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网 > 留学论坛 > 科学 >

《Lie to me》:别对我撒谎

目录

J_暖心

回复 1 楼 2016-01-12

《Lie to me》:别对我撒谎

原文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最近风靡全球的剧集《千谎百计》(《Lie to me》)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测谎专家卡尔·莱特曼(Cal Leightman)是善于辨别谎言的高手:眉间的一皱或是嘴唇一瘪,在他眼中都是对方内心活动的流露。他比测谎仪更精确,任何人任何事在他面前都无法隐瞒……莱特曼的原形,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在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研究人类的欺骗行为已逾40年。他每年都要向数以百计的机场警卫系统,反恐机构,外交官员和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传授“辨谎”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艾克曼和他的同事们正穿梭在人群之中,甄辨那些真实或虚伪的面孔。

测谎仪是靠不住的

 

《千谎百计》里面,莱特曼的杀手锏是使用镇定剂,让谎言在测谎仪眼皮底下通过。测谎仪的确越来越被发现是靠不住的。最近,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的查尔斯·邦德(Charles Bod)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完成了一项对253个测谎仪案例的元分析,结果这数百个样本的平均准确率仅有53%——和胡乱猜测的概率差不多。

测谎仪的失宠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传统的测谎仪(Polygraph test)基于人体的生理反应进行测量,但撒谎并不存在可证实的独特的生理反应。这样,用其他手段改变生理状况,就很容易像莱特曼一样躲过测谎仪的检验。因此,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已经提请撤销测谎仪在国防事务中的使用,这项议案的的负责人正是艾克曼。这也不是第一次对测谎仪的质疑了,早在1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军事法庭不再接收由测谎仪提供的证据,需要出示更具有科学检测效力的测试结果。

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的心

摒弃了测谎仪,人们将目光投向更为实证的表情分析技术。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生温迪·莫里斯(Wendy Morris)和德保罗博士对法庭欺骗行为诊断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谎言的蛛丝马迹:当人们扯谎时,瞳孔通常放大,预示着紧张和高度集中的注意。此外,说谎者会因为紧张而提高说话的声调,并紧闭双唇。不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说谎者不会表现出惴惴不安的样子,也没有眨眼或坐立不安的姿态。只有在巨大赌注的驱动下,他们才会不敢正视他人的的注视,以免暴露了自己的内心。

还记得《千谎百计》里最酷的微表情训练?艾克曼最傲人的成果就是他1978年发布的面孔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其中综合了声音和语言测量。小于1/5秒时间内出现的“微表情(micro-expression)”被看作是人们无意中泄露的表情讯号,特别是平时难以察觉的愤怒和羞愧,都可以通过“微表情”检测捕捉到。不过“微表情”并非总意味着谎言,有时无辜的人也可能表现出负罪的表情。这套系统对表情的捕捉准确率已达到90%,并且还在进一步的完善中。

谎言的语言侦测器

 

《千谎百计》中,言语也常成为说谎者的罪证。德保罗和莫里斯认为的确如此:说谎者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回答问题;不过当计划的时间充裕时,他们的回答也会迅速很多。此外,说谎者的言谈中包含了更多的负性信息,例如紧张和抱怨,态度也更加缺乏合作的诚意。谈话的内容也是出卖说谎者的理由。德保罗和莫里斯认为,说谎者会尽量减少细节的描述,出于愧疚之外,也是想编造一个更完美的故事。不过他们的故事往往充满难以自圆其说,结构散乱。他们也不像其他人一样使用手势来进行表达,并喜欢使用重复的言语。

德州奥斯汀大学校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潘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编制了语言获得和词汇计数(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程序来进行书写内容的测谎分析。这套软件遵循了书面语的辨谎准则:首先,说谎者会减少第一人称的使用,叙述过程与自我有关的内容大大减少,以便推卸掉事件的主要责任。说谎者的文章还会掺杂仇恨,哀伤等负性词汇,透露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负罪感。最后,说谎者很少使用 “除非”、“但是”、“没有”这样司空见惯的排除性词汇,撒谎让他们丧失了使用更复杂语言的能力。这套LIWC测验方法的准确性大大超过了测谎仪,正确率可达67%的。

艾克曼的慧眼识谎

计算机并非唯一揭开谎言奥秘的利器。人们相信,训练有素的观察人员一样可以准确分辨谎言和真相的细微差别——就像《千谎百计》里面那些专家一样!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为FBI组织的工作坊就负责教授在刑事案件中如何侦测谎言。学员们不仅要学习如何甄别谎言,也要学习认知偏差和记忆策略等基本的心理学内容。艾克曼指出,并非每个谎言都有可辨识的特征,但例如在可脱口而出的问题上要思忖半天,抑或情绪反应不符合言语内容的情况还是比比皆是。培训的目的是培养学员找到谎言的“突破口”,并强调基于被观察者的人格特点等背景进行判断。艾克曼要求询问者能够和被观察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当人们敞开心扉的时候,才会讲出他们的故事。”

《千谎百计》里面的瑞·托雷斯(Ria Torres)是个天生懂得“察言观色”的好手,不经过训练就可以洞察说谎者细微的表情变化。现实生活中,艾克曼联手旧金山大学的莫琳·奥沙利文(Maureen O'Sullivan)博士也找到了一些在人群中凤毛麟角的天生辨谎高手进行培训。他们当中的可通过本文提到的策略辨别真伪,另一些则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对人们的言谈举止识别谎言。经过训练的人是否也能达到这些天赋“谎能”者的水平?奥沙利文的答案是,这和奥运会一样,有的人轻易可以跑进10s,有的人再怎么练也遥遥无望,“最终的能力还是个人素质和训练能力的综合作用。”

在艾克曼看来,好的辨谎专家应当是优秀的直觉心理学家。他们能准确判定人们在各种状况下的所知所想,并能寻觅到这些想法在行为上的蛛丝马迹。当然,辨谎的最终目的还是寻找真相,“发现真相比发现谎言要难得多。一个好的辨谎者应当更加擅长识别真相。”艾克曼如是说。

本帖地址:http://bbs.liuxue86.com/472551.html

羡慕猫的轻盈

回复 2 楼 2016-01-12

撒谎是门学问

在我们茫茫无际的小白领生涯中,不会撒谎就像不能熟练掌握office软件一样可怕。比如我曾在世界杯期间连续熬夜,终于有一天早上扛不住了,打电话给老板:“我大舅去世了,所以要请一天假。”老板说:“你大舅上个月不是去过世了吗?怎么又来一遍?”我沉默了一秒钟,只好说:“上个月是骗你的,这次是真去世了。”还有一次我和同事下午去逛街,她先跟老板请假,准了。我再打过去,刚说了身体不适的理由,老板就打断了我。“你电话里的背景音乐和那谁电话的背景音乐是一样的”,然后他意味深长的停顿了一秒钟,“你们在太平洋百货逛街呢?那儿见天的就知道放理查德克莱曼的钢琴曲。”

幸好我业务精进,所以一次又一次谎言被拆穿,老板倒也没太动过炒掉我的脑筋。但我自己觉得很悲愤,于是翻阅了大量资料,又找到心理学家,夜以继日的学习谎言心理学,之后……我发现,并不是我的老板太精明,而是我撒的谎都太笨了,承认这点虽然很丢脸,但我对谎言的研究心得,大概能为自己板回几分。

我选择的撒谎入门级教程是《lie to me》这部美剧。虽然该剧有很多夸张和演绎的成分,但男主角的原型Paul Ekman是个研究了四十年人类欺骗行为的科学家,所以剧中一些理论是有大量实验结果做依据的。比如,男主角从来不信任测谎仪,事实上,测谎仪也确实不靠谱——就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撒谎的人心理会紧张,坐立不安,所以测谎仪检测的是受测者生理变化的各项指标。但如果受试者心理素质够强,或者服用了镇定剂等等,测谎仪得到的结果就不够准确了。前一段,在美国德州的两个科学家253个测谎样例的实验中,测谎仪的准确率是53%,你看,这跟胡蒙有什么区别?

机器尚且不可靠,就别说普通大众了。过去几十年里,有一部分科学家比我要执着N倍的研究谎言,他们找来各种各样的人,让他们偷了东西拒绝承认,讨厌一个女孩非要说出甜言蜜语,看恐怖电影非要描述成看风景片……几乎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惊人的一致——人群中能够察觉谎言的人非常之少,甚至很多夫妻都无法分辨对方是否在撒谎。有的心理学家固执地认为,一些夫妻能够牵手到老,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根本无法识破对方的谎言。

比起普通人,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Paul Ekman的一个研究中,让包括测谎仪操作人员、抢劫案调查人员、法官和精神科医生的专家组观看撒谎组和实话组的录像,让他们鉴别,谁是说谎的?虽然美国人都很敬业,但没有一个组的表现,比胡猜更准确。

闲着也是闲着,科学家们又换了实验方式。他们找来英国广播公司的罗宾·代伊博士,做了两次电视访谈,一次说真话,一次说假话,然后让观众来信来函投票哪段是真的,结果嘛……又是一半上下的观众猜错了。类似的实验科学家们做了很多,他们把目光投向撒谎者本身,发现了不少问题。

如果不是用专业的设备,用1/5秒的定格画面去观察撒谎者瞬间的微表情,最好判断谎言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方的遣词造句和表达方式了。在说真话的时候,人们提到的细微之处明显多于撒谎的时候,另外,说谎者由于心虚,在叙述的时候,很少会提到个人细致的感受,用笼统的“我难过极了,这个很感人”来表述。比如你向同事描述老板钱包被偷的时候,出于办公室政治的考虑,你不能表达你的幸灾乐祸,顶多会说句我当时很同情他,一定不会说“我看见他焦急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像被什么揪住了一样。”

钱包丢了,警察来调查,这时候也是判别谎言的好时机。如果警察追问周四中午大家在干吗,和事情无关的人通常会说忘记了,或“我去吃饭了”这样简单的回答。撒谎者会在这个时候记忆力超强,回忆起很多细节,“我那天胃不太舒服,于是就去了隔壁的面馆,要了一碗鸡蛋打卤面。”

说起来,说谎的迹象通常来自人们说谎的语气和他们不经意间的遣词造句。谎言的描述通常缺乏细节;说话时停顿和犹豫不决的情况比较多;因为心理上对谎言还是有距离,所以尽量避免使用指向自己的词,也很少谈自己的感受。对于说真话者会忘记的琐碎细节却记得一清二楚。

了解了这些,说谎和辨别谎言大概就变得容易一些了。如果你想晚上和同事去喝酒,跟太太却假称加班,那么回家以后多聊聊加班的细节和感受,比如公司的桶装水又没了,你换的时候,差点闪了腰。如果你想偷懒不去上班,给老板打电话的时候说自己肚子疼也可以多说些“一跳一跳的疼”这样的话。

不过要提醒你的是,千万不要把这篇文章给你常骗的人看。好,最后祝你请假愉快。

刊于《风尚周报》

莫可怯叶阿那陀

回复 3 楼 2016-01-12

诚实的尺度

有许多和道德相关的词语好像是专为圣人和儿童设计的,在残酷世界中谋生的成人眼里它们只能用来写写官样文章,比如“拾金不昧”,比如“舍己为人”,比如“诚实守信”。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叫做商品社会,大多数或实或虚的事物都可以变成商品,最终转化成财富。财富和获取财富的能力是一个成年人在社会立足的资本。而对于增加这种资本而言,上面所列的那些优良品质的作用似乎都不如它们的反义词。

古谚有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活动有许多盈利的方法,做生意就是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使财富倾进自己的腰包,而美德从来不是必杀技。相反的,一定程度的圆滑狡诈才是生存之策。著名的Borland(宝蓝)公司以提供软件开发所需的各种工具闻名于世,它的创始人之一Kahn先生曾向外界讲述过他们赚到第一桶金的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Borland还只是个皮包公司,他们想在杂志上打广告拉生意,却没有足够的钱预付广告费。杂志社派人来洽谈的那天,Kahn雇了许多闲人充当假员工,把办公室弄得一派忙碌。他自己装作很大牌的样子,在洽谈中显得意兴阑珊,其间电话铃声不停响起,Kahn当着对方的 面在电话上大声讨价还价,而电话那头是他找来冒充其他杂志邀约广告的员工。那人一看这架势,还以为这家公司是众多杂志的抢手货,连忙百般巴结,几乎是哀求着要给Kahn打折。最后他开出了一整页的广告位,并且同意先出刊后付款。Borland靠广告卖掉的软件赚了15万,还完2万广告债之后还剩了一大笔, 一家未来的行业领袖就靠着第一桶金开始飞跃式的发展。

很明显Kahn耍了手段,他这是欺诈。如果他实力平平,出的软件卖不好,那家小杂志的2万块就打了水漂。让别人白白为自己的创业风险买单,这不厚道。可话说回来,Kahn最终是个实力不凡的家伙。如果没有这耍滑头得来的广告位,也就没有那笔丰厚的起步资金,世界上也许就少了一家伟大企业。Borland对软件业的贡献不是几百个2万块就能简单衡量的。

如此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守诚信的行为本身是有害的,它打破了游戏的公平性,扰乱了游戏秩序。并不是每个故事都像Borland公司这样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守诚信导致的损失往往殃及无辜。举个非常简化的例子,2008年以前的美国经济政策鼓励消费,贷款的人很多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期无法还清。最终这些填不上的赤字引发经济危机,苦果分给全民大众一起来尝。可是另一方面,无商不奸也是商业博弈的特点之一。生产商、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运营商……每方都是一盘棋,关系错综,局面复杂,丝毫不算计的老实人永远要亏本。限制了商业的灵活性,可能就会扼杀许多未来的Kahn和他们的Borland。

那怎么办呢?长远的发展需要诚信来维持整体稳定,个体却受利益驱使无法保证整体稳定,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在他们成功或失败之前辨别出谁是精英谁是孬种,来决定每个人可以信任的程度。

那用宏观的经济政策来对个体进行约束如何?比如惩罚那些可能对市场产生长远危害的行为,大家同时让一步,为整体发展腾出空间。就好比庙里的和尚谁都不挑水,宁愿大家渴着也不愿自己吃亏,这时出台一条庙规说“不去挑水的不许吃晚饭”,大概就解了困局。

经济政策当然比庙规的难度高得多,不仅仅是从技术角度而言,还因为掺入了更复杂的人性因素在里面。非常非常简化地看,如果欺诈对市场整体是有害的,那么用严刑峻法来杜绝欺诈是政策之一。然而严刑峻法下的社会大家由于受到很紧的约束,行为步调会趋于一致,渐渐地文化观念上也会趋于一致。过于统一的社会由于缺乏多样性,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能力会下降,继而变得不开放,这对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害的。严刑峻法看起来在一定时间内整顿了市场秩序,但在更大的尺度上,对具有文化的人类社会是弊大于利。

因此有人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匹配。人性的弹性有多大,政策的松紧程度就有多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的“理性行为人”假设在很多情况下实在是过于理想了,人的行为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数字可以模拟的。要了解现实中的人性有什么特点,恐怕得求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还真有人研究过人性在诚信这件事上的弹性有多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个叫DanAriely 的教授用他们学校的本科生做了个实验。学生宿舍的过道里有个公用冰箱,Ariely 在冰箱里放了一排罐装可乐,又在旁边放了一个盘子,盘子里有几张一元钞票。宿舍门口的自动售卖机里也有可乐,每听一元。过了几天,教授放在冰箱里的可乐少了好几罐,盘子里的钱却没动。拿可乐的学生明显知道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原则上算偷,可他们只偷可乐不偷钱。乍一看很奇怪,一听可乐和一元钱的价值不是相等的吗?正是这点小蹊跷,说明人们在衡量价值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在金钱价值之上再附加一个“道德价值”。偷可乐没什么大不了,偷钱就是道德问题了。

那 么欺诈呢?也有不由自主的道德界限么?Ariely为此设计了一个“作弊测验”。他让受试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做20道难题,到时间后报告自己做完了几题。他故意制造了一些条件让他们有机会作弊,并且把机会创造得很“安全”,作弊的人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而谎报做完的题数。这些人都不知道别人完成的情况。Ariely统计了一下,在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大家平均能完成的题数是4道,而谎报的人平均在6道左右。多数谎报者都只往上加了两三道,没有一个人谎报 20道的。这个结果也很有趣,有机可乘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撒点小谎,但也都会自我约束,不把谎撒得太离谱。

看来我们确实容易受各种诱惑,但也不轻易越界。也许这两个例子还没法直接证明那些偷可乐和谎报成绩的人是在遵守道德底线,而不是因为一元钱和做完全部题目的诱惑力不够。难说这些人在面对更多金钱和更大奖励的情况下不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来呢?

正巧有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 Greene 和 Paxton 做了一组脑成像实验,看看受试者在有机会撒谎的时候,大脑活动有什么特点。人大脑靠近前额的部位有几个脑区主管“自我控制”,分别叫做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皮质和腹内侧前额皮质,它们通常在人要做一些比较困难的决定时被激活。Greene和 Paxton 想要验证的假说是这样的:当人有机会撒谎并且撒谎比诚实有利时,撒谎就成了一种诱惑,而拒绝这种诱惑的过程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会引起“自我控制”区域的激活。相对地,那些撒谎的人接受了诱惑,“自我控制”区域不用那么努力去做决定,激活的程度就会轻很多。

实验结果让两人吃了一惊,跟他们预想的刚好相反。那些“自我控制”区域在坚持诚实的人脑中激活度完全不显著,反而在撒谎的人脑中高度显著。

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假说:有没有可能保持诚实是人的一种天性呢?因为撒谎违反了这种天性,才需要“自我控制”的区域做出抉择;保持诚实的人表面上是放弃了有可能得到的利益,但行为和大脑的自然反应没有矛盾,所以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的干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良心不安”这种用来谴责撒谎者的话,其实是有据可依的。

看来在普罗大众身上,人性也许没那么极端,诚实守信可能和趋利避害一样有天性的成分,而不仅仅是道德和环境的外在约束使然。我们爱贪小便宜,但也不唯利是图;有机可乘的时候撒像Kahn先生那样个小谎,但并不意味着内心就没有犹豫。也许未来的经济模型中可以有不那么绝对的变量,它们指导的经济政策能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都纳入考虑。

经济学家 Bhide 和Stevenson 在他们著名的《如果诚实没好处,还要诚实干什么》一文中说得好:“唯有每个人心中坚持做正确之事的决心能拯救我们(的经济)于混乱和停滞的境地,不管这样做带来利润与否。”他们下此结论的信心来自于文中一些受访商人对自己道德信条的忠实不移。如果看到他们的理论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实验的受试者身上得到了行为学和神经生理学的验证,这些乐观的经济学家们大概会更受鼓舞吧。

关于本文

本文已发表于《时间线》2013年2月刊

题图来自tumblr.com

图2来自Greene, Joshua D., and Joseph M. Paxton. "Patterns of neural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honest and dishonest moral deci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30 (2009): 12506-12511. Fig 3.

航海的小船

回复 4 楼 2016-01-12

想撒谎,没门!——“吐真药”传奇

2008 年11月下旬,印度孟买发生连环恐怖袭击案,致使数百人伤亡。唯一被活捉的恐怖分子阿杰姆·阿米尔·卡萨夫成为破案关键。为从卡萨夫口中获取真实情报,印 度警方使用了一种叫做“吐真药”的神秘药物。据悉,警方“成功”获取了一份长达7页的审讯笔录。

吐真药到底是什么?吐真药真能让人乖乖说真话吗?

豪斯的惊人发现

这位豪斯,不是美剧《豪斯医生》中虚构的瘸腿怪医,而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妇产科医生,名叫罗伯特·豪斯(Robert  House)。正是他,在为病人看病时,发现一个惊天秘密:某些药物能让人不由自主说真话。

1875年8月3日,豪斯降生在德州达拉斯郊外的Farmers  Branch市。18岁时,他从达拉斯高级中学毕业,同年就读华盛顿李大学。随后,他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的加尔文斯敦医学分校学习医学。1897年,他转学 到以医学闻名的杜兰大学,两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世纪最后一年,他成为达拉斯市立医院的一名实习医生。20世纪的第一年,他在德州菲利斯市开始了行 医生涯。

在这里,他专门为产科病人服务。工作之余,他还对精神障碍进行研究,独创了一种产科技术,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弗洛伦萨-玫瑰法”。1916年,他在一户农 家接生,豪斯让男主人去找称量婴儿体重的工具。男主人找了小半天,回来时却两手空空,而此时,处于催眠状态的产妇却突然接话,说出了工具所在的准确位置。

这一情形使豪斯惊讶极了!产妇在使用了东莨菪碱,进入一种特殊的镇静状态后,竟然还能准确地应答。东莨菪碱,是从茄科植物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具有麻醉镇 静、止咳平喘的作用。据传华佗麻沸散的主要成分,就来自它。豪斯是个有心人,发现其他产妇也有类似情形。他由此判断,东莨菪碱可以让人如实回答问题,不玩 虚招,或许法医可借此审问犯人。

这一发现引起轰动。1922年2月17日,《达拉斯晨报》报道了他的发现——新技术可让人只说真话。报道写道:“通过药物,人处于朦胧欲睡之境,说谎变得 困难。侦探、精神治疗医生可以藉此确认他人话语可信度。银行出纳员、政府公务员及信托人士,可籍此保证自己诚实度。在未来的道德保险领域,或可尝试这种方 法进行心理健康体检。”

医生与警方的合作随即展开。豪斯与德州罪犯学家联手,使用东莨菪碱对嫌疑犯进行刑讯。此时,其他类似药物,如硫喷妥钠和戊巴比妥也被试验是否有说真话的效 果。

鉴于豪斯的独特贡献,他被选为全美警察委员会的荣誉会员,成为德州行政司法长官协会会员。他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用吐真药将病人置于朦胧欲睡状态,来诊断和治疗精神错乱的病人。经济大萧条的1929年,一次意外的中风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对吐真药的研究。一年后,在距离55岁生日还有20天时,他离开了人 世。

其实早在豪斯之前,德国产科医生也发现过类似现象。当用吗啡和东莨菪碱来减轻产妇疼痛时,产妇会不由自主地描述以往生活的琐碎细节。但“吐真药” (Truth   Serum)这一名词,却是豪斯独创。

超级大国的“吐真”往事

一般认为,吐真药多是具有镇静催眠效果的药物,在发挥镇静催眠药效之外,还能诱导服用者说出真话。因此,吐真药就像一种药物测谎仪,故又被称为“测谎剂”。

被认为有吐真效果的药物包括:东莨菪碱、替马西泮和巴比妥类药物,如硫喷妥钠。而从广义上讲,各种酒水也是吐真药。公元1世纪,罗马的自然哲学家老普林尼 就说过In vino veritas(酒后吐真言):人一喝醉,情绪欣快、思维奔逸,说话也会滔滔不绝,真话也会自然倾吐。

豪斯的吐真药,在上世纪20-30年代极为风行,俨然成为一种被热议的文化现象。2005年,埃尔森·温特曾在《医学历史公报》撰文对此进行过剖析。 1943年,史蒂芬·郝斯利出版专著,首次详细描述了吐真药。他写道:在吐真药作用下,人对被讯问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药物使人进入催眠状态,而清 醒后却对催眠时发生的一切没有记忆。基于这种认识,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军方精神病医生就利用吐真药,帮助精神受到创伤的士兵回忆战场上的一切。

到了50年代,许多科学家却宣布:吐真药没效果。大多数法院也裁定,凡使用吐真药获得口供者,法庭不予受理。吐真药风头不复当年。然而,它并未彻底退出历 史的舞台,而是悄悄潜伏到台面下——借助药物让人说真话,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罪恶想法,尤其是情报部门。

一 个隐秘研究悄然开始,这就是美国中情局(CIA)臭名昭著的MK-ULTRA项目。1953年,CIA在埃基伍德兵工厂从事关于精神控制的药物,苯二氮卓 类、LSD(一种强力迷幻剂)都在研究之列。这一时期,很多不知情人士成为CIA的“小白鼠”,如为CIA服务的科学家弗兰克·奥尔森在服用迷幻剂LSD 后,跳下酒店窗口死亡,真相在多年后才被揭开。

1958年,研究人员观察人类“小白鼠”在药物影响下的说谎能力及记忆力削弱程度。据透露,一些志愿者服药后被迫裸体,只供给少量食物和水,睡眠也被剥 夺。没人愿意承受如此荒唐的折磨,志愿者数量开始剧减。CIA并不收手,转而盯上旧金山妓女。CIA让她们吸引客人后,在酒水中加入大量吐真药,观察记录 嫖客的药物反应。妓女们因此获酬丰厚,而嫖客则威惧CIA手中的把柄,敢怒不敢言。

60年代,测谎(polygraph)理论与技术大量涌现。而截至70时代,类似MK-ULTRA的MKNAOMI、MKDELTA等项目都被中止。 1977年一项国会听证会后,CIA一度成为被民众鄙弃的使用下三滥手段的间谍机构。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60年代,供职于美国陆军情报机构的戈 登·巴兰德在退休前,曾在“装备目标”一栏写道:希望未来出现一种帮助刑讯的药物。1967年,他的愿望被诉诸实施。他成为心理实验学家,在国防部下属的 测谎仪研究所工作十四年。2000年,在谈到吐真药时,他曾怀疑政府已重新启动类似MK-ULTRA的试验。但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塔若·奥 图尔斯则称:“这不可思议!如果国家要启动吐真药研究,将是一项浩大工程,很难被隐藏起来。”CIA和五角大楼口径也一致,都咬定没有进行吐真药研究。

另一谍报大国苏联也与吐真药纠缠不清。2007年,一本描述前苏联克格勃特工的书籍在美国出版。这本名为《异见者之死:毒杀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与克格勃归来》的书中就披露道:前苏联情报部门使用过吐真药。克格勃内代号为S的特别部门,专门研究生物武器。一种被标识为SP-17的吐真药,被S部门专家认为 既高效又实用,它无色无味,短期内绝无副作用。最重要的是,SP-17能让服用者与你掏心窝子讲话。

克格勃最先在自己人身上检验吐真药的效果。当时,所有在海外从事间谍工作的克格勃特工,必须先过SP-17这一关,检测所提供情报的真实可信度。亚历山 大·利特维年科在被暗杀前曾透露,200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期间,普金总统的对手、候选人伊万·雷布金神秘失踪,据说是中了SP-17的升级版SP- 117的招数。

秘密武器与《谍影重重》

吐真药犹如一段黑色秘闻,鲜见于官方报告与媒体报道。只在一些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偶尔能看到吐真药的身影。

在电影《谍影重重3》中,马 特·达蒙饰演的杰森·伯恩,就是CIA大脑控制项目的实验品。在片首,伯恩出现了严重的失忆。但片段式的记忆画面,时时呈现在他的脑海,令他痛苦不堪。在 彻查自己身份之谜的过程中,他竟发现自己具备逃脱警察、特工的本领,随便拿起身边物品(圆珠笔、灯绳),就可以变成杀人利器。他隐约发现,自己曾受过某种 特殊训练,却不能更深度地回忆起来。在逃亡过程中,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CIA秘密特工,他属于一个代号为“黑石楠”的秘密计划。黑石楠是CIA的高度机密 项目,类似于MK-ULTRA,都属人脑控制项目。实验特工被洗脑后,丧失了原来的记忆,而伯恩正是黑石楠计划的最成功实验品之一。也正是这个实验品,最 终打开了CIA惊天阴谋的黑匣子。

在2004年电影《杀死比尔2》里,比尔就给一位新娘就注射了自制的吐真药。而在《真实的谎言》这部大片里,施瓦辛格扮演的超级特工哈里,被注射了 一针吐真药后,才向妻子吐露自己不为人知的特工身份。中国香港电影《精武家庭》里,黄秋生扮演的落魄宗师余小宝,也被人注射了吐真药——硫喷妥钠,以套取 情报。 (注:电影中的“吐真药”仅供联想使用!)

吐真药卷土重来?

若不是此番印度使用吐真药,各国使用吐真药的历史或许将继续沉睡黑幕之下。

印度人给卡萨夫注射的吐真药是硫喷妥钠。作为巴比妥类药物的早期代表,硫喷妥钠最早由美国化学家欧内斯特·沃尔伍勒和道那利·特本于1932年合成。两年 后,硫喷妥钠正式作为一种麻醉药物在美国上市。但现在,很多大医院都已不使用这种麻醉药。

硫喷妥钠起效速度快,在美国成为实施死刑的用药之一。而作为一种吐真药,效果又是如何?有专家认为,对那些撒谎成性者或形成错误记忆的人来说,吐真药不会有什么效果。美国也已禁止在刑讯时使用药物。

吐真药的作用,无非是让人处于镇静催眠状态,消除大脑对行为的控制,使人下意识地对问题做出应答。由于谎言是一种欺骗行为,必须让大脑处于“假装模式”才 能撒谎成功。换言之,撒谎是一种更为高级与复杂的大脑活动。而当大脑被药物“麻痹”后,人主动说谎的能力会减弱。因此,只要你问,就有回应,绝不会铁嘴铜 牙榨不出一点讯息。从这点上说,吐真药至少能让人多说话,从而提供更大信息量。

使用硫喷妥钠等吐真药的讯息常较隐秘,少之又少。印度警察此番翻检出吐真药的真实报道,不经意中也让吐真药和它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

(已刊发《国家历史》2009.06)

找个嘎落角

回复 5 楼 2016-01-12

如何高高兴兴地说,“我不干”

Superman-Sleeps-front

【超人不睡,也会崩溃!题图和本文无关……显然的……】

你在吗?你有空吗?你能帮个忙吗?你能搭把手吗?你能做这事吗?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不能。

但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理由和借口在此刻背弃了我,然后我的嘴——有时候是手指 ——自发自动地说,“啊……可以的……”

就是因为我总是说 “可以” ,所以我现在真的真的不能再说 “可以” 了。每个承诺都是一笔债务,让我的日程表上挂满了 “已过期” 的任务。我得先把旧债还清,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找到不欠新债的办法——如果我想爬出这个巨坑,我首先得停止继续给自己挖坑!

我们之所以很难对别人说 “不”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希望别人能开心。如果拒绝让对方失望不快,共情心会让我们自己也多少觉得歉疚和难受。有时候,过往的阴影还会让我们因说 “不” 而焦虑不已——我会因此被解雇吗?我的朋友会不会再也不想邀我了?我的伴侣家人会不会因此不再爱我?这样的担忧一掠而过,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些担忧的存在,这些担忧几乎永远不会成真——事实上,人们更尊重懂得适时说 “不” 的人,而非一味答应却无法践诺的人。假如你发现自己常有 “被迫说不” 的感觉,或许你需要审视下自己的 “脑中独白” 。

而 “说不” 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说不 ”的理由。

有时候,请求者会设下心理陷阱诱使你答应,他们也许会利用互利回馈心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先慷慨地给你些什么,再向你索要写什么;也许会利用从众心理,告诉你其他人已经答应了;也许会利用愧疚心理,让你先拒绝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再顺势提出他们真正的要求 ……

然而,如果我们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知道哪些事会让自己成长,哪些事能让自己快乐,哪些事则会让自己过后悔恨不已,我们就有了一把标尺,用以衡量“我真的想做这件事吗? ”有时候,这件事你有空做,有能力做,然而却不是很想做。那么,你需要诚实地问问自己 “为何抗拒” ?是因为这件事不合长期目标吗?是因为难度太大担忧失败吗?假如你的决定是发自内心、目标,那么哪怕你有一万次机会重选,你也只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此,不管最后的决定是答应还是拒绝,我们都不会耿耿于怀,纠结于 “当初假如做了另一个决定会怎样 ”。

其次,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说 “不” ,那就在邀约到来前准备好这个拒绝的理由。要做到这点,你需要了解自己的极限,自己的渴望,和自己的需要。我们总是擅长想象“万一说不,会发生哪些可怕的事”,却很少想象“万一说是,可能发生哪些糟糕的事”。如果我们总是忙于 “紧急而不重要的事”,不给“ 重要的事情 ”设定具体执行时段,它就永远是 “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然而,能让你身心平衡、接近目标的事情必须永远优先,如果你自己状态不妙,你什么也做不到。必须时刻牢记 “自我为重,目标为重”,才能坚定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目标。

如果你需要清晨的独处冥想,就事先把它写进日程表。如果你需要傍晚六点去运动,就事先跟私教或伙伴预约好……尽管你一开始可能要反复告知 “抱歉我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不能接电话……下午六点到七点也不行 ”,但日子长了,首先你会拒绝得更熟练,其次,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你的固定规律,他们直接就不会开口询问,你自然也就免去了一次说 “不” 。

最后,既不要反射性地说 “好” ,也不要反射性地说 “不” 。如果一时实在搞不清自己想不想做这件事,记住心理学家丹 •吉尔伯特认为,三思而后行是幸福之源。你永远可以说, “可否容我先考虑一下,稍后再答复你? ”

说“不”的小技巧

1.问题不在你,而是在我,记得给出简短理由。

例如:多谢你的邀请,可惜我已经定好别的安排了。 / 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事先答应了在这周五前完成一份报告。

当然,如果理由是 “我不想做” ,就诚实地回答 “我不想做” ,否则,在人们第二次提出请求时,你会更难以拒绝。

2.不能此刻,也许未来,记得给出明确时间

例如:谢谢你考虑我,我这段时间已经排满了,不过,如果下个月 10号之后可以的话,我很乐意做这件事。

3.虽然我不能,但我愿意推荐别人或者提出替代方案

例如:实在抱歉我没办法做,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我知道能做得很棒的人选。或者我可以做到另一件事,你觉得行得通么?

4.如果别人表达失望、受伤或威胁之意,表明你理解他们的感受,但不得不再次坚定地拒绝

例如:我很难过你这么觉得,我希望你能开心,但这事真的行不通,我是真的没办法做到。

5.尽管很难,但尽量当面说 “不” 。文字会被错判,语音易被误读,配上表情和肢体语言,更能在说“不 ”的同时表达你的善意。

关于

本文除非获得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作者联系方式:新浪微博@游识猷)

王征444593690

回复 6 楼 2016-01-12

如何在死线未至时,像死线已至那样高效?

QQ20151228-0

倘若你是个脑力劳动者,做的工作无定规可循,不能简单重复,需要不断激荡脑力、解决问题、生产灵感、执行创意……很可能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状态分为两种。

一是虚掷模式。无人打扰,时间大段,身体康健睡眠充足,咖啡零食一应俱全,双显示器机械键盘,网络通畅电脑正常……然后?你摸鱼打混,聊天追文,悠然不觉长日将逝。

二是救火模式。没有一点点防备,一条死线就猝然“砰”一声砸到眼前。我怎么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你一边恼火,一边突然发现,不论环境如何,处处皆可工作。网络有如龟速?先读现有资料。电脑出了故障?手机打字足矣。夜半可以加班,车上可以路演,嘈杂周遭,也不能令你分心丝毫……咬牙冲过截止线,你终于长松口气,要是平常有这效率,怎需如今这般累个贼死?

仍有余裕时不能自制,突发意外时,不得不透支未来资源来救急,而这种透支又让明天比今天更难捱,结果每天为着早该完成的事宜疲于奔命,一天比一天更难以自拔—— 一旦陷入这种“虚掷-救火”的循环陷阱,待办事项就往往越积越多,就像欠了高额债务的人,发现偿付欠款甚至利息越来越难。美国心理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共同撰写的《稀缺》一书解释说,在资源富足时,大脑固然会掉以轻心。在资源极度缺乏时,大脑却也不能做出明智抉择,反而会孤注一掷,饮鸩止渴。

怎么解决?让大脑在“可控的稀缺”下工作。更具体地说,不妨先把你计划中的工作时间大幅缩减,譬方说……将每天的计划内工作,严格限于三小时之内——别小看三小时,坐办公室的美国人,平均一天真正工作的时间大概才90分钟。

“决心做得更少”,却能帮你“实际做得更多”——只因你一开始梦想的“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始终保持死线来临前的高效”,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未经严苛训练的大脑,不可能每天高效工作七小时。即使迫于极端压力而做到,也往往要付出透支的代价——透支其他未来项目的时间,透支自己的意志力,透支睡眠质量,乃至透支身心健康。救火模式正是如此。而内疚,自责,压力,焦虑,睡眠缺乏,没空休假,无暇与亲友相聚减压……救火时相伴而来的这些副产品,就像跑步时的额外负重,让你挣扎前行时,更加疲惫不堪。

想象如下场景,运动零基础的你决心开始慢跑,教练给了你这么一张健身计划:“每周跑五天,每天早上八点跑到中午十二点,休两小时,下午两点跑到六点,喔对了,记得负重十公斤。”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怎么可能!我根本跑不下来,估计十分钟后我就会在地上摊成一张肉饼。即使我拿出被狮子追时的意志力跑完一天,此后肯定也得卧床休息,没准还是在医院住院部卧床休息。

正常人不会给自己定这种健身计划,然而,年复一年,人们却给自己定这种工作计划。

最常见的错误,是计划时无余闲,将日程塞得满满当当,执行时则“弹性十足”——大脑一边因虚幻的“今日有八小时可供(高效)工作”而安于低效,一边还随时准备删改计划,扑去救火。

你需要做的,是计划时有余闲,执行时无弹性。是说服大脑“今天只有三小时可以工作”,让大脑悚然一惊,抖擞精神,像救火时那样目标明确,执行坚决。而日程表上留出的大量“余闲”,实际上是给你处理那些必然会出现的“突发状况”。如此,你就不至于因为各种“天降任务”而一次次推迟原定计划,导致最后主线任务反而挫折不断,难以进展。一个无法执行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而一个真正可执行的好计划,则一定会让你更高效。

6a4dabedgw1ezfmi6qyq6j20gy0isdlc

关于

本文除非获得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作者联系方式:新浪微博@游识猷)

题图由海洛创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