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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面盲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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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未成年艹

回复 1 楼 2016-01-12

互联网与面盲族的故事

引言

几个月前我在《Best American Science Writing 2007》的书中读到了一篇《Face Blind》的文章。这个故事让我想了不少。在2007年底研究院举行的系统和网络领域的例会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希望大家从每天繁忙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上,抬起头来,看得远一些,广一些。

面盲族的诞生

这是一个折磨着世上2%人的罕见疾病,而且可以遗传,所以应该历史久远。但其正式的医学立案却只有短短几十年,而且还诞生在很不寻常的地方。在枪林弹 雨的二战前线,一发弹片击穿了一位德国中尉的脑部,弹片取出之后,他不但活了下来,而且一切正常,除了一样:所有人的脸对他来说都消失了意义,无法辨别, 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脸。当主治大夫Joachim Bodamer让他的妻子穿上护士装和其他四个护士站在一起,他找不到她,他看到的只是五个护士。他的视觉完全正常:这是鼻子,那是眼,合起来就是一张“ 脸”,但是这张脸属于谁,是谁或者不是谁,已经成为完全不可捉摸的事。

在十几公里外的Dresdon,盟军投下了近七千吨的炸弹,整个城市已经是一片焦土。盟军的下一个轰炸目标是Stuttgart,正是Bodamer 开展治疗的地方。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Bodamer写下了长达47页的报告,并且问到:难道我们所感知的所有,只是一个幻觉,而且是一个由不同的组件 拼接而成的幻觉?他用了两个希腊语的词根给这个病起了一个较复杂的名字,叫做“prosopagnosia”。

在随后的很多年中,不断有人发现这种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集中在中风后的病人身上。但这种病例少而又少,发现的次数非常孤立,散布在世界各地。如 此恶劣的样本采集导致任何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都无法展开,更别提进行可控的实验了。这导致整个医学界对prosopagnosia的了解除了记录之外,完 全停滞不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美国小镇,年轻的律师Choisser在法庭上常常陷入找不到他的委托人坐在哪的尴尬境地,人缘也越来越糟糕。别人都抱怨他很 傲慢,见了面不打招呼,可事实上他只是认不出谁是谁。他忍受不了压力,终于辞退了工作,流落到旧金山的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一份会计工作。在这里,他只需要面 对数字,不需要认人。在这种极端的自我封闭中他重新捡回了自己。医生们告诉他病症类似prosopagnosia,他的视力超好,还有,就是还没有发现一 个病人,像Choisser自称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

可是他还是设法给自己打开了一扇窗。九十年代末,当第一波网络泡沫风起云涌之时,他在雅虎开了一个讨论组,起名“Face Blind”(“面盲”)。满地球挤来挤去的多少亿张脸孔,对他全部毫无意义,能指和所指之间彻底断裂,无法愈合。他不知道希望在哪,除了希望有人能够倾听。

他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就有了面盲 这一族。如果可以向网络倾吐,网络就可以整合和索引信息,索引的结果就是可以查询,查询的后果就是可以联络,可以联络就能聚类。世界变得很小,也变得很 大。认不了脸,他们还认识字。生活中孤立无助的面盲人聚合成了面盲族,他们在网上相互安慰,互相支援。

我们忙碌工作的意义

面盲族成立几个月之后,被一个 在加州Santa Barbara大学医学院念书的博士生Brad Duchaine在寻找博士开题的过程中撞见。在此之前,Brad是个中毒颇深的网络游戏族,不但荒废了学业,而且过度的游戏使得他无法开车上路。可是, 游戏族碰上面盲族的那天,却拉开了新的一页。Brad对Choisser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科学人员利用Choisser建立的这个网路组作为平 台,联络散布全球的病人,从而在大规模样本集上展开有计划的实验。虽然面盲的治愈还遥遥无期,但对这种疾病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实验结果表明,面盲的表 现可以是多个层次的,有些轻度的病人甚至只是对肤色没有感觉。通过联系病人的家属,基本可以确定这种病是能遗传的。抽样统计的结果说明,大概2%的人群患 有不同程度的面盲。对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视觉系统在识别人脸的那部分萎缩、血管收缩或受阻。这些结果,在互联网的发明之前是不可能有的。如今,对面盲的研 究已经成为了解人的感知的一个重要分支。

就像所有受过基础训练但步入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人一样,我对现代物理和人的感知这两个方向一直保持着业余发烧友的兴趣。在读完一本“On Intelligence”的书之后,我曾经很相信一个大一统的理论,认为人的感知是由一个基本的神经网络系统在不断的外界反馈之中完善和发展。这种理论不承认识别人脸和识别其他的形状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而面盲族的故事告诉我事实正相 反,而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相信生命在基因的这个层面的使命就是繁衍,那么任何人群中最关心一个新生命的就是其生身父母,因为唯有这个新生命才携带了 他们的基因。反过来说,一个新的个体是很脆弱的,如果他/她不能很快在人群中识别自己的父母,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快而精准地定位自 己的监护者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识别人脸的机制有别于并且领先于识别这世界中其他器物的能力,完全理所当然。

面盲人之所以成为网络一族,其 中关涉互联网技术上的方方面面我们基本上都相当了解。这都是十年前的技术,现在的进步更是飞速。可是我有时疑惑这些技术的飞跃给这个已经相当拥挤繁杂的世 界到底带来了什么?发个电邮举手之劳,方便和迅捷的后果却是思考的时间反而变得很稀少。在上海美术馆前不久展出的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作品中,有一例是拍 摄小孩子看电视时候的脸部表情,和另一组有先天痴呆的小孩子的视频混放在一起,即便是仔细看,也不容易区分开。我曾经陪同微软总部的同事参观中国的网吧, 惊讶于所见:是人在敲打键盘,还是键盘掌控人于股掌之间?屏幕前的一张张脸都是如此模糊和病态,苍白地飘在烟雾之中。

可是如果没有互联网,面盲人仍 然将是各自飘零于天涯的孤独客,永远迷失在众多的脸面之中。从孤立的面盲人到面盲族,是典型的量变到质变的例子。而如果不能聚沙成堆,汇水成河,科学就无 据可依,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就无处着手。无法了解,那就更加无从进步。如果不进步,那么我们面对命运,就是集体面盲。

我们这个行业如此忙碌的最终目 的,并不在消灭面盲。我们离科学还太远,即便在最好的公司里或是最好的研究机构,为赢利的驱动也让我们无法也没有时间去看得很远。但请不要相信我们工作的 意义只是让一个庞大的赚钱机器转得更快。有一些生命,比如Choisser,是不言放弃的,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忙碌工作的目的,就是帮助 Choisser;帮助Choisser,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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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仙

回复 2 楼 2016-01-12

(译)音乐、情绪和认知

      这是人工智能泰斗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教授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音乐节目中接受的访谈,主题是音乐和情绪的关系。明斯基教授一直在研究让计算机如何产生情绪。一般认为思维比较容易模拟,而情绪则难以捉摸,但明斯基教授却从目标(goal)、进程(process)和资源(resource)的角度来看待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意识活动,并指出两者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回事,因而建造情绪机器并非天方夜谭。明斯基教授的这个想法发端于1988年的著作《意识社会》(Society of Mind),并在2006年的《情绪机器》(The Emotion Machine)中得到发展。这两本书思想新颖,对认知、情绪、音乐、幽默感、人工智能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解读,语言也写得十分浅白易懂,适合所有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总之是非常值得译介。下面的文字由于是对话,所以显得有些散漫,但明斯基教授的主要思想都有反映。其中对具体乐曲的评论要结合背景音乐才能领会,加上与主题关系不大,故略过不译。标题《音乐、情绪和认知》为译者所加。

      音频在这里有下载:http://www.sl4.org/archive/0409/9846.html

音乐、情绪和认知

By 马文.明斯基

红猪译

文中C代表主持人,M代表明斯基教授 

C: 首先欢迎《情绪机器》。情绪是什么?我们为何会有情绪?音乐为何会激发情绪?我们请来了美国科学家马文.明斯基教授,明斯基教授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同时也是已故贝多芬的乐迷。明斯基教授眼下正在写一本名为《情绪机器》(Emotion Machine)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情绪的全新理论。在下面二十分钟的访谈中,他将借助贝多芬乐曲的一点帮助,和主持人Chris Maslanka一道探讨自己的新想法。就从《迪亚贝利变奏曲》中的一首说起。

M: 这音乐如此简单,却又如此丰富。曲子里包含多种音调。钢琴声在我听来如同一支乐队,因为每个声音都在表达相同却又不同的内容。现在他来了点爵士。我觉得这显示了贝多芬是如何发明爵士乐的。猛敲键盘让我想到现代流行音乐。贝多芬是最伟大的实验者,他尝试了各种新的音乐类型,这个人发明了一百种新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情绪不过是思维方式罢了。如果听过音乐之后,你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那最好还是不要听了。

C: 明斯基教授,我随便问了几个人:情绪是什么?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一位个性颇浪漫的女性告诉我,愤怒是种心情(mood),而爱是一种情绪(emotion)。另一位女性则对我说,情绪只有悲伤和幸福两种。为什么感觉起来这么简单直接的东西,谈论起来却相当困难呢?

 M: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把“情绪”这个词当成了一口箱子,凡是我们不理解的意识状态统统都往里扔。

C: 我们笼统地用这个词语表达许多东西。

M: 没错。要是观察一下婴儿多数动物,你会它们都在生命早期表现出各种活动状态,像是饥饿、恐惧和疼痛。我认为这些都是先天的机制,因为它们在很早就显示出来了,有人把它们称作“初级情绪”(primary emotions)。

C: 这么说它们已在脑中预先接好线路的。

M: 没错。接着你就过上了成年人的生活,参与起了更复杂的活动,我们给这些活动起了上千个名字,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更为复杂的情绪看作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当你愤怒时,你会改变自己关注的重心,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改变了。你要是觉得害怕,就会把某人的某个的手势看作威胁、而非邀请。我觉得情绪就是开关罢了。

C: 那么,情绪是如何运作的呢,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

M: 我喜欢把脑看作是一大片资源,脑有四百种不同的机制,你要是把它们统统打开,就会发生交通堵塞。情绪就在这四百种资源中做出选择。当你愤怒时,你就打开其中的三十或一百个;当你思考数学时,就打开其中的一百个;其中有的部分相互重合,还有的没有。每个心智状态或情绪状态都是你激活资源中的某几组后产生的。

C: 这些过程大多是无意识的吧?我们自己并不太了解。

M: 就算我们觉得自己意识到了,我们其实也并没真的有意识到,我们的脑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表征其本身。

C: 它会无限自指。

M: 没错,你要是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做了我做的事?”那你就会问“我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做了我做的事?”你要怎么摆脱这个循环呢?你会什么都干不了。演化一定把这些活动藏到了我们的意识之外。也许有人的脑中形成了某种连接,使其中的一个部分能看到其他部分在干什么。这些人不是疯了,就是不再关注外部世界。也许获得强大洞见的人都从这个物种中淘汰出去了,因为他们忙着思考自身,我们当中就有这样的人。

C: 可以说,它们都是阿基米德或空想家。

M: 没错,这就是个矛盾了。看似简单基本的事倒有可能是我们的脑做的最复杂的事。但脑的其他部分看不见它们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当你看着一只咖啡杯――我现在就看着一只――这个看的过程中包含了几百个进程(process),这些进程观察物体的边缘和区域,区分不同的质地,比如,它们得知道这杯子旁边的阴影不是杯子的一部分。但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只是说:“我看过去,就见到了杯子。”我觉得情绪状态也是如此,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脑中的上百个中心是如何运作的,因而只能使用这些粗糙的字词。

我们只有几个词语来描述思维状态。它们不是很好用,因为我们直到晚近才有了计算机科学。未来的一百年,等我们有了能扫描脑部的机器,也许就会有人收集到所有的数据并弄清楚脑中发生的事,但我怀疑这是否会实现。可能需要很大一台计算机才能追踪那么多部分。

C: 我觉得人们一般认为思考是理性的,而情绪是非理性的。思考是个枯燥的过程,即使一台电脑都能思考,我的电脑就为我计算收支;而情绪是神秘、浪漫、诗意的。但你现在告诉我说,其中的区别只在于打开或关闭不同的资源而已。

M:  说到情绪,人们常认为人只是本能的集合,这种观点把人看成了简单肤浅的机器。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思考只是简单的计算。然而实际上,当你思考时,你在许多层面上做着许多事。你问自己“我是否在这条道上花了太多时间?”“我是否在搜索正确的选项?”“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怎样利用以前解决过的相似问题来解决这一个?”你当然可以进行无数推理,因此你得有一个目标,知道自己应该瞄准哪里。你脑中的不同资源有着不同的目标(goal),它们总是彼此冲突。所以我并不认为思考是完全理性、完全逻辑的过程。我觉得如下的理论非常庄严:我们的心灵有几百个复杂的部分,如果我们理解了它们,或许就能学会控制它们。理解这点就能给人力量。理解某个事物往往能给你力量。有人认为,如果我们理解了自己为何喜欢音乐,我们就不会再喜欢音乐了。但我觉得那很荒唐,你永远不可能统统了解,知道的越多,眼前的可能性就越多。

C: 此外,“理性”也分几种。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村子里的笨蛋”这个故事:村里人到笨蛋那去给他钱,并让他在五十美分和半美元之间挑选,他每次都挑五十美分,结果一个银行职员对他说:“笨蛋啊,你得明白,五十美分就是半美元。”他说:“我当然知道。但我要是拿了半美元,那么拿钱的过程还能持续那么久吗?”但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感受”到了情绪?我们在谈论脚上的疼痛或是饥饿时也说“感受”。我们为何会在几种情况下都使用同一个简单易混淆的词呢?

M: 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些心理状态都对脑的其他部分具有相似的功能和影响。我觉得人们称为“感情”的东西其实是很复杂的思维模式。当有东西扎到的手指时,你会说你有了疼痛的感觉,接下来你会放弃所有其他目标,并致力于将那把蟹钳从手上挪开。我们还说到“精神痛苦”,精神痛苦的人无法思考,因为他会不断想到离他而去的爱人或丢失的钱财。大体来讲,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是非常相似的。两者都会产生“脑的阻塞”,让你无法达成日常目标。因此你会用同一个词来形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C: 此外,我们的姿态似乎也在告诉他人我们正在经历这种过程,我们哭泣或尖叫时都是如此。

M: 是的,这源于你的文化。有时候,光是思考就解决问题。有时候思考不管用,而别的什么人或许能帮上忙。跟多数动物不同,我们是通过社会互动学会大量知识的。你会在忍受痛苦时会发出呻吟并期望有人前来相助,这就解释得通了。

C: 为什么情绪会有用处。我们经常听人说,如果不是感情挡道,他们就能完成许多事。比如说愤怒吧,愤怒有什么用处呢?

M: 它是达成目标的绝好策略,因为当某人愤怒时,他会脸色变红、呼吸异常、牙齿外露,如果你正与人冲突,这些反应就能很好地让对方明白你会不讲道理、不会听他们的论辩。这就是演化给我们愤怒的原因。我觉得爱慕(affection)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C: 那么爱情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要比繁殖复杂多了。

M: 没错,动物不会面临繁殖的问题。但我觉得人类在这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至少在文明社会中是如此。假设你了解到:如果和这位异性交配,你就会有一个小孩,每天得花上十六小时照顾他,还必须放弃你的事业,本来喜欢的事也一件都干不成,那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要孩子了。于是就有了这件称为“坠入爱河”的妙事。我觉得爱情会关闭脑中批评性的部分,关闭在处境中寻找困难的感受器。你于是觉得对方尽善尽美,还说起了貌似深奥的胡话。话说回来,如果不加批评的话,任何事都可以显得深奥。因此,我认为,我们演化出的这种特殊机制关闭了脑的部分,它让你不大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

C: 有种蜘蛛必须引开配偶的注意,好让自己不被对方吃掉,并且有时间进行交配。于是它们用礼品引开配偶的注意。

M: 脑中发生的事大概差不多吧。脑的部分如果想把某件事做好,就得学会如何将其他部分关掉。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会待在一个地方连着几小时思考问题,连吃饭都会忘记。我姐姐有一次去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家拜访,他的孙子是她朋友。我后来问她:“老爷子怎样?”她说:“他很无趣,整天坐在角落里看乐谱。”

C:贝多芬的清洁女工看到他整天在纸上涂写,一定也会觉得困惑吧。

M:没错,再想想他是怎么指挥第九交响曲的,传说观众鼓掌时他茫然无知,直到有人帮他转过身来。贝多芬是在一片真空中做音乐的。大多数人无法想象那种场面。

(开始评论第九交响曲,略)

C:音乐为什么会激发类似真实情绪的感觉呢?

M:确实奇怪,贝多芬已经过世一百年,为什么还能从坟墓中控制我的意识呢?其中的奥妙在哪里?有人能不经我的同意就做到这一点,可够讨厌的。

C:没错,叫人愤慨。

M:可能是这么回事:我们能够识别几种简单的声音,比如突然发出的尖叫声告诉你有人在发火。看看动物吧,动物没有语言,但许多动物却用很少几种基本的叫声来表达痛苦、饥饿等等。也许最初的音乐是对笑声、快乐和沮丧的叫声的模仿。Manfred Clynes写了本好书叫《情感学》(Sentics),他在书中描述了七种曲线,并说它们与初级情绪有关,还宣称这对全人类都有效,我觉得他说得没错。音乐的部分或许包含哭声,让你感觉想哭;安抚声接着出现,让你感觉好些。音乐在对你将这样一个故事:感觉糟糕的时有人对你好,你就会感觉好些。这些都是抽象的情绪事件,音乐能引导你经历整个过程。

C:是否可以说,我们有种抽象的“故事感”,或“形式感”,而这些形式中的元素就像是姿态,而我们在音乐中不知怎的注意到了这些姿态?

M:没错。贝九的第四乐章类似某个情绪故事。Manfred Clynes还提到,听音乐时,你会经历一系列情绪状态,每种状态持续一两秒钟。而在日常生活中,有那样经历的人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但在音乐中,作曲家让你恼怒一阵、再焦虑一阵。经历这个过程,你说不定就能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如果真的管用,听音乐就是种绝妙的教育了。

C: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我们在音乐中感到的欢快或悲伤是贝多芬想让我们感受的?

M: 我想大概只有最简单的、表达喜悦或悲伤的声音才能被所有人理解吧。这可能是个经验的问题。如果听者了解从帕莱斯特里纳到巴赫到海顿到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他就会理解贝多芬的音乐,古典音乐是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来自另外一种音乐文化的人听了贝多芬写的音乐会有什么感受,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在传达情绪吗?我们感受到的是他感受到的吗?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反应肯定都不相同。也许他的某些情绪我们从未来感受过。

(讲解贝多芬第29奏鸣曲,略,大意是这首乐曲显示了贝多芬是如何思考的)

C:那么,我们为何会对音乐做出反应呢?

M: 对此我没有单一的理论。我认为这个机制是偶然产生的。它把和语言、视觉及运动有关的脑细胞联系在了一起。

C: 如果这种从音乐中获得乐趣的能力是演化而来的,那么它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音乐有时候实在耗费精力,我们去歌剧院听音乐,从网上下载音乐,我们演奏音乐、研究音乐,在音乐上花大钱。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它是否仅仅是种药物?是否只提供短暂的快感?

M: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快感的理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马克.土温说过一个关于瓦格纳的笑话。“喜欢瓦格纳吗?”“厄,他的音乐比听上去要好。”我觉得快感显然和学习有关。你做了一件喜欢的事,就会想要再做一遍。但“想要再做一遍”的机制是什么呢?你得建立关于“这是什么,我怎么开始做”的记忆。我怀疑快感的窍门之一是:如果发生了某件事,你又想要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并想将它记下,那么你就得关闭脑子里制造环境噪声的其他部分。这说明我们称为“快感”的东西会压制大部分脑的活动,好让少量几种活动能反复地将事情烙进脑海、不断加强。

C:这么说,如果快感就是将脑部分关闭,那么快感就未必总是好事。

M: 没错。

C: 我们会认为作曲家和其他创意型的艺术家会在创作中经历痛苦、饱受煎熬,是否就是这个原因?

M: 艺术在创造新东西时,当然会破坏自己平常做事的方法。于是脑的其他部分就会说“这样不对,我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了”。因此我觉得有创意的人得擅长将脑中因痛苦产生的抱怨关闭,或许还得加以利用。因此创造型的艺术家得敢于冒险,得做些通常行不通、但还是值得一试的事情。

C:在我看来,音乐不仅帮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音乐唤起的情绪和思维方式也和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不同。它触及的那部分意识是其他过程所无法触及的。

M: 没错。它能产生你在日常生活中从未想到的组合,并迫使你进入你永远无法企及的状态。在贝九的第四乐章中,作曲家试图让我同时思考几个想法,乐队和和声各行其是,我想要同时注意所有声部,但没人能够。古典音乐当中,我最喜欢这一点。我们会说某事吸引你的注意。我所以喜欢赋格,是因为赋格会吸引你的全部注意。这就是音乐能为我们做的另一件事了:它不仅教我们换一种思考方式,还让我们同时用几种方式思考。我们可以同时思考其中的节奏、速度、质感、结构和故事。这真是一场冒险,每时每刻。贝多芬接下来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莪吥媞ゝ尛孩

回复 3 楼 2016-01-12

“当看见的时候”(节选)

同样是旧文,全文发表于07年6月刊《新发现》《通往心灵中央的旅程》一文提到了fusiform(脸部类别识别脑区),因此把这篇文章贴出来。原文太长,只节选一段,这段介绍了视觉系统类别识别区域(包括fusiform)的编码机制,篇末给出了一个对“面部失认症”/“脸盲症”的解释,供大家参考。同样请对照阅读:)

Tips To How To Get Your Ex Back

汉语中形容女子之美的词很多,比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等等,但唯有一词达到了极至,叫做“臆想之美”,意思是想象中那个女子有多美,她就有多美。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平日里的所见所闻决定了梦中情人的模样,而如果无法记住看过的面孔的话,这个词的妙处可就要大打折扣了。多数人都能很容易认出迎面走来的朋友,即便已很长时间不见,但也有人经常会把擦肩而过的家人当作陌生人,这并不是因为刚好没看到,而是由于他们得了一种被称为“脸盲症”的疾病。此病的患者能看清楚别人的脸,却无法将其记住,甚至包括镜子中的自己。但他们并非记忆力差,人名、电话号码、书中的文字……都与正常人一般无二,唯独“脸”。

既然记不住,自然也就分不清楚看到的那些脸到底属于谁,于是眼中只有陌生人。患有“脸盲症”的病人往往记忆力正常,也不具有其他识别障碍,这说明视觉系统对面部信息的处理有着专门的机制,而在处理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出错导致了“目中无人”事件的发生。脸部反射出的光线与其他物体反射出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工作于低级视皮层区域间的并行信息处理通路,仅对颜色、形状、运动等基本视信息进行分类加工,因此所谓的专门机制是由某些专门对脸部信息进行处理的高级视皮层区域体现出来的。这些皮层区域很挑剔,只接收下级皮层传递来的跟脸部有关的视觉信息,其他的几乎不予受理。存在如此高度特化的区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能否及时从他人面孔中获取到关键、精确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此人是否认识?正在高兴还是生气?……这些信息决定了我们下一步的行为:寒暄两句还是继续前行;报以微笑还是默不做声。而如果面对的是根香蕉的话,就不必费这般周折了,什么都不想直接拿起来吃掉,也正因此不会存在专门处理香蕉信息的皮层区域。

除了脸部之外,还有些视觉对象由于其重要性需要设立特区,目前已发现的有:专门对人体信息(如手脚、四肢、躯干之类)进行处理的区域;专门对场所、地点信息(如厅房、楼道的结构布局,公司所在街角的位置之类)进行处理的区域。这些专属区域是视觉系统的终点站,其最重要的任务是标识出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标识方法与红绿灯时间显示牌的工作原理相仿。显示牌是由七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日”字形,二极管通过特定的组合方式发光构成0到9十个数字,比如想显示0的时候,中间的“一横”不亮,其余的都亮就可以了。在皮层中,扮演二极管角色的是细胞,某些细胞组合在一起的同步反应(同时发光)代表了某视觉对象的类别。比如当你看到恋人的脸时,在脸部专属区域立刻就会有一群细胞同时做出强烈反应,而且无论其离你是远是近;是在视野中心还是在眼角处,都至少有这一群细胞在“发光”,即便她正在微笑甚至做鬼脸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群细胞的同步反应专一地代表了恋人的脸,所以不管她摇摇头还是撇撇嘴,你都不会把她当作另外一个人。

判断出看到的是什么是大脑的基本职责之一,视觉系统在此过程中的任务是为视觉对象生成属于自己的标识符,这标识符就是一群特定细胞的同步反应,反应发生在已发现的和可能存在但尚未发现的专属区域,以及对其他普通视觉对象进行统一标识的非专属区域(见文后注释)。标识符与视觉对象是专一对应的,如果恋人的脸突然变成母亲的脸,“发光”的就是另外一群细胞了。多少有些意外,大脑中并没有呈现出与眼中所见相同的场景,视觉系统的最终产品不是视觉对象的副本,而是代表它们的标识符。标识符接下来会启动视觉系统外其他高级皮层区域的相关连锁反应,我们这才意识到看见的是张脸,而不是香蕉;是恋人的,不是母亲的。当然仅仅判断出类别是不够的,能否及时察觉出恋人眼帘低垂、嘴角含笑是因为害羞;杏眼圆睁、嘴巴撅起是表达嗔怒至关紧要。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整个视觉系统需要高度运转,信息流在皮层间往复穿梭,绝非可以自下而上一蹴而就。这个过程比类别识别复杂的多,无法简单解释清楚。但毫无疑问,区分出眼中种种事物的类别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种类是无限的,而大脑中的细胞再多也是有限的,若要用有限来表示无限可就需要一些技巧了。再来看看那个显示牌,“日”字最上面的那根二极管既在表示2时发光,也在表示5时发光,很显然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同样的道理,一个细胞既会在恋人的脸出现时反应,也会在母亲的脸出现时反应,每个细胞代表脸不同方面的特征,它们的某种特定组合即代表了一张特别的脸。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编码机制,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是以有限表示无限的唯一办法。事实上虽然显示牌只显示十个数字,但七个二极管可以代表的情况多达2的7次方128种,而视皮层的细胞数量是以亿为单位的,所以不必担心看到的东西多了,大脑会无法区分出彼此,即便各式各样的新物品正在被不断制造出来。编码机制不是高级视皮层区域的独家专利,而是应用于视觉系统各处乃至其他感觉系统,它可以说是大脑进行信息处理的通用法则。

当看到照片中的恋人时,你会立刻想起有关她的一些信息,如名字、性格、爱好等,当然还有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幸福感。这说明视觉系统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会将接力棒传递给负责记忆和情绪的脑区。编码规则在那里同样适用,但是会存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一个细胞的编码,当恋人的脸出现时,只有这个细胞做出反应,而且它忠贞不二,对别人的脸都不感兴趣。这类细胞被称为“祖母细胞”,这样叫是因为曾有神经学家认为既然在视觉系统的等级组织结构中,从低级皮层到高级皮层细胞的感受野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那么到最后理所当然地会存在一个超级细胞,其感受野可以对应整个一张脸。

不一定只有脸才拥有与其对应的祖母细胞,一只动物、一种食物都可以享受这份待遇,但前提是它必需令你印象深刻。也就是说这种地位显赫的细胞只会对恋人的脸、朝夕相处的宠物狗、最钟爱的炸酱面专一反应。这并不难理解,如果每个陌生人、每只狗、每种食物都需要“专人”服务的话,大脑的“员工”再多也不够用。资源不容浪费,但为了让人在对其最重要、最熟悉的事物出现时尽快做出反应,能够显著提高效率的祖母细胞也是必不可少的。看来我们的大脑在资源利用率和效率之间做了一个兼顾,以一种灵活的方式进行编码,一般的视觉对象一般对待,特殊的视觉对象特殊对待。显而易见的是,特权不是与生俱来的,对恋人的脸情有独衷的那个细胞,在你遇到她之前未必会有什么惊人之处,也许正是你的日思夜想才造就了它的痴心。所有的细胞和神经回路都时刻处在动态变化当中,不过相对固定的等级制度确然存在,从低级皮层到高级皮层编码效率是越来越高的,祖母细胞在记忆、情绪等脑区(已不属于视觉系统)的出现证实了这一点。

脸部专属区域与记忆脑区的通信障碍可能是“脸盲症”的症结所在,家人的脸在脸部专属区域所生成的标识符,总是不能在记忆脑区触发后继的反应,即无法形成相关的记忆。脑海中缺少容颜的烙印或许另有一桩好处,那就是想象能够不受过往的羁绊,天马行空。

注:已发现的专属区域:fusiform face area(FFA)——脸部;extratriate body area(EBA)——人体;parahippocampal place area(PPA)——场所、地点。非专属区域:lateral occipital complex(LOC)——除脸部、人体、场所、地点外的其他所有客观物体。需要说明的是,专属区域对信息类别的选择并不是绝对化的,比如EBA同时也对动物、非生命物体如剪刀等信息进行处理,但反应比较弱,只有对人体信息进行处理时反应才最强,正因为如此该区域被认为是具有专属性的。

参考文献:

1.Paul E. Downing, Yuhong Jiang, Miles Shuman, Nancy Kanwisher. A cortical area selective for visual processing of the human body[J]. Science. 2001 Sep 28;293(5539):2470-3.

2.Hung CP, Kreiman G, Poggio T, DiCarlo JJ. Fast readout of object identity from macaque inferior temporal cortex[J]. Science. 2005 Nov 4;310(5749):863-6.

3.Rotshtein P, Henson RN, Treves A, Driver J, Dolan RJ. Morphing Marilyn into Maggie dissociates physical and identity face representations in the brain[J]. Nat Neurosci. 2005 Jan;8(1):107-13. Epub 2004 De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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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arles G. Gross. Genealogy of the“Grandmother Cell”[J]. Neuroscientist. 8(5):512–51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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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小米儿

回复 4 楼 2016-01-12

如何高高兴兴地说,“我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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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不睡,也会崩溃!题图和本文无关……显然的……】

你在吗?你有空吗?你能帮个忙吗?你能搭把手吗?你能做这事吗?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不能。

但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理由和借口在此刻背弃了我,然后我的嘴——有时候是手指 ——自发自动地说,“啊……可以的……”

就是因为我总是说 “可以” ,所以我现在真的真的不能再说 “可以” 了。每个承诺都是一笔债务,让我的日程表上挂满了 “已过期” 的任务。我得先把旧债还清,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找到不欠新债的办法——如果我想爬出这个巨坑,我首先得停止继续给自己挖坑!

我们之所以很难对别人说 “不”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希望别人能开心。如果拒绝让对方失望不快,共情心会让我们自己也多少觉得歉疚和难受。有时候,过往的阴影还会让我们因说 “不” 而焦虑不已——我会因此被解雇吗?我的朋友会不会再也不想邀我了?我的伴侣家人会不会因此不再爱我?这样的担忧一掠而过,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些担忧的存在,这些担忧几乎永远不会成真——事实上,人们更尊重懂得适时说 “不” 的人,而非一味答应却无法践诺的人。假如你发现自己常有 “被迫说不” 的感觉,或许你需要审视下自己的 “脑中独白” 。

而 “说不” 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说不 ”的理由。

有时候,请求者会设下心理陷阱诱使你答应,他们也许会利用互利回馈心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先慷慨地给你些什么,再向你索要写什么;也许会利用从众心理,告诉你其他人已经答应了;也许会利用愧疚心理,让你先拒绝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再顺势提出他们真正的要求 ……

然而,如果我们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知道哪些事会让自己成长,哪些事能让自己快乐,哪些事则会让自己过后悔恨不已,我们就有了一把标尺,用以衡量“我真的想做这件事吗? ”有时候,这件事你有空做,有能力做,然而却不是很想做。那么,你需要诚实地问问自己 “为何抗拒” ?是因为这件事不合长期目标吗?是因为难度太大担忧失败吗?假如你的决定是发自内心、目标,那么哪怕你有一万次机会重选,你也只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此,不管最后的决定是答应还是拒绝,我们都不会耿耿于怀,纠结于 “当初假如做了另一个决定会怎样 ”。

其次,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说 “不” ,那就在邀约到来前准备好这个拒绝的理由。要做到这点,你需要了解自己的极限,自己的渴望,和自己的需要。我们总是擅长想象“万一说不,会发生哪些可怕的事”,却很少想象“万一说是,可能发生哪些糟糕的事”。如果我们总是忙于 “紧急而不重要的事”,不给“ 重要的事情 ”设定具体执行时段,它就永远是 “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然而,能让你身心平衡、接近目标的事情必须永远优先,如果你自己状态不妙,你什么也做不到。必须时刻牢记 “自我为重,目标为重”,才能坚定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目标。

如果你需要清晨的独处冥想,就事先把它写进日程表。如果你需要傍晚六点去运动,就事先跟私教或伙伴预约好……尽管你一开始可能要反复告知 “抱歉我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不能接电话……下午六点到七点也不行 ”,但日子长了,首先你会拒绝得更熟练,其次,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你的固定规律,他们直接就不会开口询问,你自然也就免去了一次说 “不” 。

最后,既不要反射性地说 “好” ,也不要反射性地说 “不” 。如果一时实在搞不清自己想不想做这件事,记住心理学家丹 •吉尔伯特认为,三思而后行是幸福之源。你永远可以说, “可否容我先考虑一下,稍后再答复你? ”

说“不”的小技巧

1.问题不在你,而是在我,记得给出简短理由。

例如:多谢你的邀请,可惜我已经定好别的安排了。 / 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事先答应了在这周五前完成一份报告。

当然,如果理由是 “我不想做” ,就诚实地回答 “我不想做” ,否则,在人们第二次提出请求时,你会更难以拒绝。

2.不能此刻,也许未来,记得给出明确时间

例如:谢谢你考虑我,我这段时间已经排满了,不过,如果下个月 10号之后可以的话,我很乐意做这件事。

3.虽然我不能,但我愿意推荐别人或者提出替代方案

例如:实在抱歉我没办法做,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我知道能做得很棒的人选。或者我可以做到另一件事,你觉得行得通么?

4.如果别人表达失望、受伤或威胁之意,表明你理解他们的感受,但不得不再次坚定地拒绝

例如:我很难过你这么觉得,我希望你能开心,但这事真的行不通,我是真的没办法做到。

5.尽管很难,但尽量当面说 “不” 。文字会被错判,语音易被误读,配上表情和肢体语言,更能在说“不 ”的同时表达你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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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无名之人

回复 5 楼 2016-01-12

如何在死线未至时,像死线已至那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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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是个脑力劳动者,做的工作无定规可循,不能简单重复,需要不断激荡脑力、解决问题、生产灵感、执行创意……很可能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状态分为两种。

一是虚掷模式。无人打扰,时间大段,身体康健睡眠充足,咖啡零食一应俱全,双显示器机械键盘,网络通畅电脑正常……然后?你摸鱼打混,聊天追文,悠然不觉长日将逝。

二是救火模式。没有一点点防备,一条死线就猝然“砰”一声砸到眼前。我怎么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你一边恼火,一边突然发现,不论环境如何,处处皆可工作。网络有如龟速?先读现有资料。电脑出了故障?手机打字足矣。夜半可以加班,车上可以路演,嘈杂周遭,也不能令你分心丝毫……咬牙冲过截止线,你终于长松口气,要是平常有这效率,怎需如今这般累个贼死?

仍有余裕时不能自制,突发意外时,不得不透支未来资源来救急,而这种透支又让明天比今天更难捱,结果每天为着早该完成的事宜疲于奔命,一天比一天更难以自拔—— 一旦陷入这种“虚掷-救火”的循环陷阱,待办事项就往往越积越多,就像欠了高额债务的人,发现偿付欠款甚至利息越来越难。美国心理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和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共同撰写的《稀缺》一书解释说,在资源富足时,大脑固然会掉以轻心。在资源极度缺乏时,大脑却也不能做出明智抉择,反而会孤注一掷,饮鸩止渴。

怎么解决?让大脑在“可控的稀缺”下工作。更具体地说,不妨先把你计划中的工作时间大幅缩减,譬方说……将每天的计划内工作,严格限于三小时之内——别小看三小时,坐办公室的美国人,平均一天真正工作的时间大概才90分钟。

“决心做得更少”,却能帮你“实际做得更多”——只因你一开始梦想的“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始终保持死线来临前的高效”,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未经严苛训练的大脑,不可能每天高效工作七小时。即使迫于极端压力而做到,也往往要付出透支的代价——透支其他未来项目的时间,透支自己的意志力,透支睡眠质量,乃至透支身心健康。救火模式正是如此。而内疚,自责,压力,焦虑,睡眠缺乏,没空休假,无暇与亲友相聚减压……救火时相伴而来的这些副产品,就像跑步时的额外负重,让你挣扎前行时,更加疲惫不堪。

想象如下场景,运动零基础的你决心开始慢跑,教练给了你这么一张健身计划:“每周跑五天,每天早上八点跑到中午十二点,休两小时,下午两点跑到六点,喔对了,记得负重十公斤。”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怎么可能!我根本跑不下来,估计十分钟后我就会在地上摊成一张肉饼。即使我拿出被狮子追时的意志力跑完一天,此后肯定也得卧床休息,没准还是在医院住院部卧床休息。

正常人不会给自己定这种健身计划,然而,年复一年,人们却给自己定这种工作计划。

最常见的错误,是计划时无余闲,将日程塞得满满当当,执行时则“弹性十足”——大脑一边因虚幻的“今日有八小时可供(高效)工作”而安于低效,一边还随时准备删改计划,扑去救火。

你需要做的,是计划时有余闲,执行时无弹性。是说服大脑“今天只有三小时可以工作”,让大脑悚然一惊,抖擞精神,像救火时那样目标明确,执行坚决。而日程表上留出的大量“余闲”,实际上是给你处理那些必然会出现的“突发状况”。如此,你就不至于因为各种“天降任务”而一次次推迟原定计划,导致最后主线任务反而挫折不断,难以进展。一个无法执行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而一个真正可执行的好计划,则一定会让你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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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由海洛创意提供。

liu心内心外

回复 6 楼 2016-01-12

十个问答,深入了解自闭症谱系障碍

本文为科学松鼠会成员Keledoll创立的“友心人”供稿。

友心人是什么?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我们了解心理咨询行业,为有心理困扰的朋友提供科学知识和寻找咨询师的建议。成为你懂心理学的好朋友,陪你找有趣的人生答案。

微信:yosumn,微博:@友心人心理社区

本文创作团队

朱绘霖: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现在主要采用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研究自闭谱系障碍儿童以及其他各种精神疾病的神经基础。自2008年开始加入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广州发展小组,接受荣格分析师的个人分析、督导和研讨会。在很多地方兼职过,工作对象从幼儿到大叔。现为荣格分析师候选人(router for individual member of IAAP)。

郑永锴:2002年离开了土木工程的专业,开始资优儿童的服务,因而接触特殊教育需要的工作。200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HKU)家庭研究院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师从结构派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博士。之后一直从事私人执业的家庭治疗,并积极参与特殊教育及同志平权等政策倡议。

郑永锴:2002年离开了土木工程的专业,开始资优儿童的服务,因而接触特殊教育需要的工作。200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HKU)家庭研究院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师从结构派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博士。之后一直从事私人执业的家庭治疗,并积极参与特殊教育及同志平权等政策倡议。

编辑 | 孙逸馨: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本科在读

为什么关注自闭症?

“莆田系”自闭症的医疗骗局让我们(友心人)意识到科普自闭症谱系障碍需要广度,也需要深度。因此我们请了两位自闭症谱系障碍领域回答有关自闭症的10个重要问题,整理成这份自闭症深度问答。

嘉宾一:朱绘霖,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朱老师目前在研究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神经系统。

嘉宾二:郑永锴,香港大学家庭研究院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擅长特殊教育。

概念科普 | “自闭症谱系障碍”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闭症”。一般而言,其症状是社交及沟通上的广泛性异常、异常局限性的兴趣、高度重复性的行为。这种疾病的特殊之处在于:把“谱系”当做一条光带,自闭的症状就好像散落在光带中的点。每一个患者都是不同的点的组合。组合的结果非常复杂、多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郑老师告诉小友,他们可能是IQ很高也很强语言能力的有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 Syndrome)的人,也可能是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弱的自闭症患者。每一位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都不可被贴上固定标签。

一、我害我的孩子生病了吗?——病因&诊断

小友说:自闭症谱系障碍,究竟是怎么导致引起的?曾经有人认为源于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然而研究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来看看朱绘霖老师的干货吧!

1.自闭症谱系障碍病因是先天还是后天?

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孩子们是因为父母错误的教养方式才变得自闭,令许多患儿的父母非常自卑、内疚。但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自闭症谱系障碍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朱绘霖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提到:双生子研究发现,低于70%的同卵双胞胎同时患病,然而90%的同卵双胞胎同时具备认知与社会交往异常的症状,表明自闭谱系障碍具有明显的遗传因素在起作用。

研究也表明,绝大多数患儿在出生时就已经患病,只不过社会交往障碍通常要等到一岁后才能逐渐体现出来。

2.那环境诱因又可能是什么呢?

朱绘霖指出,如果列举环境因素,主要是孕期母体荷尔蒙、围产期和产期因素。

自闭症谱系障碍研究者Kolevzion等人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指出,产前和围产期因素当中,有三项父母特质(父母高龄、产妇高龄和母亲出生地)和两项产科因素(出生低体重或早产、分娩缺氧)会导致自闭谱系障碍的患病风险提高至少50%。羊水中较高的睾丸酮含量和血液中较低的血清素含量与自闭谱系障碍发病有关。此外,免疫失调也是自闭谱系障碍的高危因素之一。

3.可以对准备怀孕的父母提出什么建议呢?

朱绘霖建议:

①如果第一个孩子是自闭症谱系,那么是否要第二个孩子,请谨慎再谨慎。

②趁年轻。研究发现:“虽然男性的精子是不断产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分裂出精子的精原细胞却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基因变异……父亲年龄越大,生育的子女带有包括自闭症谱系和精神分裂症在内的各种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原文见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157/)

③母亲准备怀孕前需要做荷尔蒙检查,孕期避免接触相关药物和物理刺激。密切关注羊水中激素和血液中血清素的水平。

④产科风险因素方面,需要咨询产科大夫如何避免。

小友总结: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前沿的研究都在生物化学、神经生物水平上进行,目前仍然没有找出确切的病因,也因此尚未能够彻底治愈。

4.目前如何诊断自闭症谱系障碍?

现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断,主要是具有诊断资格的儿科医生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做出的。另外可以用一些量表进行更严格的确诊,这些确诊量表必须由经过长期训练并获得资格证的专业人员作出。需要多位专家的多次诊断,有些诊断还会借助其他的工具进行进一步确认是否存在器质性病变。

朱绘霖:国内现在诊断比较好的机构,家长去得较多的有中山三院、南京脑科医院、北大六院。医院诊断的一般过程都是先筛查(网络上能查到许多自闭症谱系的筛查工具,如CARS,CHAT,MCHAT,ABC),再面谈、观察,然后经过2-3次这样的重复才能确诊。如果是不到2岁的儿童,可能确诊周期会更长。

筛查过程就是家长填一个简单的量表,能够快速、大致确定自闭症谱系的患病风险,但也要经过2-3次医师的观察互动才能确诊。

国外,以瑞典为例,对自闭症谱系的诊断包括筛查,基因检测,家长访谈,临床心理评估,并且采用自闭症谱系观察诊断量表(ADOS,针对婴幼儿、儿童和成人)和自闭症谱系诊断访谈访谈(ADI,针对家长的系统访谈),跟踪半年左右确诊。但只要被认定为自闭症谱系高风险,都会先安排干预。现在研究的主张是,只要筛查出来具有高自闭症谱系风险,就要干预,无需等到确诊。通常确诊是2-3岁,但最早18个月就可以开始进行早期干预。

大陆诊断方面,之前提到的医院医生都比较负责认真谨慎的,他们也有一个团队去完成,也会兼顾国际化和本土化。而其他大部分的训练机构,事实上都不具备诊断能力的。

5.关于诊断,需要注意什么?

朱绘霖: 国内诊断是一个家长-医生-孩子之间的三体问题。三者都是主体。家长的认知程度和主观期待,医生的专业素养以及医疗取向,孩子自身在各种不同环境(家庭以及 医院)的表现以及孩子自身的发育变化等等因素都会影响诊断。

在国外诊断直接和保险以及医疗服务挂钩,也是非常重要且利益相关的环节。

6.目前诊断技术的最新发展如何?

2010年,英国精神病研究院的克里斯汀·埃克(ChristineEcker)开发了一种软件来确定自闭症的解剖学特征。他们通过一种叫“支持向量机(SVM)”的工具来构建分析模型,然后将正常人的大脑图形与患者的大脑图形输入这个模型中,让这个机器分类。分类结果的正确率达到90%以上。这说明SVM的判断结果与患者的社会交往和沟通症状的相关非常大。另外,SVM还能够区分自闭症谱系障碍和多动症(ADHD)病人的大脑。

目前这项技术的测试和推广情况是如何的,小友暂时还不能给出确定答复,需要更多专家为我们解答。

小友说:自闭症的诊断技术在不断发展。不过,郑老师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向小友强调的一点是:“诊断”,不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他提到,在心理学中,我们一般不说“诊断”,而是说“评估”,也就是一个加深了解他们的过程。从评估,到如何把正确的信息传达给家长,到如何介入,都是需要谨慎处理的。

郑老师对介入初期的“评估”非常在意,源自于他曾经的经历:

郑永锴分享的第一个经历故事:

这是我实习时期发生的,来自一位母亲的分享。

孩子是记忆力超强,很活泼,样子非常可爱的男孩。家有一个哥哥,也是乖巧的孩子,名校生,很爱弟弟。父亲收入稳定,也很关心家人。一家四口可以说是典型的幸福小家庭。

母亲一直觉得孩子有点奇怪,但又不懂问题是什么。终于到四岁时排期做评估,儿童精神病医生说,孩子是自闭症。母亲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问医生:“什么是自闭症?他不是弱智吧?”医生冷冷的答:“现在不是弱智,如果没早发现我就不知道啦。你出去拿资料自己回家看,会有下一轮测试。”

母亲当时听到的,是“孩子有问题”,什么“自闭症”,她以为是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孩子,没及早找医生,要害孩子变弱智。

拿了一大堆资料,她完全无力去看。走出评估中心,处于完全迷失的状态。忽然听到孩子大叫“妈妈”,她回神过来,发现自己已拖孩子走出马路,面前几部大货车经过。如果孩子没叫醒她,如果她再拖孩子走多两步,已经被卷入车底了。

有研究指出,父母得知孩子有发展的障碍时,所经历的压力和创伤,甚至会和丧失家人的感觉的程度差不多。如果作为专业人士,没有这自觉,带来的信息没有令父母更了解孩子,而是让他们觉得天崩地裂,那么我们不仅没为他们服务,甚至只是用我们所谓专业的傲慢去破坏了一个家庭。

第一个故事也提醒了我,不能乱提任何DSM内的名词。在面对很多迷惘和困惑时,听到一些一知半解的名词会让人长期停留在那隐藏多时的忧虑里。

所以即使家长提出任何“病症”可能性,我会追问究竟他们有什么观察和例证,一直问到我觉得我大概知道孩子的喜好,长处,情感,及与家庭互动模式,再整理出一套有弹性的对孩子的描述作确认。之后,我才进入下一步(例如正式建议家长向儿童精神科求助,或找评估中心作评估。但目的是找到更多支援,而不是“确诊”)。

所以我工作的思考中,虽然有对阿斯伯格(Asperger,高功能自闭症), Autism(自闭症), ADHD(多动症)等特性的概念,但少由我口中提这些名词,更少会形容这些为“病”。

小友总结:别忘记,位于自闭谱系上不同位置的人会有不同的特点,包括特殊的能力,或者其他障碍或困难(比如ADHD、长大一点是否有情绪问题、惊恐症),即使是高功能的自闭症患者也可能面对这些问题。评估得越仔细,就能加深对孩子的了解。评估之后,家长和专业人士都要思考的是:“我们准备好开始与来自星星的孩子相处的旅程了吗?”

二、我没有情感处理器,但我很棒!——治疗&成长

小友说:目前,自闭症还无法得到根治。大部分自闭症谱系的儿童及其家庭都会参加训练机构。这些训练机构的标准、效果该如何评定呢?

7.自闭症训练机构的效果,如何评判呢?

朱绘霖:以广州一所专门的特殊学校为例,一般老师们都会有教学、训练方案和目标,是有标准去评估教学、训练效果的。

好的训练模式,通常都是不会把家长这一重要的角色排除在外。亲子班的训练,是老师教家长,家长教孩子。训练机构也会经常和家长沟通孩子在家的表现,给予家长定期培训,和家长共同配合帮助孩子发展。

通常情况下,常规建立、行为问题的训练效果是很明显能看到的。认知能力的话就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评估,就像小学考试一样,自闭症谱系孩子也会有定期认知能力的考试。情绪和社交技能的训练也有相关标准。

小友说:训练效果是可以明显被看到的!家长的陪伴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一切宣称封闭式的训练都是骗人的 !!

8.自闭症的治疗有哪些进展?

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治疗,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并且目前尚未找到治愈的方法。而目前形形色色的各种“疗法”,怎么知道靠不靠谱呢?美国国家自闭症中心(National Autism Center)发布了一份研究(National standard Project 2),总结了已被证明有效、未被证明有效、已被证明无效的介入方法(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家长们可以直接参照,对提供无效介入方法的机构说“不”!

更深入的研究表明,是与神经系统中的突触的功能有关。有了这个结果,科学家们就可以针对突触寻找治疗方法。

不过,基于对自闭症的认知研究结果,心理学领域也在努力开发辅助治疗工具。比如友心人曾经介绍过的“Look at me”,是一款通过人脸识别游戏来训练自闭症者的人脸识别能力的应用。它由临床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治疗师组成的研发团队设计,在实验阶段有20个孩子参加了实验,在使用应用8周后,60%的孩子的自闭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

目前这款应用仍处在临床测试阶段,推出之后必定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家庭的福音!(注:想了解更多关于Look at me的信息,可在文末点击链接)

小友提醒:自闭症谱系障碍尚未能治愈。一切宣称“100%治愈”的广告都是骗人的!

look at me 中的游戏之一:给情绪强度排序。

9.自闭症孩子长大以后如何生存(自理、结婚、就业)?

朱绘霖:国内一些家长组织、机构和学校都探索针对自闭症谱系以特殊教育为主的融合模式、职业教育。香港、台湾和内地出现一些以做烘焙为例的支持性就业,是将自闭症谱系和其他精神障碍一样具有局限性的群体,以教会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工作为目标。但不可否认,自闭谱系群体中也有一些儿童具有难能可贵的特殊才能,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是否能个性化地认识到每颗星星的亮点和局限性,还需要探索和实践。

中国于1982年在南京首次报告了4例自闭谱系障碍患儿,他们到现在也30多岁了。但对于这部分的生存状况,我确实了解不多。希望有机会深入了解这群人目前的生存状况。

正如朱老师所言,好的治疗都不会把家长的角色排除在外。因此,家庭对孩子的接纳尤为重要。而郑老师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让小友觉得,每个人都有缺陷,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愉快地生活。

郑永锴分享的第二个经历故事:

这是一个我多年前工作时遇到的孩子。当时这孩子还是小学生,十岁, 阿斯伯格患者,IQ很高,但不喜欢上课。

他的父母都是成功人士: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企业家女儿,也管理着大生意。孩子有行为问题,又不愿和父母及妹妹沟通,这令父母很困扰。

有一次他要求父母买新计算机给他。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心理学家告诉父母既然他对科技有浓厚兴趣,而当时是暑假,就建议让我给他设计几节的课程,自己砌一部计算机,并了解计算机的运作。

为了让一个小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各部分功能,我把日常生活我们的思维各原素用来解释计算机各部分的功能。而最后我对他说“除了处理情感的部分外,计算机和人脑运作很多地方都相似吧?”

后来,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位心理学家告诉我,在之后一次和他们家庭面谈时,他说“我就是一部很强的计算机,我思考能力很好,只是我没有情感处理器。”

慢慢,他明显变得更自信,情绪更稳定。

这次的计算机课,让他们有意外收获。而这孩子也一直经过不同的科技去认识世界:用PowerPoint去整理和分享自己想法,用录音的工具去重新听身边的声音,用摄影去看世界。

他也开始建立比较正常的朋友关系。但他很多年来都说,计算机是他最好伙伴。

其实孩子很专注特定兴趣是好事,但今天的世界我们却追求要孩子个个十项全能,要IQ,EQ一样高。这孩子偏偏就很自豪的告诉你“我没有情感处理器,但我很棒!”。有欠缺又如何,了解自己,接受自己才重要。

而我们可以利用孩子的兴趣,和他们建立更有意义的交流。重点是,不要尝试改变他们。

真正有意义的关系,是基于认清和尊重彼此差异,而在这差异上建立沟通和关怀。他们的独特性,正好让我们看到世界更多可能性。

小友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或许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差别有一点点大,但尊重和关怀,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和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来看看,我们能够怎样保护他们成长吧!

三、你有没有试过冷静地和他对话?——家庭&支持

小友说:受到创伤的家庭,非常需要信任和凝结,却往往因为压力大而充满疏远或冲突。自闭症谱系儿童的家庭,应该怎样应对压力呢?

10.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父母是怎样一种存在?

朱绘霖:我潜水在一个省康复协会的家长群(群号:329528024),感觉家长也是差异很大的群体。各种各样的叙事风格和应对方式都有。家长有的是企业家,大学教授,成功人士,也有农民工……有的家长乐观积极,社会支持较好,也有的家庭破裂、长期承受抑郁和内疚的情绪。有的家长会经常发出感慨,觉得医学那么发达、科技那么高端,为什么连自闭症谱系都治不好……

我觉得社工、志愿者、心理学人不仅需要针对家长,要针对全社会做好自闭症谱系的科普,让那些靠谱的信息替代虚假医疗广告。全社会的认识提高了,家长和孩子都是潜在的受益者。

还有家长的倾诉意愿也挺强的,不知道是否能开创一个让家长可以吐露心声,发表叙事的地方,用心理学专业知识,帮之他们构建作为自闭症谱系孩子家长的连贯叙事,找到这一故事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之前友心人群里eliza分享过生命故事就挺好的(小友注:生命故事指友心人组织的心理咨询师社群中的一次叙事治疗法分析,文末有链接,可点击查看)。

还有,我发现但凡认识到自己身份背后意义的家长,都会更加积极的组织其他家长开展和促进自闭症康复事业,也会更有成就感。

此外,我觉得当一个家庭存在一个自闭症谱系儿童的时候,整个家庭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父母关系,都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更加需要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心理工作。对任何一个孩子,尤其是自闭症谱系的孩子,家庭成员之间构筑的抱持性环境,都会是他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的资源。

小友说:其实朱老师提到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心理工作”,就是郑老师所擅长的“家庭治疗”。他给小友讲了第三个故事,想告诉小友,遭遇挫折的家庭尤其需要信任和团结。

郑永锴分享的第三个经历故事:

也是在我实习时,当时我见一个家庭,孩子也是自闭症,五岁。因为常常不听中心员工指示,所以被当是其中一个需要特别看管的孩子。但我看他,平日很安静,而且眼睛是不断用好奇的眼神观察环境。最有趣的是,他完全不介意被特别看管。

我看得出他很重视妈妈,因为每次妈妈来接他,他都是很期待的眼神走向她,虽然妈妈每次来都很担心地问他有没做错什么,而他亦不回答。

我和母亲面谈,希望处理她的压力。她说,每次和他出去,都会四处跑,叫他骂他也不理。当时我很奇怪,那么温柔和爱妈妈的孩子,怎么在妈妈眼中是不受管教,不理她感受的坏蛋?

我当时好奇地问“你试过冷静向他说你的感受,慢慢告诉他你期待他做的事吗?”母亲觉得不可能,因孩子不会理她感受。

之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几天后母亲见我,告诉我,那天她本来又准备发火,但想起我的问题,她就等孩子走到身边,叫他过来,慢慢的告诉他“小贤,你这样乱跑又大叫,妈妈很伤心呀。可以有些时间拖着我走吗?或你自己走时不要这么叫好吗?”

她说她做梦也没想过,这平日很少会说完整句子的孩子,居然担心的拖住妈妈的手说“小贤不要妈妈伤心,妈妈不要伤心。”那几天,母亲形容,她不时都拖着妈妈的手走,或自己走时,常会回头看妈妈,看到了才继续走。

但还有下文的。妈妈因为这事,重新对自己和家人有了信任。她和丈夫已经足足两年没认真说话。丈夫因工作,每天都很晚到家,他自己吃完饭,就独自看电视,知道妻子要早起不能晚睡,也不入房陪妻子。就在她和小贤说了那句话两天后的晚上,她走出房,和丈夫说“我可以陪你看电视吗?”丈夫惊讶的看着她,她就不等他答,坐在他身边依偎住他。过了一会,丈夫忽然拥抱她。她说她不肯定,但她觉得丈夫在哭,而她也哭了。

我不是说有什么说话能一句改变孩子的行为。我问母亲的问题是基于对孩子的观察和母子互动,再出于好奇的问。重点是,我们太倾向相信自闭症患者和其他人不互动或不理会别人感受。他们的情感只是比较简单,而且很容易被不安主导。如果多点观察,多点包容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找到转机的。

另外,因为面对照顾孩子的压力和种种负面想法所引起的状态,家庭往往因而出现很多张力和冲突,或距离远了,对对方失去信任。但其实要面对照顾孩子的压力,家庭关系(和亲友支持)是重要的基石。要辅助家长照顾孩子,往往也要帮他们重新建立家庭间健康的互动。当然,这往往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更多自闭症家庭的情况,小友推荐两部纪录片:

《筑巢人》,台湾拍摄的影片。导演沈可尚在此之前拍摄了《遥远星球的孩子》,大受好评。《筑巢人》是对它的补充,也将镜头放在了独自照顾自闭症儿子的单亲父亲身上。沈可尚后来坦言,自己年少不懂事时欺负过两名自闭症的同学,现在想起来恨错难返。他一直致力于为自闭症人群发声。

《一位母亲的勇气:对话自闭症》,由奥斯卡影后凯特·温斯莱特解说,记录了一位母亲为了帮助儿子摆脱自闭症,对这一疾病进行探索的过程。这位母亲为了治疗儿子的自闭症,从冰岛到欧美,询问无数医生和专家、结识各种自闭症家庭,这些有悲有欢的家庭给了她莫大的勇气。

另外,朱绘霖老师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作者是蔡逸周教授,一位国际级的自闭症学者(当年DSM-lV自闭症小组成员),但也是一位自闭症孩子的爸爸,这本书将讲述他们一家人如何走过这40年的心路历程,繁体字版将在11月由心灵工坊出版。

蔡逸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暨小儿科学教授(刚退休)。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儿童发展与自闭症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与主任、《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之顾问编辑、《Focus on Autistic Behavior》之编辑委员、《台湾医志》客座编辑委员、《台湾精神医学》客座编辑委员、《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期刊》审查委员、美国自闭症协会的倡导顾问委员、堪萨斯州立大学医学中心与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儿童与青少年精神医学发展中心的创办人、美国自闭症协会顾问小组的创会主席与委员。

蔡医师是一位学者、研究者、老师,一位自闭症男孩的父亲,一位自闭症或其他相关疾病患者的朋友。他在精神医学疾病工作中获得多项奖项与殊荣,曾被其他专业工作者选为美国最优秀的医师之一。

蔡医师曾经多次受邀担任两岸或国际间的讲师、顾问及研究员。他曾经发表超过80篇文章及35本书,蔡医师也是《自闭症与亚斯柏格症药物治疗之揭秘(Taking the Mystery out of Medication in Autism/Asperger Syndromes)》的作者。研究专长包括有: 广泛性发展障碍、基因与神经影像科技、对于发展障碍(包括自闭症、亚斯柏格症)的心理药物学研究。

小友总结:采访完两位专业人士之后,小友深深地感受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治疗不止需要医学领域和认知科学领域的努力,也需要全社会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成长。

参考文献

[1]Bailey, N. T. (1995).Statistical methods in b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Smalley, S. L., Asarnow, R. F., & Spence, M. A.(1988). Autism and genetics: a decade of research. Archives of generalPsychiatry, 45(10), 953-961.

[3]Kolevzon, A., Gross, R., & Reichenberg, A. (2007).Prenatal and perinatal risk factors for autism: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offinding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161(4),32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