找治疗方法。

不过,基于对自闭症的认知研究结果,心理学领域也在努力开发辅助治疗工具。比如友心人曾经介绍过的“Look at me”,是一款通过人脸识别游戏来训练自闭症者的人脸识别能力的应用。它由临床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治疗师组成的研发团队设计,在实验阶段有20个孩子参加了实验,在使用应用8周后,60%的孩子的自闭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

目前这款应用仍处在临床测试阶段,推出之后必定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家庭的福音!(注:想了解更多关于Look at me的信息,可在文末点击链接)

小友提醒:自闭症谱系障碍尚未能治愈。一切宣称“100%治愈”的广告都是骗人的!

look at me 中的游戏之一:给情绪强度排序。

9.自闭症孩子长大以后如何生存(自理、结婚、就业)?

朱绘霖:国内一些家长组织、机构和学校都探索针对自闭症谱系以特殊教育为主的融合模式、职业教育。香港、台湾和内地出现一些以做烘焙为例的支持性就业,是将自闭症谱系和其他精神障碍一样具有局限性的群体,以教会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工作为目标。但不可否认,自闭谱系群体中也有一些儿童具有难能可贵的特殊才能,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是否能个性化地认识到每颗星星的亮点和局限性,还需要探索和实践。

中国于1982年在南京首次报告了4例自闭谱系障碍患儿,他们到现在也30多岁了。但对于这部分的生存状况,我确实了解不多。希望有机会深入了解这群人目前的生存状况。

正如朱老师所言,好的治疗都不会把家长的角色排除在外。因此,家庭对孩子的接纳尤为重要。而郑老师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让小友觉得,每个人都有缺陷,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愉快地生活。

郑永锴分享的第二个经历故事:

这是一个我多年前工作时遇到的孩子。当时这孩子还是小学生,十岁, 阿斯伯格患者,IQ很高,但不喜欢上课。

他的父母都是成功人士: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企业家女儿,也管理着大生意。孩子有行为问题,又不愿和父母及妹妹沟通,这令父母很困扰。

有一次他要求父母买新计算机给他。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心理学家告诉父母既然他对科技有浓厚兴趣,而当时是暑假,就建议让我给他设计几节的课程,自己砌一部计算机,并了解计算机的运作。

为了让一个小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各部分功能,我把日常生活我们的思维各原素用来解释计算机各部分的功能。而最后我对他说“除了处理情感的部分外,计算机和人脑运作很多地方都相似吧?”

后来,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位心理学家告诉我,在之后一次和他们家庭面谈时,他说“我就是一部很强的计算机,我思考能力很好,只是我没有情感处理器。”

慢慢,他明显变得更自信,情绪更稳定。

这次的计算机课,让他们有意外收获。而这孩子也一直经过不同的科技去认识世界:用PowerPoint去整理和分享自己想法,用录音的工具去重新听身边的声音,用摄影去看世界。

他也开始建立比较正常的朋友关系。但他很多年来都说,计算机是他最好伙伴。

其实孩子很专注特定兴趣是好事,但今天的世界我们却追求要孩子个个十项全能,要IQ,EQ一样高。这孩子偏偏就很自豪的告诉你“我没有情感处理器,但我很棒!”。有欠缺又如何,了解自己,接受自己才重要。

而我们可以利用孩子的兴趣,和他们建立更有意义的交流。重点是,不要尝试改变他们。

真正有意义的关系,是基于认清和尊重彼此差异,而在这差异上建立沟通和关怀。他们的独特性,正好让我们看到世界更多可能性。

小友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或许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差别有一点点大,但尊重和关怀,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和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来看看,我们能够怎样保护他们成长吧!

三、你有没有试过冷静地和他对话?——家庭&支持

小友说:受到创伤的家庭,非常需要信任和凝结,却往往因为压力大而充满疏远或冲突。自闭症谱系儿童的家庭,应该怎样应对压力呢?

10.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父母是怎样一种存在?

朱绘霖:我潜水在一个省康复协会的家长群(群号:329528024),感觉家长也是差异很大的群体。各种各样的叙事风格和应对方式都有。家长有的是企业家,大学教授,成功人士,也有农民工……有的家长乐观积极,社会支持较好,也有的家庭破裂、长期承受抑郁和内疚的情绪。有的家长会经常发出感慨,觉得医学那么发达、科技那么高端,为什么连自闭症谱系都治不好……

我觉得社工、志愿者、心理学人不仅需要针对家长,要针对全社会做好自闭症谱系的科普,让那些靠谱的信息替代虚假医疗广告。全社会的认识提高了,家长和孩子都是潜在的受益者。

还有家长的倾诉意愿也挺强的,不知道是否能开创一个让家长可以吐露心声,发表叙事的地方,用心理学专业知识,帮之他们构建作为自闭症谱系孩子家长的连贯叙事,找到这一故事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之前友心人群里eliza分享过生命故事就挺好的(小友注:生命故事指友心人组织的心理咨询师社群中的一次叙事治疗法分析,文末有链接,可点击查看)。

还有,我发现但凡认识到自己身份背后意义的家长,都会更加积极的组织其他家长开展和促进自闭症康复事业,也会更有成就感。

此外,我觉得当一个家庭存在一个自闭症谱系儿童的时候,整个家庭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父母关系,都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更加需要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心理工作。对任何一个孩子,尤其是自闭症谱系的孩子,家庭成员之间构筑的抱持性环境,都会是他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的资源。

小友说:其实朱老师提到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心理工作”,就是郑老师所擅长的“家庭治疗”。他给小友讲了第三个故事,想告诉小友,遭遇挫折的家庭尤其需要信任和团结。

郑永锴分享的第三个经历故事:

也是在我实习时,当时我见一个家庭,孩子也是自闭症,五岁。因为常常不听中心员工指示,所以被当是其中一个需要特别看管的孩子。但我看他,平日很安静,而且眼睛是不断用好奇的眼神观察环境。最有趣的是,他完全不介意被特别看管。

我看得出他很重视妈妈,因为每次妈妈来接他,他都是很期待的眼神走向她,虽然妈妈每次来都很担心地问他有没做错什么,而他亦不回答。

我和母亲面谈,希望处理她的压力。她说,每次和他出去,都会四处跑,叫他骂他也不理。当时我很奇怪,那么温柔和爱妈妈的孩子,怎么在妈妈眼中是不受管教,不理她感受的坏蛋?

我当时好奇地问“你试过冷静向他说你的感受,慢慢告诉他你期待他做的事吗?”母亲觉得不可能,因孩子不会理她感受。

之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几天后母亲见我,告诉我,那天她本来又准备发火,但想起我的问题,她就等孩子走到身边,叫他过来,慢慢的告诉他“小贤,你这样乱跑又大叫,妈妈很伤心呀。可以有些时间拖着我走吗?或你自己走时不要这么叫好吗?”

她说她做梦也没想过,这平日很少会说完整句子的孩子,居然担心的拖住妈妈的手说“小贤不要妈妈伤心,妈妈不要伤心。”那几天,母亲形容,她不时都拖着妈妈的手走,或自己走时,常会回头看妈妈,看到了才继续走。

但还有下文的。妈妈因为这事,重新对自己和家人有了信任。她和丈夫已经足足两年没认真说话。丈夫因工作,每天都很晚到家,他自己吃完饭,就独自看电视,知道妻子要早起不能晚睡,也不入房陪妻子。就在她和小贤说了那句话两天后的晚上,她走出房,和丈夫说“我可以陪你看电视吗?”丈夫惊讶的看着她,她就不等他答,坐在他身边依偎住他。过了一会,丈夫忽然拥抱她。她说她不肯定,但她觉得丈夫在哭,而她也哭了。

我不是说有什么说话能一句改变孩子的行为。我问母亲的问题是基于对孩子的观察和母子互动,再出于好奇的问。重点是,我们太倾向相信自闭症患者和其他人不互动或不理会别人感受。他们的情感只是比较简单,而且很容易被不安主导。如果多点观察,多点包容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找到转机的。

另外,因为面对照顾孩子的压力和种种负面想法所引起的状态,家庭往往因而出现很多张力和冲突,或距离远了,对对方失去信任。但其实要面对照顾孩子的压力,家庭关系(和亲友支持)是重要的基石。要辅助家长照顾孩子,往往也要帮他们重新建立家庭间健康的互动。当然,这往往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更多自闭症家庭的情况,小友推荐两部纪录片:

《筑巢人》,台湾拍摄的影片。导演沈可尚在此之前拍摄了《遥远星球的孩子》,大受好评。《筑巢人》是对它的补充,也将镜头放在了独自照顾自闭症儿子的单亲父亲身上。沈可尚后来坦言,自己年少不懂事时欺负过两名自闭症的同学,现在想起来恨错难返。他一直致力于为自闭症人群发声。

《一位母亲的勇气:对话自闭症》,由奥斯卡影后凯特·温斯莱特解说,记录了一位母亲为了帮助儿子摆脱自闭症,对这一疾病进行探索的过程。这位母亲为了治疗儿子的自闭症,从冰岛到欧美,询问无数医生和专家、结识各种自闭症家庭,这些有悲有欢的家庭给了她莫大的勇气。

另外,朱绘霖老师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作者是蔡逸周教授,一位国际级的自闭症学者(当年DSM-lV自闭症小组成员),但也是一位自闭症孩子的爸爸,这本书将讲述他们一家人如何走过这40年的心路历程,繁体字版将在11月由心灵工坊出版。

蔡逸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暨小儿科学教授(刚退休)。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儿童发展与自闭症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与主任、《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之顾问编辑、《Focus on Autistic Behavior》之编辑委员、《台湾医志》客座编辑委员、《台湾精神医学》客座编辑委员、《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期刊》审查委员、美国自闭症协会的倡导顾问委员、堪萨斯州立大学医学中心与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儿童与青少年精神医学发展中心的创办人、美国自闭症协会顾问小组的创会主席与委员。

蔡医师是一位学者、研究者、老师,一位自闭症男孩的父亲,一位自闭症或其他相关疾病患者的朋友。他在精神医学疾病工作中获得多项奖项与殊荣,曾被其他专业工作者选为美国最优秀的医师之一。

蔡医师曾经多次受邀担任两岸或国际间的讲师、顾问及研究员。他曾经发表超过80篇文章及35本书,蔡医师也是《自闭症与亚斯柏格症药物治疗之揭秘(Taking the Mystery out of Medication in Autism/Asperger Syndromes)》的作者。研究专长包括有: 广泛性发展障碍、基因与神经影像科技、对于发展障碍(包括自闭症、亚斯柏格症)的心理药物学研究。

小友总结:采访完两位专业人士之后,小友深深地感受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治疗不止需要医学领域和认知科学领域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成长。

参考文献

[1]Bailey, N. T. (1995).Statistical methods in b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Smalley, S. L., Asarnow, R. F., & Spence, M. A.(1988). Autism and genetics: a decade of research. Archives of generalPsychiatry, 45(10), 953-961.

[3]Kolevzon, A., Gross, R., & Reichenberg, A. (2007).Prenatal and perinatal risk factors for autism: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offinding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161(4),32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