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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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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楼 2016-01-12

三级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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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在这里。作者:Michael Bond 译者:seren(彼岸猪)

他人对你的行为所施加的影响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哪怕是那些你从未谋面的人,迈克·邦德(Michael Bond)如是说。

如果你住在北半球,眼下恐怕不会是你喜欢的月份。一月最易让人感到沮丧,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险恶的天气、圣诞购物后高筑的债台、在下一个节日来到之前的漫长等待、上一季度的账单、昏暗的傍晚和昏暗的清晨。至少,看起来就是为此。这些原因也许确实影响了你的情绪,可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大约是你想不到的:你朋友和亲戚的情绪。近来的研究表明身边人对我们的情绪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会受到朋友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影响——那些我们素昧平生,与我们的亲友关系远在三层之外的人的情绪,居然可以像病毒一样通过我们的社交网传染我们。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有许多现象都可以由某种尚未明了的机制在社交网中传播。这些现象里包括快乐与抑郁、肥胖症、酗酒或烟瘾、不健康的状态、是否乐于参加选举、对音乐和事物的品位、对网上隐私偏爱与否、甚至自杀倾向。它们在社交网中传播,“就如扔入湖中的卵石激起层层涟漪”,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的医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克斯(Nicholas Christakis)如是说。而他正是与此相关的许多科研项目的先行者。

我们的情绪、爱好和健康情况不仅受到周边人的影响,甚至会被陌生人影响——这种情况乍一看来令人担忧。既然许多社交影响都只出现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这岂不暗示着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人,而只是一个丧失驾驶权的乘客?

但是我们不必如此忧虑,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邓肯·瓦特(Duncan Watts)说。“社交影响大多数时候是好事。我们是天生的社交动物,而来自我们身边小圈子之外的影响力能够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起到决定性作用。就这两点而言,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是。”更进一步来说,当我们意识到社交具有传染性的作用之后,我们可以找到抵消坏影响或让社交影响为我们服务的方法。“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社交圈并借此影响自己的生活。”克里斯塔克斯这么认为。

“行为与情绪就如病毒一样充满传染力。”

以克里斯塔克斯上个月发表的研究发现为例,快乐是能够传播的。他的研究小组调查了麻省佛明罕心脏病研究自1948年以来的流行病问卷结果,发现在接受问卷的数千朋友、亲戚、邻居和同事中,快乐的人总是聚集在一起。这不是由于他们因为快乐而自然地接近彼此,而是因为随着时间过去,不论人们如何有意选择朋友,快乐总能在社交网中传播开来。(《英国医学杂志》,DOI:10.1136/bmj.a2338)

克里斯塔克斯还发现人们的快乐程度并不仅受到朋友的影响,还受到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影响,不过后两者的影响较轻。此外,一个人越容易快乐,就越容易与其他快乐的人相联系,进而他们的朋友与家庭成员也联系得更为紧密。“人们认为朋友多的人更容易快乐,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朋友是否快乐。”克里斯塔克斯说。

快乐就在身边

他们还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你认识的人都有相同的效果。你与他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你受他人影响的难易程度。譬如,距你几公里之内的好朋友如果变得开心,你变开心的可能性将增加60%。隔壁邻居的影响力将折半,而附近兄弟姐妹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折半。令人惊讶的是,同居配偶的影响力不到10%。这与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暗合:社交传染力在同性朋友之间传播得远为有效。

这一切引发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快乐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有传染性?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源自移情模拟(empathetic mimicry)。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下意识地模仿身边他人的面部表情、言谈方式、姿态、身体语言和其他行为,而这种模仿行为往往相当迅速而精准。通过神经的反馈作用,模仿者就感受到与其所模仿的行为相联系的情绪。

蒂宾根大学的芭芭拉·威尔德(Barbara Wild)和同事发现面部表情越强烈,给观察它的人带来的情绪也越剧烈(《精神病学研究》第102期,109页)她相信这一过程在神经系统里是天生固有的,因为它是如此迅速而自然。

其他人则认为这一行为是“镜像神经元”产生活动的结果。镜像神经元在我们采取某种行为或观察他人采取该种行为时都会放电,不过究竟是模拟行为导致神经元放电,还是这种神经元的放电导致模拟行为,现在还不清楚。但已经清楚的是,无意识的模拟行为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同伴的情绪”,甚至“感觉他们自己也进入了他人的情感世界”,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的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如是说。她对本领域最新研究动向的综述文章将在四月份发表在《移情作用的社会神经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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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之外,情绪的感染性也不乏例证。在2000年,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彼得·托特德尔(Peter Totterdell)就发现,在板球运动赛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如比赛是否对自己球队有利,球员的快乐程度总是与队友们的平均快乐程度显著相关(《应用心理学杂志》,第85期,第848页)。他发现相似现象也存在于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此外人们还发现,当一个大学生患有轻度抑郁时,其室友随着与他合住的时间加长,抑郁程度也会加深。而银行顾客的情绪很容易为柜台工作人员的情绪所感染。

由是,我们可以看到快乐一类的现象可以在社交网中迅速传播,影响一批朋友与亲人。可是这些研究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传染现象的强度会因传播人与接受人的不同而不同。为什么身边的朋友比身边的兄弟姐妹更容易把快乐传染给我们?为什么隔壁的邻居能显著影响我们,而数十米外同一条街上的其他住户却不能?

陌生人的能量

两个因素显得尤为重要:社交联系的频繁程度与强度。这倒没什么好惊讶的:我们都知道要想造成情绪的感染,距离就必须接近。另外,我们与别人感觉越近,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进入他们的情绪状态。可是,这两个因素在日常交往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并不为人所知。

另外未经测试也不甚清楚的是,情绪是否可以在虚拟网络空间里传播——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模仿别人行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情绪是如此,其他在社交网里传播、被我们无意中捡起的行为呢?2007年,克里斯塔克斯的研究小组同样在调查佛明罕心脏病研究数据时发现,肥胖症的传播方式也与快乐相仿。你长胖的概率会随着你朋友长胖而增加,甚至也受到你社交圈之外的人的影响。“肥胖症似乎可以由社交联系传导,”克里斯塔克斯说。同样,你所交往的人决定了你是否容易罹患肥胖症:在排除了社会和经济地位、年龄等因素之后,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肥胖朋友,他患肥胖症的概率增加57%,若他的兄弟姐妹中有人肥胖,概率增加40%,而如果其配偶肥胖,增加37%。(《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57卷,第370页)

可是,邻居肥胖与否对你并无影响,你和你的朋友居住距离的远近也不那么重要,看起来肥胖症的传播机制很可能与快乐不同,其关键不是模仿别人的行为,而是你对某种“社会标准”的认同。用别的话来说,就是当你的朋友长胖时,你对肥胖的接受程度也会随之改变。但与快乐相似的是,同性亲友对你的影响远大于异性。虽然为什么性别对情绪传染具有影响尚不明了,性别对体型标准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女人同女人比,男人同男人比,”克里斯塔克斯说。这也能解释近年来饮食失调症在一些在校女生的圈子中成为流行病的现象。

这种“社会标准”的传播现象也能解释克里斯塔克斯的另一项发现:当人们戒烟时,他们往往与一群朋友、亲戚或熟人一起戒烟。因为戒烟后,不抽烟就变成了社交中让人接受的常态,抽烟的人将在社交群中被边缘化。在戒烟这件事上,人们最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如果你戒烟,你的配偶戒烟的可能性增加67%。工作中的同事也颇具影响力,尤其在公作场所不大,同事之间联系又比较紧密的情况下。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互相之间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58卷,第2249页)

快乐、肥胖、烟瘾,这些我们曾以为是独立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却深受社交的影响。许多其他的日常现象也是如此,这往往是我们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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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肥胖、烟瘾,这些现象实际上深受社交的影响

以自闭症为例: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与政策研究所的彼得·贝尔曼(Peter Beraman)在2004年发现自杀现象与特定的交友方式相关之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94卷,第89页),目前正在研究近来自闭症案例增加是否也与社交有关。他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但他说其研究结果很可能具有爆炸性。“如果你的社区中有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你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儿的可能性很可能将显著增加。”

为什么能传播三层?

虽然社交传染采取何种机制取决于被传播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传播的动态却很相似。举例来说,克里斯塔克斯发现无论是快乐、肥胖还是烟瘾,其传染性都能深入到社交圈的第三层(传染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译者注),而不是更远。他怀疑这可能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具有传染性的行为。为什么是三层呢?一种理论认为朋友圈生来就不稳定,处于边缘地带的人很容易就被挤出这个圈子。“虽然你的朋友到明年还很可能是这些,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克里斯塔克斯说。(译者注:我完全看不懂后两句是什么鬼逻辑……桔子注:似乎不是试图论证,只是解释什么是四层……)

这就导致了以下问题: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社交圈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很明显,许多因素都有作用: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家庭成员多少、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收入、兴趣爱好以及我们接近与自己相似的人的倾向。克里斯塔克斯的研究小组的新发现表明遗传因素也具有作用,这一发现将在下星期被发表出来。这项研究对比了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发现同卵双胞胎各自的社交圈之间的相似度显著高于异卵双胞胎,这说明你的基因对你社交圈的结构很有影响。这乍一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性格特点——譬如是爱交游还是害羞——显然会影响我们与别人的联系。可是克里斯塔克斯说这一切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不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要与许多人交朋友,而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要与许多同样爱交游交友的人交朋友(译者注:这个逻辑同样很奇怪……)。这一切非常令人困惑:我们的基因怎么能决定我们在社交圈中的位置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交圈里的“群体智慧”。有些研究者喜欢用鸟群作比——一个人做出戒烟的决定正如鸟群中的一只鸟决定往左飞,都会影响到其它成员。

社会学家和其他人运用数学模型来检测分析社会行为的传播动态,试着去理解究竟是什么激发了这种现象。哥伦比亚大学的邓肯·瓦特展示如果将特定的观点和行为播种在一个小社区里,这种观点与行为有可能会波及整个世界。这与《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的作者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其他一些人所持有的观点相左。后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流行病”是基于几个关键人物的影响,而其他人只是盲从而已。瓦特认为并非如此,因为那些所谓关键人物只能与少数人相联系,而社交传播——从快乐到对音乐的喜好——的关键则在于一大群彼此相联的人互相影响。

面对如此强有力的社交力量,我们可有什么方法弱化它的效果么?看起来我们不大可能彻底逃避社交影响,无论我们有多想做到。“即使你意识到这点,你很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瓦特说。当然,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存在会对避免不好的行为或者培养好的习惯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更小心地选择新朋友,找寻那些具有我们倾心的生活方式的人:譬如,如果你想减肥,那就加入跑步俱乐部,更要紧的是,开始和其中的成员交朋友吧。

切断与旧日朋友的联系可能有些激进,但尽量少与那些具有我们不愿沾染的习惯的人相处却是个不错的主意:譬如那些懒惰的人,或者思想消极的人。而且,注意那些与这种人交往的人,哪怕他们并不表现出相似的观点的行为——可别忘了传染性能深入社交圈第三层哦。最终,如果你必须与那些有着不良性为与情绪的人打交道的话(譬如在家庭聚会中也许你必须直面某些亲戚),你最好注意抑制你天性中想要模仿他们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倾向,借此来限制传染的效力——不过,这可能导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不再愿意与你打交道了。

这种游戏规则将导致社交的微妙变化。我们总是易于受到我们身边人所作所为的影响,所以请尽量保证你身边围绕着正确的人。记住这句新格言:与我们相处的那些人塑造了我们。

本帖地址:http://bbs.liuxue86.com/472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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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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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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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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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溫柔的反目丶

回复 4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无标题

残缺的梦幻

回复 5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关于

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

真实之眼虚无面

回复 6 楼 2016-01-12

战争的末日:内心深处和平的我们

译者, Sunny,她的其它译作请见这里,那里。

战争究竟是可逾越的抑或是我们天性中永恒的一部分?约翰·霍根将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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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者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终结战争的战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持不同意见。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断言道:“唯有死者能见到战争的终结。”当然,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正确。随后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跨越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和流血。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调察,询问人们是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男女、开明或保守、年老或年轻,大多数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当我问我大学中的学生“人类有一天能停止战争吗?”超过九成的人答道“不可能。”很多人为了佐证自己的论断还加上了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是“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这样的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的观点看上去无疑与最近关于战争本源的研究不谋而合。就在几十年之前,很多学者都还相信在文明建立起来之前,人类都是与彼此和自然相处和谐的“高尚野蛮人”。(注:noble savages,认为人类未受文明的污染前纯净却原始的状态,维基词条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Noble_savage)而现在不再如此了。人种研究和一些考古学的证据暗示出,早在拥有正规军队的国家出现之前,部落群体就至少会不时的卷入有死伤的族群冲突中。同时,同一群落的雄性大猩猩有时会将从另一群落中来的猩猩殴打至死这一发现也鼓舞了“战争是人类生物学遗传的一部分”这种流行观点。

来自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瑟斯曼提出了一种观点,他称之为人类天性的“五点新闻”,而那些关于我们祖先和灵长类表亲中暴力事件(参看猿类的攻击)的发现使人对这一观点坚信不移。就如晚间新闻向来遵循如下格言播出一样,“有流血,则头条”,如此多有关人类行为的报道都在强调着冲突。然而,瑟斯曼认为广泛关注暴力和战争的行为有失偏颇。“按统计数据来说,人类彼此协作,试图融入群体的行为应该比彼此抗拒合作、相互充满攻击性要普遍的多。”他说。在这一观点上,他并不孤单。持相同意见专家的人数正在增加,他们现在主张,进行战争的冲动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人类已经朝向让战争成为历史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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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颠覆派中,有来自于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琳和梅尔文·安伯,他们认为光用生物学并不能解释已有记载的战争模式。他们通阅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一份记录着过去和现在360个文化信息的数据库。超过九成的社会卷入过战争,不过有一些是时常进行争斗,另一些很少发生,还有一小部分从未有过战争记录。“在任一特定时间环视世界,你会发现在不同地区,战事的频繁程度不尽相同。”梅尔文·安伯说道,“这暗示我,我们所在研究的并非什么基因问题或是生物习性。”

来自于芬兰土尔库市,阿布学术大学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赞同他的观点。在他的《超越战争》一书中,他指出了74个“无战文明”反驳战争无处不在这种观点。他列举了包括非洲的西贡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以及因纽特人这样的游牧集猎族群。弗莱说,这些例子至关重要,因为从大约两百万年前人属种群出现一直至不到两万年前出现了固定居住地和农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被认为是在过着游牧集猎的生活方式。这个时间长度占据了人类进化史的百分之九十九。

核爆弗莱并没有否认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很可能也在我们的游牧集群祖先中发生过,但是他又强调说,现代的集猎族群几乎很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人为战争——指有组织的竞争族群间的战斗。相反,他说道,多数的暴力是由独立的侵略性行为造成的,通常是两个男性为了一个女性所进行的打斗。这些争斗偶尔会造成两伙朋友或是家族之间的世仇,但是这种敌对通常要付上不小的代价,所以很少能长久持续。他称,人类“有一种非暴力解决冲突的重要能力。”一个团体可能会简单地“用脚投票”然后离开另一个团体。此外,第三个组织也可能促成调解。或者,在某些极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极富侵略性又暴力,那么这个部族中的其它人将会驱逐甚至杀掉他。“在部族社会中,没有人是暴徒。”弗莱说。

当战役打响

布莱恩·弗格森来自地处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他也相信在化石和考古学记录中并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对于我们祖先在成百上千年中——甚至百万年——一直相互之间发动战争的指责。第一个非单独性侵略而是群体间暴力对抗的明确迹象出现在大约14,000年前,他说。证据的表现有:成堆骨架的掩埋地——要么颅骨破损,要么其上有着劈砍的痕迹和被物体砸掷所造成的凹痕,澳大利亚、欧洲和其它各地的石壁画——描绘了使用长矛、棒锤、弓箭的战役,以及明显为了抵御攻击而加强了保护的人类定居地。(参见“战争的诞生”)

暴力史

当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游牧转变 为定居并且普通依赖于农业时,战争出现了。弗格森说。“随着从土地、食物储存、尤其是丰富的渔场中获益,人类就不能再逃避纷争了。”而且定居之后,农作物有了盈余,一些珍贵并具有象征性的物品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了。突然之间,人类比他们游牧的祖先们多了许多能够失去、并需要为之争斗的东西。

由此看来与其说战争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的出现似乎更应归责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文明之间挑动战争以及经受时间的验证过程总是充满了变数。安伯夫妇已经发现了战争频率和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干旱、洪水和其它自然灾害明显能影响资源并激起对于饥荒的恐惧。与此类似,来自于位于罗根的犹它州立大学的派屈克·兰伯特在丘马什人中发现了干旱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丘马什人早在欧洲人到来之间就已经在南加州海岸生活了几千年。

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说,战争并不是生物学冲动,而是对于人口膨胀和食物供应减少等等类似的环境状况的理性反应。他指出,一些北美部落在欧洲人登陆之前就会为了土地和其它资源进行野蛮的争斗。不过他也说,由于生态或文化的改变,战争也会突然“刹车”。在他的“持续的战役:我们为何而战”一书中,勒布朗描述了像霍皮人一样好战的当地北美部落在外来者将和平强加于他们时,他们是如何接受的。“对于文化影响,我们绝对是敏感可塑的,”他说道,战争“并不是顽固到无法终止。”

没落的战争

没错,也许来自于战争研究方面最振奋、最惊人的消息就是,整体看来人类比从前要少暴力许多了。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人们死于战场之上的可能性要小的多。比如,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其它所有的恐怖冲突中死亡的人数仅小于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根据来自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劳伦斯·基利所说,这个比例与跟典型原始社会中死于暴力的男性相比要小一个数量级,而那些先人的武器仅仅是大棒、长矛和弓箭而非机械枪和炸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性战争相对而言较少发生,并且发达国家之间从未发动过战争。大部分的冲突是由游击战、暴动以及恐怖活动组成的,或者说“战争的残余品”——约翰·穆勒,一位来自于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如是称之。他解释道,民主国家很少赞成彼此之间发动战争,由于战争在过去的50年间的减少——至少部分地区是这样——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国家的数量大幅增长——从20个增长到大概100个。他说“战争的持续减少似乎将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前景。”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暴力已经衰退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尔赞同说。举例来说,在现代欧洲凶杀的比率比中世纪时低了十多倍。平克尔又提示道,人类的天性并不能解释在这样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战争和凶杀减少的原因。原因一定落在文化改变和态度的改观上,他说。

平克尔给出了几个原因来解释现代暴力行为的总体减少。第一,产生了拥有有效法律系统和警备力量的稳定国家。第二,日益增长的预期寿命使我们不再那么愿意在暴力中拿生命冒险。第三,日益增长的全球化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它们增长了我们身处的直接“部落”之外的相互依存感和共鸣。“现代化力量让事情越变越好。”他说。

然而,即使战争不是必然的,和平却也不是当然的。这世界上的国家们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军火库,包括大杀伤性武器,而且武装冲突还在蹂躏着很多地区。和平的主要障碍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不包容,这不仅会引发冲突,更常常引起女权压制、全球变暖,而由此产生的实致性犯罪更可能成为引起社会动乱和暴力行动的星星之火;人口过多,尤其是这问题会产生一群过剩的未婚无业男青年;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类很容易倒退回战争中。”平克尔警告说。

幸运的是,理解了环境状况会促使战争的发生也暗示出了限制战争的方式。勒布朗指出现代人类竞争——以及可能随之发生的战争——的焦点已经从食物、水和土地转移到了能源之上。他提出和平的两个关键点,就是人口控制和可替代化石能源的廉价、清洁、可靠的新能源选择方案。促进民主国家数量的增长也不会有任何害处。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洛汗姆却在沿着另一个方向思考,并且提出了女权的例子。众所周知,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出生率随之下降。人口的稳步下降将对政府和医疗服务、自然资源和——引申之下——减少社会动乱及冲突提出要求。由于女性比男性的暴力倾向要低,洛汗姆希望这些教育和经济的趋势将会将推动更多的女性进入政府机构。

这些难道都是些遥不可及的理想吗?毫无疑问,任何对于战争终结的宣告都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我们能够肯定的拒绝那些说战争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论了。那种论调假想“我们似乎会自动地,头脑中丝毫不经考虑地,在好战基因的驱使下像行尸般拿起刀枪互相攻击。”平克尔说。战争不存在于我们的DNA中。那么,既然战争不是天生的,它也自然不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