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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脸上写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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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闯天涯981

回复 1 楼 2016-01-12

在你的脸上写着什么?……

原文。译者,北北,“曾与几百万年前生物的大型墓葬(石油)为伍,现与鲜活水灵的可爱植物为伴,工作却一直未变:搞明白它们的组成、功能,以及提取方法......”

你的表情会泄露你内心不安的真相吗?罗格•海菲尔德就这一想法对理查德•怀特曼和罗伯•詹金斯展开调查

科学史或许会大不相同。当查尔斯•达尔文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时,寻找有教养同伴的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兹罗伊,差点因为他的塌鼻子而放弃他。菲兹罗伊相信相面术,这个理论号可以依据一个人的外貌来了解他们的品质。达尔文的女儿亨利埃塔后来回忆说,菲兹罗伊打定主意认为有那样的鼻子的人不可能充满活力。幸运的是,达尔文其他的相貌弥补了他懒惰的鼻子:“他的额头挽救了他。”

人的品质可以从他们的面部窥见端倪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18世纪末,瑞士诗人约翰•拉瓦特的想法成为文化圈里的议论热点,使得这一观点在18世纪末风靡一时。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多少接受了这个观点。后来,相面术和颅相学联系在一起,后者于19世纪末期声誉下降,也就使得相面术沦为伪科学而退出舞台。

现在,这个领域正在复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重新评估了我们在一张脸上所能看出的东西,研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关于某个人个性的初步印象,甚至帮助我们认识他们的命运。新相学产生了,它比其前身更加难以理解,但却一样引人入胜。

尽管老掉牙的劝告说“不要以貌取人”,但第一印象影响力非凡。在看到一张陌生面孔的0.1秒内,我们已经做出了关于他品质的判断——同情心、可信赖、上进心、外向、有能力,等等(心理学,第17卷,592页),一旦这个印象形成就出乎意料地难以改变。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张脸会得出相当一致的结论——如我们的实验结果所示(见30页)。

人们会根据这种瞬时印象采取行动。外貌看起来更有能力的政治家在竞选中有更大的获胜机会,看起来更强势的经理也更有可能运作一个赢利的公司。娃娃脸和那些看起来富于同情心的相貌在护理职业中出现得更多。长得更孔武有力的军人比普通士兵升职更快,而他们长了娃娃脸的同伴们会出局得更早一些。当长了娃娃脸的人出现在法庭上,和那些具有成熟脸庞的同龄人比,他们更有可能被判无罪。不过,他们也更有可能被判定犯有过失罪。

图注:认识他们吗?这是提交给我们实验小组的所有男性(左侧)和女性面部的混合照片。

“吸引力的光环效应”久负盛名。公认的帅哥美女不仅有最多的情人,也被认为更开朗、更有社交能力,更有力、更性感、更敏感、更聪明和更健康。从其他人是多么的欢迎他们,到刑事司法系统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一些。

这样的瞬间判断有什么实质内容吗?外表强势的人真的更具优势吗?娃娃脸的人幼稚吗?我们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领导,还是简单地选择了他们的外貌?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多罗夫指出的,实际上关于某一张脸,不同的人会得出非常类似的结论,这同面相和一个人个性中某些真实的东西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截然不同。

不过,仍然有一些诱人的证据说明我们的脸会出卖我们的品性。1966年,密歇根州大学的心理学家要求84名素未谋面的大学生安静地坐在一起15分钟,完全依赖外表来用五种个性特征将其他人归类(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第4卷,44页)。对于外向、责任心和真诚这三种特征,观察者的快速判断同实际的个性相符,这个结果显然并非偶然。

最近,研究者们再次对外貌和人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安东尼•莱特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大卫•佩雷特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指出,密歇根的研究没有严格地控制混淆因素:参与者会受姿势、动作、服装等等的影响。但是当莱特和佩雷特重新做这项实验,使用面部照片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时,他们同样发现相貌和个性之间存在联系——不过只同外向和责任心有关(社会认知,24卷,607页)。

虽然这些实验说明我们对相貌的瞬间判断确实能反映出一些个性特点,但莱特强调这种联系并不清晰。他和佩雷特仅找到了极端个性的相互联系,其他寻找面部同个性中不同侧面之间联系的实验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例如,相貌看起来诚实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值得信赖。

同样不完全清楚的是,为什么我们乐于以貌取人。以貌取人具有进化优势吗?莱特提出,这是因为那些判断非常迅速和一致——也因为它们的确能够泄露个性中的某些方面——很可能进化的磨练使我们无意中学会接受这些信号。

由加拿大安大略的布鲁克大学的贾斯汀•凯尔和谢丽尔•麦克密特在去年发表的关于90个冰球运动员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有一定真实性。他们统计发现,那种颧骨之间距离比眉毛与上嘴唇之间的距离大的运动员,与因暴力行为(包括用杆打人、肘击,从后面袭击)而判罚的次数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英国皇家学会B公报,第275卷,2651页)。

雄性激素做燃料

他们还发现面部的宽高比例和男性的性激素--雄性激素有关。根据凯尔最近的试验研究结果,脸庞更宽的男性,唾液中雄性激素浓度更高。

关键而目前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人们是否会将面部宽的男人判定为“更好斗”。麦克密特和凯尔研究了这个问题,尽管结果还不完备,但是麦克密特说,初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确实会这样判断。

如果这些理论可靠,它可能意味着具有高雄性激素水平的男人——众所周知,他们会更高大、更强壮、更强势,也更可能有一张圆脸——进化让我们认为这样的脸型具有攻击性,因为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更有可能攻击我们。凯尔强调,不管怎样,面孔仅是我们理解他人意图的许多信号中的一种。“它不是评估的全部和最终因素”。

这种“看透人的内心”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乐于做出相貌判断的唯一解释。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布兰戴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莱斯利•莱布洛维兹指出,在很多案例中瞬间判断并不准确。她说,我们乐于以貌取人,常常是对更基本反映的一种“过度类比”(社会与人格心理学,第二卷,1497页)。

图注:《新科学家》的面部实验

我们的实验调查了心理上一些微妙的因素是否和我们的面容相关,我们将面容综合在一起,使得读者有机会出现在封面上。

我们要求读者提交他们自己正面直视相机的照片,并完成在线的个性问卷。在这个问卷中会评估他们对自己幸运、幽默、虔诚和可信度的看法。承蒙1000多名热心读者的帮助,他们提交了照片和对自己的评价。

从这些个人自我评估中,我们把男性和女性按照他们在这四个个性层面中分数的高低分成四个组。然后用电子技术将这些同组人的照片融合,产生一些复合照片。

我们采用的面部融合技术是若干世纪以前达尔文的表弟,维多利亚时代博学的弗朗西斯•高尔顿开创的。它的原理很简单,假设有两个长相不相同的照片,建立综合可操纵的数字版图片,确定面部一些关键部位的坐标,比如嘴角和眼睛。这样我们就能计算出两张脸上同一部位坐标的平均值。例如,如果两张脸都有茂密的眉毛和深陷的眼睛,综合的结果也会有这些特征。如果一张脸是小鼻子而另一张是大鼻子,最终的图像将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鼻子。

复合的图片彼此非常不同,但是人们能分辨出图片背后的个性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把每个个性特点最突出的复合照片成组地发布在www.facesexperiment.co.uk上。例如,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的女人的照片和那些认为自己非常不幸运的人的照片作为一组。超过6500人访问网站并参加辨认幸运、幽默、虔诚和可信赖的面孔。

图注: 从结果看,似乎女性的面孔远比男性的泄露了更多个性。超过70%的人能正确分辨出幸运的面孔,73%的人能正确分辨出虔诚的面孔。根据以往的研究,不可信赖的女性复合面孔也能被准确地辨认,成功概率达到54%。只有一个没能被正确分辨——认为自己幽默的女性复合面孔。

男性复合照片的辨认结果非常不同,被调查者没能正确辨认出任何一张复合面孔来。对幽默、可信赖和虔诚面孔的辨别都只是偶尔正确,而幸运的复合面孔也只有22%的正确辨别率。这表明,我们对男性幸运面孔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性别之间的差异这么大呢?或许只是女性的面孔比男性的更丰富。这也可能是男性在发出自己的肖像时,回答个性问卷时洞察力不足或者不那么诚实。又或许女性细心地选择她们上传的照片。

我们的先行实验结果很有趣,有望为其他工作做好准备。它们说明人们很容易将面容和某些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并表明在人们对个性的判断中这种联系多半是有真实性的。

我们的实验探究了一些通常不会在这类研究中考查的方面,增加了耐人寻味的可能,至少在女性中,个性中微妙的问题确确实实都详细地写在了她们的脸上。

一个典型的“过度类比”的例子是捕食者对"眼点"的反应,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圆形斑纹可以在一些飞蛾、蝴蝶和鱼类身上看到。眼点能起到威慑捕食者的作用,因为它们酷似其他生物的眼睛--潜伏的捕食者会把它看做可能造成威胁的家伙,或者这些眼点仅仅是使它们自己更加醒目。

莱布洛维兹说,我们对娃娃脸做出反应的真相或许和这个例子是一样的,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顺从和天真。就像眼点并不是眼睛一样,一个长着娃娃脸的人可能并不稚气,但是观察者很可能做出他们就是幼稚的反应。我们对不吸引人的面孔的反应是类似的,据她所说,这是我们对那些患病或遭受遗传畸形的人的一种“过度类比”。同样,还有“熟悉面孔的过度类比”,即人们会将熟人的特点套用到与他长相相似的人身上。

图注:你是怎么长成这个样的?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托多罗夫的理论,我们必须进化出读取他人面部表情中危险讯息的能力,而我们对长相的瞬间判断正是对这种需要的过度类比。

在这些计算机产生的图像中,在中间的无表情面孔已经表现出使面部或多或少看起来可信赖和强势的典型特点。

另一个赞同过度类比的研究者是托多罗夫。最近他和普林斯顿的同事尼古拉斯•奥斯特霍夫提出了一种理论,从相貌表现出多少威胁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对相貌的瞬间判断。托多罗夫和奥斯特霍夫询问受试者对脸部漫无表情的照片的本能反应,仔细检查所有的答复,并归结到两个基本因素:这张脸看起来有多值得信赖,有多强势。随后,他们找出面容中那些确实与看起来可信赖、不可信赖、强势或顺从有关的方面。接着,他们通过一个叫做FaceGen的商业软件随机产生一些面孔,然后夸张地表现它们的信赖、不可信赖、强势和顺从等特点。比如,一张非常可靠的脸会有一张U形的嘴,而且眼睛会形成一种近乎惊奇的表情。而一张不可靠的脸有下撇的嘴角和倒八字眉。

最后,他们向受试者展示这些面孔并询问各种问题:他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受试者的回答相当一致,可信赖的脸看起来快乐而不可靠的脸表达了愤怒,强势的脸被认为是男性的而顺从的脸则被认为是女性的。

托多罗夫和奥斯特霍夫得出结论,我们演化出通过脸部表情推断情绪、判断他人是否有伤害我们的意图,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伤害我们的能力,而根据相貌进行个性判断正是对这种能力的过度类比(美国国家科学院公报,105卷,11087页)。

不管怎样,托多罗夫强调过度类比并不排除这些个性评估有一定准确性。“我并不是说这些判断一点都不准确,尤其是在强势的情况下,”他说,“过度类比和包含事实的观点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宽脸的冰球运动员更可能被判出局”

这些被反映出的真实情况,源自哪里呢?我们脸上书写的个性特点有多准确?在冰球运动员的例子中,长相、男性荷尔蒙水平和个性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还有其他可能。

“娃娃脸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信,更容易获得军事奖章”

佩雷特推测,当我们对长相的偏见实现了自己原先的预言时,联系就建立了——早在1977年其他研究人员就对这一想法进行了研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35卷,656页)。我们的期望使我们对他人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按照确认这些期望的方式采取进一步行动:一直像对待不可信赖的人那样对待某个人,最后他们就会照此行事。

“成熟面孔的婴孩成长为有着成熟面孔的少年和成年人”佩雷特说,“父母和社会对这些暗示(相貌,译者注)的反应可能有助于他们形成他们的行为和个性。实质上,人们会长成他们的相貌所期望的性格。”

可是有时影响会反过来,尤其是那些长得很可爱的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生态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曾经提出,娃娃脸使人产生要照顾他/她的反应。泽布罗维茨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发现娃娃脸的男孩和男人能用彼此相似的方式刺激大脑中的情绪中心——杏仁核。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娃娃脸的男人平均受教育状况更好,更果敢,比那些长相成熟的同行更容易获得军事奖章。他们也更有可能犯罪;比如流氓阿尔•卡彭。类似地,泽布罗维茨发现娃娃脸的男孩喜欢争吵,怀有敌意,更有可能在学术界有所成就。她称之为“自我挫败的预言效应”:一个长了娃娃脸的男人努力混淆期望并最终矫枉过正。

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使人想起长辈们警告过我们不要拉着脸,因为这个表情会冻结在我们脸上。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个性就是用这种方式塑造了我们的长相。20年前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理论,研究发现易怒的老人往往看起来乖戾,甚至在要求做出温和的表情时也如此。一辈子的生气、暴躁和痛苦似乎都留下了痕迹。

让我们回到达尔文本人那里。他提到“不同的人根据他们性情的不同而频繁地使用不同的面部肌肉;这些肌肉也许正因此而增长,由于它们惯常的收缩,脸部的线条、皱纹随之变得更加突出”。再一次,达尔文领先于他的时代: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我们拥有了我们应得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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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花的不行了

回复 2 楼 2016-01-12

天生轻信

《新科学家》2009年2月4日

原文,译者:tantuyu,他的译文还有这篇和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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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宗教会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脑早对信仰做好了准备。”Michael Brooks说道。

1929年的大萧条导致许多机构瘫痪,但教堂的日子却过得不错。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哪怕最专横最苛刻的教堂里也是人潮涌动。

这种异常的现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所记载,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了科学的解释。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有宗教信仰的倾向,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我们的大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臆造一个包含精灵、神仙和妖魔的精神世界,而且我们越是感到不安就越难以抗拒对这个超自然世界的想象,似乎我们的头脑早就做好了信仰神的准备。

宗教观念对于所有文化来说都是很普通的一个方面,就好像语言和音乐一样,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特征的一部分。但在以前,科学研究一直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并非说宗教不重要,”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Paul Bloom说道,“而是这类课题有太多禁忌因此阻碍了对它的研究。”

宗教的起源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科学家才提出一些假设。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宗教是进化产生的一种适应能力,它有利于人类生存并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按照这个观点,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打粮以及照看孩子的时候团结合作形成紧密的组织,从而有能力跟外部的其他组织相竞争。这样,宗教就被进化筛选出来并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

宗教的进化适应理论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Scott Atran指出,从进化适应的角度来说,持有某种信仰的人群不一定就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他说:“我认为这种理论没有多少意义。”比如,相信死后的永生就跟生存在当下以及传递基因给后代相矛盾。而且,就算宗教有助于人类适应环境,这还是没有涉及它的起源,充其量只是对宗教的传播方式提供了一种解释罢了。

因此,Atran等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天然的副产品。虽然人类大脑备有一个“语言模块”——我们在习得特定语言的时候用得到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也有那么一个“上帝模块”以供信仰之用。一些特定的认知能力使人类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种,这些认知能力也让人们产生一种超自然思维的倾向。Bloom说:“现在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类天生就具有宗教信仰的基础。”

许多实验证据来自于对儿童的研究。儿童的思维被认为处于一种“自发状态”,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某些修正,但这种思维的自发状态可以一直持续到成年期。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Justin Barrett 说:“所有的孩子天生就具备对信仰的接受能力,这是由小孩特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而且这种早期发展起来的接受能力会一辈子固着于我们的直觉思维中。”

那么人们头脑中的神是如何产生的?Bloom说,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头脑在对待生命体——即有心智,或至少有意志——和非生命体时采用不同的认知系统。

在人出生后不久这种认知系统的区别就产生了。Bloom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五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区分人和不会动的物体。婴儿看到一个盒子从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会感到惊讶,但是他们看到人从静止开始运动就不会惊讶。没有生命的物体应该遵从物理规律并且按照可预期的方式运动,而人有意图和目标,所以人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婴儿似乎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意识和物质

Bloom说,两种认知系统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两种世界观,一种对应于精神世界,另一种对应于物质世界。他把这种天生就认为精神和物质具有区别的假设称为“常识二元论”。躯体虽然在进行像进食和运动这样的物理性过程,但我们的意识却单独构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精神世界。“如果你说自己可以在做梦或在星体投射(一种意识与躯体分离的体验过程——译者注)等过程中灵魂出窍,人们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说法,”Bloom说,“这些看法很普遍。”

有许多证据表明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灵肉分离的想法。人们很容易跟并不存在的他者建立起一种假想的联系:大约一半的四岁孩子都有一个假想的小朋友,成人则会跟去世的亲人、小说人物或者幻想的伴侣建立并保持某种联系。正如Barrett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在进化上有用的技能。有了这种想象的技巧我们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层次和统一,才能预期隐藏的对手将怎么行动。他说:“如果要看到有血有肉的人才能思考其内心,那麻烦就大了。”

尽管有用,但常识二元论还会使人们的头脑准备好接受一些诸如死后永生这样超自然的概念。在2004年,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UK)的Jesse Bering给一群学龄前儿童演了一出木偶剧,剧中有一段鳄鱼吃掉老鼠的情节。然后,研究者询问那些儿童一些关于物理存在的问题,比如“那老鼠还会生病吗?”“它还需要吃喝东西吗?”。对于这些问题孩子们的回答是“不”。但是再追问一些关于精神上的问题,诸如“老鼠还会想问题吗?”,孩子们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轻信之神

在《上帝错觉》(God Delusion)一书中,Richard Dawkins强调宗教主要通过教化,特别是对儿童的教化来进行传播宣扬。进化使得儿童对父母及宗长所说的一切都全盘接受,因为这种信任和顺从有利于生存。但这也导致Dawkins所谓面对宗教教义时的“奴性的轻信”。

如果儿童天生就会信神,那么宗教的教化学说又从何谈起?“我当然很愿意相信儿童天生就有信神的倾向,”Dawkins说,“但是我认为宗教的教化学说也是说得通的。两种影响可以相互增强。”他认为进化保留的轻信的特性,会使得儿童从一种盲目崇拜的倾向转变为跟从他们的父母崇拜同样的神。

默认的上帝

基于一些实验Bering认为,人脑有一种默认设置,它让我们相信,在躯体感知到的生命之外还有其他“生命”。他说教育和经验可以让信仰的倾向受到抑制,但这种倾向并不会消失。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Missouri.)的心理学家Pascal Boyer说, 这种倾向更进一步就会形成概念化的灵魂、死去的先人、当然还有上帝。Boyer指出,人们把神赋予和自己一样的思维,这就意味着神的概念还是来自于脑系统的功能——让我们可以去想已经消失或根本不存在的人物。

想象神的能力并不足以产生宗教。人类思维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对因果联系的高度敏感。这个特征使我们随处发现目的和设计。Bloom说:“当你看到灌木丛瑟瑟抖动,你就会认为那里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

这种对因果的过度归因也许是为了生存进化出来的。如果周围真有天敌,等到弄清楚它是什么通常就晚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逃之夭夭才是上策。

在小孩身上进行的实验也验证了人类这种对因果联系高度敏感的特征。三岁大的孩子已经会觉得不动的物体含有某种设计和企图。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in Tucson)的Deborah Kelemen询问七八岁的孩子一些关于不动的物体和动物的问题。她发现大部分孩子相信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是出于某种特别的目的才被创造出来的——岩石之所以尖锐是为了让动物能够在上面蹭痒痒;为了“有好听的音乐”所以才有小鸟;河流的出现是为了让小船能够在上面漂。“有一点很特别,孩子们坚持认为山和云这样一些东西是出于某种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们并不接受对其成因的其他解释。” Kelemen说。

在同一实验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Olivera Petrovich问学前班的孩子关于自然界事物,比如动植物的起源的问题。她发现更多的孩子认为这些东西是被上帝创造的,而不是被人创造的。分别持有两种答案的人数比例相差七倍之多。

Petrovich说:“他们所构建的上帝的概念来源于每天从现实世界中得到的经验。”那种认知的偏见非常强烈,孩子们在没有成人干预的情况下像是自发地创造出上帝的概念。所以当孩子们听说宗教教义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有道理。

相信超自然世界的倾向会伴随我们一生。Kelemen发现成年人会无中生有地认为事物的存在包含有某种意图和设计。如果强迫成年人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他们往往会回归到目的论的争论上,例如“树木制造氧气是为了让动物能够呼吸”或者“太阳发光发热是为了生命存在的需要”。Kelemen有证据显示大部分成年人都很郑重地相信自己有灵魂,不过这种倾向跟信仰神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还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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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er很敏锐地指出,成年的信徒既不幼稚也不脆弱。研究表明他们的思想状态跟儿童有很大不同。对于宗教信仰,成年人更关注的是信仰的道德方面。他们并不太在意宗教信仰的超自然属性。

Bloom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一个由我们头脑臆造并且无法摆脱的副产品。他说:“人类大脑就包括这部分神经环路,它就在那儿。”Petrovich补充说,就算那些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的成年人也会有超自然的想法。Bering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当他的一个学生对一些无神论者进行访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为自己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或给他们带来伤害的时刻寻找原因,就好像某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为了让自己在生命中留下那些重要的时刻。Bering说:“他们并非完全抵制神的概念,他们只是不提它而已。”

那些事件通常是伤害性的,这也给解释为何成年人很难抗拒那种直觉的对神的信仰提供了线索,Atran说。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认知的悲剧性”。人类会预期将要发生的事件,会回忆过去,会想象一些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包括死亡,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Atran说道:“你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否则会感到濒临崩溃。”大脑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脱的办法,于是我们就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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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Science, vol 322, p 115 )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持。得克萨斯大学的Jennifer Whitson (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和西北大学的Adam Galinsk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inois)询问人们在处理点图或股票市场信息时会看到什么模式。在问询之前,Whitson 和Galinsky先让一半的受试者感到抓狂——要么给他们和他们的表现不相干的反馈信息,要么让他们回忆以前抓狂的经历。

结果令人惊讶。那些抓狂的受试者更容易“看出”一些并不存在的模式。Whitson说道:“这个现象很普遍,这让我们很吃惊。”她解释说,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迷信的想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在困难时期却方兴未艾。

如果说宗教是我们头脑思维的产物,那上帝又被摆在哪里?所有参与研究的人员都强调:这一研究结果既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没有证明其不存在。正如Barratt指出的那样,被信仰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跟人们为什么信仰它是两码事。

但这却说明了一点:“上帝”不会轻易走开,推销无神论始终会面临困难。信仰一种宗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要想没有信仰却需要更多努力,Boyer说道。

这些发现对于认为宗教是一种适应的观点也是一个挑战。“的确,宗教有助于形成大型的社会,并让其成员战胜没有形成大型社会的组织。”Atran说,“但它是一种构建虚拟世界的能力的副产品。我认为跟宗教比起来,造飞机倒更像是种适应呢。”

宗教适应说的拥护者认为两种观点其实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tate)的David Sloan Wilson指出,宗教信仰的元素可能是大脑进化的一个副产物,但宗教本身得以流传,是因为它有助于团体生存。他说:“大部分适应性是基于已有的结构。Boyer的基本论点和我的观点可能都是对的。”

牛津大学的Robin Dunbar虽极力拥护宗教适应说,但他觉得,与宗教相关的脑回路的确是因为其他原因才进化出来的。Richard Dawkins也认为两种观点是相容的。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两种观点都正确呢?我就认为两种都是对的。”

对于像宗教这样复杂的事物,要想找出它们的起源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有一种实验可以在更深层次检验不论是Boyer还是Bloom或其他人的理论是不是基础牢靠。由于伦理约束,这个实验不可能说做就做,但是人们总要对这种实验的结果进行揣测。

说来说去,这个实验其实类似于观察小孩如何利用天生就有的脑回路产生自己的“语言”,人们也可以观察到最初的宗教信仰倾向如何在小孩子身上发生。一个被隔离的儿童群体是否会产生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我想答案是肯定的”Bloom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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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楼 2016-01-12

择偶策略:“坏”就是“好”

声称自己是“著名不靠谱人士”的BY大叔又、又、又、又来了!还带来了《新科学家》去年阅读量第一的文章,代表小红猪为情人节献礼……

Bad is good as a mating strategy

文:梅森·因曼;译:BY

“好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现在,两项研究提供了佐证: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此发现或可解释,尽管它可能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俗称“暗黑三合一”(dark triad)的人格特质——三种反社会人格的恶劣组合——为何一直存在于人类群体当中。

这三种特质分别是:自恋癖(narcissism)——自我中心;心理变态(psychopath)——易于冲动、寻求刺激和冷漠无情;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瞒骗和无情利用他人。到了极致,这些特质对传统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非常有害。带有如此人格特质的人有遭到他人离弃和无法建立人际关系的风险,他们将难以找到伴侣,饥肠辘辘,容易受捕食者攻击。

然而,只是有一点点坏或许反而是优势:丰富多彩的性生活,新墨西哥州州立大学拉斯克鲁塞斯分校(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in Las Cruces)的彼得·乔纳森(Peter Jonason)说。“有证据表明,这三种特质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而且代表着一种成功的进化策略。”

乔纳森和他的同事以两百名大学生为样本进行人格测试,给他们身上的“暗黑三合一”特质一一打分。实验人员也要他们回答有关对于性关系的态度和性生活的问题,包括他们曾有多少名性伙伴,以及他们是否寻求短期关系。

研究发现,“暗黑三合一”特质测试中得分越高的人,倾向于拥有越多的性伙伴,也更喜欢短期关系——乔纳森本月早些时候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的会议上做了以上报告。不过,上述相关性只在男性身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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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概括了这个人格特质组合,乔纳森说。“很显然,他脾气暴躁、性格外向,喜欢尝试新事物——杀几个人,泡几个新妞儿。”正如女人一个又一个在邦德面前沦陷,通过数量至上或所谓的“霰弹”策略(shotgun approach,指全面撒网式的进攻策略),拥有“暗黑三合一”特质的人或许在繁衍后代方面更加成功,即便他们不留下照看后代也是一样。“这种策略应该挺成功,因为这些人格特质依然没有消亡,”乔纳森说。

此项观察结果似乎是跨文化的。同一次会议中,伊利诺依州布拉德利大学皮奥里亚分校(Bradley University in Peoria)的戴维·施密特(David Schmitt)拿出的初步报告涵盖了五十七个国家中的三万五千多人。他也在男性身上发现了“暗黑三合一”特质和繁殖成功率之间的类似联系。“‘暗黑三合一’特质测试得分越高的人,在短期关系中越活跃,这是跨越文化的共通行为,” 施密特说。“他们更喜欢尝试接近别人的伴侣,以期建立露水情缘。”

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罗彻斯特分校(Oakland University in Rochester)的芭芭拉·奥克利(Barbara Oakley)说,这些研究“证明了许多人的猜想”。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的克里斯多夫·冯·鲁尔登说,这些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个性差异会产生直接的适应性结果。

“他们还得解释这些特质为何没有扩散到所有人身上,”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Boulder)的马修·凯勒(Matthew Keller)说。“这些特质肯定有什么代价。”凯勒和乔纳森都认为,一种可能性是,只有在其存在比例极低的前提下,“暗黑三合一”特质才最成功;否则,其他人会提高戒心,时刻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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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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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苦B青年奋斗史

回复 5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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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走了叫我3399

回复 6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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