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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策略:“坏”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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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楼 2016-01-12

择偶策略:“坏”就是“好”

声称自己是“著名不靠谱人士”的BY大叔又、又、又、又来了!还带来了《新科学家》去年阅读量第一的文章,代表小红猪为情人节献礼……

Bad is good as a mating strategy

文:梅森·因曼;译:BY

“好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现在,两项研究提供了佐证: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此发现或可解释,尽管它可能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俗称“暗黑三合一”(dark triad)的人格特质——三种反社会人格的恶劣组合——为何一直存在于人类群体当中。

这三种特质分别是:自恋癖(narcissism)——自我中心;心理变态(psychopath)——易于冲动、寻求刺激和冷漠无情;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瞒骗和无情利用他人。到了极致,这些特质对传统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非常有害。带有如此人格特质的人有遭到他人离弃和无法建立人际关系的风险,他们将难以找到伴侣,饥肠辘辘,容易受捕食者攻击。

然而,只是有一点点坏或许反而是优势:丰富多彩的性生活,新墨西哥州州立大学拉斯克鲁塞斯分校(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in Las Cruces)的彼得·乔纳森(Peter Jonason)说。“有证据表明,这三种特质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而且代表着一种成功的进化策略。”

乔纳森和他的同事以两百名大学生为样本进行人格测试,给他们身上的“暗黑三合一”特质一一打分。实验人员也要他们回答有关对于性关系的态度和性生活的问题,包括他们曾有多少名性伙伴,以及他们是否寻求短期关系。

研究发现,“暗黑三合一”特质测试中得分越高的人,倾向于拥有越多的性伙伴,也更喜欢短期关系——乔纳森本月早些时候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的会议上做了以上报告。不过,上述相关性只在男性身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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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概括了这个人格特质组合,乔纳森说。“很显然,他脾气暴躁、性格外向,喜欢尝试新事物——杀几个人,泡几个新妞儿。”正如女人一个又一个在邦德面前沦陷,通过数量至上或所谓的“霰弹”策略(shotgun approach,指全面撒网式的进攻策略),拥有“暗黑三合一”特质的人或许在繁衍后代方面更加成功,即便他们不留下照看后代也是一样。“这种策略应该挺成功,因为这些人格特质依然没有消亡,”乔纳森说。

此项观察结果似乎是跨文化的。同一次会议中,伊利诺依州布拉德利大学皮奥里亚分校(Bradley University in Peoria)的戴维·施密特(David Schmitt)拿出的初步报告涵盖了五十七个国家中的三万五千多人。他也在男性身上发现了“暗黑三合一”特质和繁殖成功率之间的类似联系。“‘暗黑三合一’特质测试得分越高的人,在短期关系中越活跃,这是跨越文化的共通行为,” 施密特说。“他们更喜欢尝试接近别人的伴侣,以期建立露水情缘。”

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罗彻斯特分校(Oakland University in Rochester)的芭芭拉·奥克利(Barbara Oakley)说,这些研究“证明了许多人的猜想”。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的克里斯多夫·冯·鲁尔登说,这些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个性差异会产生直接的适应性结果。

“他们还得解释这些特质为何没有扩散到所有人身上,”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Boulder)的马修·凯勒(Matthew Keller)说。“这些特质肯定有什么代价。”凯勒和乔纳森都认为,一种可能性是,只有在其存在比例极低的前提下,“暗黑三合一”特质才最成功;否则,其他人会提高戒心,时刻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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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鼠王

回复 2 楼 2016-01-12

在你的脸上写着什么?……

原文。译者,北北,“曾与几百万年前生物的大型墓葬(石油)为伍,现与鲜活水灵的可爱植物为伴,工作却一直未变:搞明白它们的组成、功能,以及提取方法......”

你的表情会泄露你内心不安的真相吗?罗格•海菲尔德就这一想法对理查德•怀特曼和罗伯•詹金斯展开调查

科学史或许会大不相同。当查尔斯•达尔文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时,寻找有教养同伴的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兹罗伊,差点因为他的塌鼻子而放弃他。菲兹罗伊相信相面术,这个理论号可以依据一个人的外貌来了解他们的品质。达尔文的女儿亨利埃塔后来回忆说,菲兹罗伊打定主意认为有那样的鼻子的人不可能充满活力。幸运的是,达尔文其他的相貌弥补了他懒惰的鼻子:“他的额头挽救了他。”

人的品质可以从他们的面部窥见端倪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18世纪末,瑞士诗人约翰•拉瓦特的想法成为文化圈里的议论热点,使得这一观点在18世纪末风靡一时。在达尔文时代,人们多少接受了这个观点。后来,相面术和颅相学联系在一起,后者于19世纪末期声誉下降,也就使得相面术沦为伪科学而退出舞台。

现在,这个领域正在复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重新评估了我们在一张脸上所能看出的东西,研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关于某个人个性的初步印象,甚至帮助我们认识他们的命运。新相学产生了,它比其前身更加难以理解,但却一样引人入胜。

尽管老掉牙的劝告说“不要以貌取人”,但第一印象影响力非凡。在看到一张陌生面孔的0.1秒内,我们已经做出了关于他品质的判断——同情心、可信赖、上进心、外向、有能力,等等(心理学,第17卷,592页),一旦这个印象形成就出乎意料地难以改变。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张脸会得出相当一致的结论——如我们的实验结果所示(见30页)。

人们会根据这种瞬时印象采取行动。外貌看起来更有能力的政治家在竞选中有更大的获胜机会,看起来更强势的经理也更有可能运作一个赢利的公司。娃娃脸和那些看起来富于同情心的相貌在护理职业中出现得更多。长得更孔武有力的军人比普通士兵升职更快,而他们长了娃娃脸的同伴们会出局得更早一些。当长了娃娃脸的人出现在法庭上,和那些具有成熟脸庞的同龄人比,他们更有可能被判无罪。不过,他们也更有可能被判定犯有过失罪。

图注:认识他们吗?这是提交给我们实验小组的所有男性(左侧)和女性面部的混合照片。

“吸引力的光环效应”久负盛名。公认的帅哥美女不仅有最多的情人,也被认为更开朗、更有社交能力,更有力、更性感、更敏感、更聪明和更健康。从其他人是多么的欢迎他们,到刑事司法系统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一些。

这样的瞬间判断有什么实质内容吗?外表强势的人真的更具优势吗?娃娃脸的人幼稚吗?我们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领导,还是简单地选择了他们的外貌?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多罗夫指出的,实际上关于某一张脸,不同的人会得出非常类似的结论,这同面相和一个人个性中某些真实的东西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截然不同。

不过,仍然有一些诱人的证据说明我们的脸会出卖我们的品性。1966年,密歇根州大学的心理学家要求84名素未谋面的大学生安静地坐在一起15分钟,完全依赖外表来用五种个性特征将其他人归类(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第4卷,44页)。对于外向、责任心和真诚这三种特征,观察者的快速判断同实际的个性相符,这个结果显然并非偶然。

最近,研究者们再次对外貌和人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安东尼•莱特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大卫•佩雷特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指出,密歇根的研究没有严格地控制混淆因素:参与者会受姿势、动作、服装等等的影响。但是当莱特和佩雷特重新做这项实验,使用面部照片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时,他们同样发现相貌和个性之间存在联系——不过只同外向和责任心有关(社会认知,24卷,607页)。

虽然这些实验说明我们对相貌的瞬间判断确实能反映出一些个性特点,但莱特强调这种联系并不清晰。他和佩雷特仅找到了极端个性的相互联系,其他寻找面部同个性中不同侧面之间联系的实验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例如,相貌看起来诚实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值得信赖。

同样不完全清楚的是,为什么我们乐于以貌取人。以貌取人具有进化优势吗?莱特提出,这是因为那些判断非常迅速和一致——也因为它们的确能够泄露个性中的某些方面——很可能进化的磨练使我们无意中学会接受这些信号。

由加拿大安大略的布鲁克大学的贾斯汀•凯尔和谢丽尔•麦克密特在去年发表的关于90个冰球运动员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有一定真实性。他们统计发现,那种颧骨之间距离比眉毛与上嘴唇之间的距离大的运动员,与因暴力行为(包括用杆打人、肘击,从后面袭击)而判罚的次数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英国皇家学会B公报,第275卷,2651页)。

雄性激素做燃料

他们还发现面部的宽高比例和男性的性激素--雄性激素有关。根据凯尔最近的试验研究结果,脸庞更宽的男性,唾液中雄性激素浓度更高。

关键而目前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人们是否会将面部宽的男人判定为“更好斗”。麦克密特和凯尔研究了这个问题,尽管结果还不完备,但是麦克密特说,初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确实会这样判断。

如果这些理论可靠,它可能意味着具有高雄性激素水平的男人——众所周知,他们会更高大、更强壮、更强势,也更可能有一张圆脸——进化让我们认为这样的脸型具有攻击性,因为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更有可能攻击我们。凯尔强调,不管怎样,面孔仅是我们理解他人意图的许多信号中的一种。“它不是评估的全部和最终因素”。

这种“看透人的内心”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乐于做出相貌判断的唯一解释。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布兰戴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莱斯利•莱布洛维兹指出,在很多案例中瞬间判断并不准确。她说,我们乐于以貌取人,常常是对更基本反映的一种“过度类比”(社会与人格心理学,第二卷,1497页)。

图注:《新科学家》的面部实验

我们的实验调查了心理上一些微妙的因素是否和我们的面容相关,我们将面容综合在一起,使得读者有机会出现在封面上。

我们要求读者提交他们自己正面直视相机的照片,并完成在线的个性问卷。在这个问卷中会评估他们对自己幸运、幽默、虔诚和可信度的看法。承蒙1000多名热心读者的帮助,他们提交了照片和对自己的评价。

从这些个人自我评估中,我们把男性和女性按照他们在这四个个性层面中分数的高低分成四个组。然后用电子技术将这些同组人的照片融合,产生一些复合照片。

我们采用的面部融合技术是若干世纪以前达尔文的表弟,维多利亚时代博学的弗朗西斯•高尔顿开创的。它的原理很简单,假设有两个长相不相同的照片,建立综合可操纵的数字版图片,确定面部一些关键部位的坐标,比如嘴角和眼睛。这样我们就能计算出两张脸上同一部位坐标的平均值。例如,如果两张脸都有茂密的眉毛和深陷的眼睛,综合的结果也会有这些特征。如果一张脸是小鼻子而另一张是大鼻子,最终的图像将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鼻子。

复合的图片彼此非常不同,但是人们能分辨出图片背后的个性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把每个个性特点最突出的复合照片成组地发布在www.facesexperiment.co.uk上。例如,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的女人的照片和那些认为自己非常不幸运的人的照片作为一组。超过6500人访问网站并参加辨认幸运、幽默、虔诚和可信赖的面孔。

图注: 从结果看,似乎女性的面孔远比男性的泄露了更多个性。超过70%的人能正确分辨出幸运的面孔,73%的人能正确分辨出虔诚的面孔。根据以往的研究,不可信赖的女性复合面孔也能被准确地辨认,成功概率达到54%。只有一个没能被正确分辨——认为自己幽默的女性复合面孔。

男性复合照片的辨认结果非常不同,被调查者没能正确辨认出任何一张复合面孔来。对幽默、可信赖和虔诚面孔的辨别都只是偶尔正确,而幸运的复合面孔也只有22%的正确辨别率。这表明,我们对男性幸运面孔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性别之间的差异这么大呢?或许只是女性的面孔比男性的更丰富。这也可能是男性在发出自己的肖像时,回答个性问卷时洞察力不足或者不那么诚实。又或许女性细心地选择她们上传的照片。

我们的先行实验结果很有趣,有望为其他工作做好准备。它们说明人们很容易将面容和某些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并表明在人们对个性的判断中这种联系多半是有真实性的。

我们的实验探究了一些通常不会在这类研究中考查的方面,增加了耐人寻味的可能,至少在女性中,个性中微妙的问题确确实实都详细地写在了她们的脸上。

一个典型的“过度类比”的例子是捕食者对"眼点"的反应,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圆形斑纹可以在一些飞蛾、蝴蝶和鱼类身上看到。眼点能起到威慑捕食者的作用,因为它们酷似其他生物的眼睛--潜伏的捕食者会把它看做可能造成威胁的家伙,或者这些眼点仅仅是使它们自己更加醒目。

莱布洛维兹说,我们对娃娃脸做出反应的真相或许和这个例子是一样的,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顺从和天真。就像眼点并不是眼睛一样,一个长着娃娃脸的人可能并不稚气,但是观察者很可能做出他们就是幼稚的反应。我们对不吸引人的面孔的反应是类似的,据她所说,这是我们对那些患病或遭受遗传畸形的人的一种“过度类比”。同样,还有“熟悉面孔的过度类比”,即人们会将熟人的特点套用到与他长相相似的人身上。

图注:你是怎么长成这个样的?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托多罗夫的理论,我们必须进化出读取他人面部表情中危险讯息的能力,而我们对长相的瞬间判断正是对这种需要的过度类比。

在这些计算机产生的图像中,在中间的无表情面孔已经表现出使面部或多或少看起来可信赖和强势的典型特点。

另一个赞同过度类比的研究者是托多罗夫。最近他和普林斯顿的同事尼古拉斯•奥斯特霍夫提出了一种理论,从相貌表现出多少威胁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对相貌的瞬间判断。托多罗夫和奥斯特霍夫询问受试者对脸部漫无表情的照片的本能反应,仔细检查所有的答复,并归结到两个基本因素:这张脸看起来有多值得信赖,有多强势。随后,他们找出面容中那些确实与看起来可信赖、不可信赖、强势或顺从有关的方面。接着,他们通过一个叫做FaceGen的商业软件随机产生一些面孔,然后夸张地表现它们的信赖、不可信赖、强势和顺从等特点。比如,一张非常可靠的脸会有一张U形的嘴,而且眼睛会形成一种近乎惊奇的表情。而一张不可靠的脸有下撇的嘴角和倒八字眉。

最后,他们向受试者展示这些面孔并询问各种问题:他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受试者的回答相当一致,可信赖的脸看起来快乐而不可靠的脸表达了愤怒,强势的脸被认为是男性的而顺从的脸则被认为是女性的。

托多罗夫和奥斯特霍夫得出结论,我们演化出通过脸部表情推断情绪、判断他人是否有伤害我们的意图,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伤害我们的能力,而根据相貌进行个性判断正是对这种能力的过度类比(美国国家科学院公报,105卷,11087页)。

不管怎样,托多罗夫强调过度类比并不排除这些个性评估有一定准确性。“我并不是说这些判断一点都不准确,尤其是在强势的情况下,”他说,“过度类比和包含事实的观点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宽脸的冰球运动员更可能被判出局”

这些被反映出的真实情况,源自哪里呢?我们脸上书写的个性特点有多准确?在冰球运动员的例子中,长相、男性荷尔蒙水平和个性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还有其他可能。

“娃娃脸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信,更容易获得军事奖章”

佩雷特推测,当我们对长相的偏见实现了自己原先的预言时,联系就建立了——早在1977年其他研究人员就对这一想法进行了研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35卷,656页)。我们的期望使我们对他人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按照确认这些期望的方式采取进一步行动:一直像对待不可信赖的人那样对待某个人,最后他们就会照此行事。

“成熟面孔的婴孩成长为有着成熟面孔的少年和成年人”佩雷特说,“父母和社会对这些暗示(相貌,译者注)的反应可能有助于他们形成他们的行为和个性。实质上,人们会长成他们的相貌所期望的性格。”

可是有时影响会反过来,尤其是那些长得很可爱的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生态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曾经提出,娃娃脸使人产生要照顾他/她的反应。泽布罗维茨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发现娃娃脸的男孩和男人能用彼此相似的方式刺激大脑中的情绪中心——杏仁核。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娃娃脸的男人平均受教育状况更好,更果敢,比那些长相成熟的同行更容易获得军事奖章。他们也更有可能犯罪;比如流氓阿尔•卡彭。类似地,泽布罗维茨发现娃娃脸的男孩喜欢争吵,怀有敌意,更有可能在学术界有所成就。她称之为“自我挫败的预言效应”:一个长了娃娃脸的男人努力混淆期望并最终矫枉过正。

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使人想起长辈们警告过我们不要拉着脸,因为这个表情会冻结在我们脸上。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个性就是用这种方式塑造了我们的长相。20年前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理论,研究发现易怒的老人往往看起来乖戾,甚至在要求做出温和的表情时也如此。一辈子的生气、暴躁和痛苦似乎都留下了痕迹。

让我们回到达尔文本人那里。他提到“不同的人根据他们性情的不同而频繁地使用不同的面部肌肉;这些肌肉也许正因此而增长,由于它们惯常的收缩,脸部的线条、皱纹随之变得更加突出”。再一次,达尔文领先于他的时代: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我们拥有了我们应得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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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楼 2016-01-12

天生轻信

《新科学家》2009年2月4日

原文,译者:tantuyu,他的译文还有这篇和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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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宗教会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脑早对信仰做好了准备。”Michael Brooks说道。

1929年的大萧条导致许多机构瘫痪,但教堂的日子却过得不错。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哪怕最专横最苛刻的教堂里也是人潮涌动。

这种异常的现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所记载,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了科学的解释。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有宗教信仰的倾向,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我们的大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臆造一个包含精灵、神仙和妖魔的精神世界,而且我们越是感到不安就越难以抗拒对这个超自然世界的想象,似乎我们的头脑早就做好了信仰神的准备。

宗教观念对于所有文化来说都是很普通的一个方面,就好像语言和音乐一样,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特征的一部分。但在以前,科学研究一直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并非说宗教不重要,”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Paul Bloom说道,“而是这类课题有太多禁忌因此阻碍了对它的研究。”

宗教的起源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科学家才提出一些假设。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宗教是进化产生的一种适应能力,它有利于人类生存并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按照这个观点,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打粮以及照看孩子的时候团结合作形成紧密的组织,从而有能力跟外部的其他组织相竞争。这样,宗教就被进化筛选出来并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

宗教的进化适应理论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Scott Atran指出,从进化适应的角度来说,持有某种信仰的人群不一定就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他说:“我认为这种理论没有多少意义。”比如,相信死后的永生就跟生存在当下以及传递基因给后代相矛盾。而且,就算宗教有助于人类适应环境,这还是没有涉及它的起源,充其量只是对宗教的传播方式提供了一种解释罢了。

因此,Atran等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天然的副产品。虽然人类大脑备有一个“语言模块”——我们在习得特定语言的时候用得到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也有那么一个“上帝模块”以供信仰之用。一些特定的认知能力使人类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种,这些认知能力也让人们产生一种超自然思维的倾向。Bloom说:“现在有许多证据表明人类天生就具有宗教信仰的基础。”

许多实验证据来自于对儿童的研究。儿童的思维被认为处于一种“自发状态”,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某些修正,但这种思维的自发状态可以一直持续到成年期。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Justin Barrett 说:“所有的孩子天生就具备对信仰的接受能力,这是由小孩特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而且这种早期发展起来的接受能力会一辈子固着于我们的直觉思维中。”

那么人们头脑中的神是如何产生的?Bloom说,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头脑在对待生命体——即有心智,或至少有意志——和非生命体时采用不同的认知系统。

在人出生后不久这种认知系统的区别就产生了。Bloom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五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区分人和不会动的物体。婴儿看到一个盒子从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会感到惊讶,但是他们看到人从静止开始运动就不会惊讶。没有生命的物体应该遵从物理规律并且按照可预期的方式运动,而人有意图和目标,所以人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婴儿似乎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意识和物质

Bloom说,两种认知系统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两种世界观,一种对应于精神世界,另一种对应于物质世界。他把这种天生就认为精神和物质具有区别的假设称为“常识二元论”。躯体虽然在进行像进食和运动这样的物理性过程,但我们的意识却单独构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精神世界。“如果你说自己可以在做梦或在星体投射(一种意识与躯体分离的体验过程——译者注)等过程中灵魂出窍,人们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说法,”Bloom说,“这些看法很普遍。”

有许多证据表明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灵肉分离的想法。人们很容易跟并不存在的他者建立起一种假想的联系:大约一半的四岁孩子都有一个假想的小朋友,成人则会跟去世的亲人、小说人物或者幻想的伴侣建立并保持某种联系。正如Barrett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在进化上有用的技能。有了这种想象的技巧我们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层次和统一,才能预期隐藏的对手将怎么行动。他说:“如果要看到有血有肉的人才能思考其内心,那麻烦就大了。”

尽管有用,但常识二元论还会使人们的头脑准备好接受一些诸如死后永生这样超自然的概念。在2004年,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UK)的Jesse Bering给一群学龄前儿童演了一出木偶剧,剧中有一段鳄鱼吃掉老鼠的情节。然后,研究者询问那些儿童一些关于物理存在的问题,比如“那老鼠还会生病吗?”“它还需要吃喝东西吗?”。对于这些问题孩子们的回答是“不”。但是再追问一些关于精神上的问题,诸如“老鼠还会想问题吗?”,孩子们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轻信之神

在《上帝错觉》(God Delusion)一书中,Richard Dawkins强调宗教主要通过教化,特别是对儿童的教化来进行传播宣扬。进化使得儿童对父母及宗长所说的一切都全盘接受,因为这种信任和顺从有利于生存。但这也导致Dawkins所谓面对宗教教义时的“奴性的轻信”。

如果儿童天生就会信神,那么宗教的教化学说又从何谈起?“我当然很愿意相信儿童天生就有信神的倾向,”Dawkins说,“但是我认为宗教的教化学说也是说得通的。两种影响可以相互增强。”他认为进化保留的轻信的特性,会使得儿童从一种盲目崇拜的倾向转变为跟从他们的父母崇拜同样的神。

默认的上帝

基于一些实验Bering认为,人脑有一种默认设置,它让我们相信,在躯体感知到的生命之外还有其他“生命”。他说教育和经验可以让信仰的倾向受到抑制,但这种倾向并不会消失。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Missouri.)的心理学家Pascal Boyer说, 这种倾向更进一步就会形成概念化的灵魂、死去的先人、当然还有上帝。Boyer指出,人们把神赋予和自己一样的思维,这就意味着神的概念还是来自于脑系统的功能——让我们可以去想已经消失或根本不存在的人物。

想象神的能力并不足以产生宗教。人类思维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对因果联系的高度敏感。这个特征使我们随处发现目的和设计。Bloom说:“当你看到灌木丛瑟瑟抖动,你就会认为那里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

这种对因果的过度归因也许是为了生存进化出来的。如果周围真有天敌,等到弄清楚它是什么通常就晚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逃之夭夭才是上策。

在小孩身上进行的实验也验证了人类这种对因果联系高度敏感的特征。三岁大的孩子已经会觉得不动的物体含有某种设计和企图。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in Tucson)的Deborah Kelemen询问七八岁的孩子一些关于不动的物体和动物的问题。她发现大部分孩子相信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是出于某种特别的目的才被创造出来的——岩石之所以尖锐是为了让动物能够在上面蹭痒痒;为了“有好听的音乐”所以才有小鸟;河流的出现是为了让小船能够在上面漂。“有一点很特别,孩子们坚持认为山和云这样一些东西是出于某种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们并不接受对其成因的其他解释。” Kelemen说。

在同一实验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Olivera Petrovich问学前班的孩子关于自然界事物,比如动植物的起源的问题。她发现更多的孩子认为这些东西是被上帝创造的,而不是被人创造的。分别持有两种答案的人数比例相差七倍之多。

Petrovich说:“他们所构建的上帝的概念来源于每天从现实世界中得到的经验。”那种认知的偏见非常强烈,孩子们在没有成人干预的情况下像是自发地创造出上帝的概念。所以当孩子们听说宗教教义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有道理。

相信超自然世界的倾向会伴随我们一生。Kelemen发现成年人会无中生有地认为事物的存在包含有某种意图和设计。如果强迫成年人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他们往往会回归到目的论的争论上,例如“树木制造氧气是为了让动物能够呼吸”或者“太阳发光发热是为了生命存在的需要”。Kelemen有证据显示大部分成年人都很郑重地相信自己有灵魂,不过这种倾向跟信仰神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还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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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er很敏锐地指出,成年的信徒既不幼稚也不脆弱。研究表明他们的思想状态跟儿童有很大不同。对于宗教信仰,成年人更关注的是信仰的道德方面。他们并不太在意宗教信仰的超自然属性。

Bloom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一个由我们头脑臆造并且无法摆脱的副产品。他说:“人类大脑就包括这部分神经环路,它就在那儿。”Petrovich补充说,就算那些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的成年人也会有超自然的想法。Bering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当他的一个学生对一些无神论者进行访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为自己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或给他们带来伤害的时刻寻找原因,就好像某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为了让自己在生命中留下那些重要的时刻。Bering说:“他们并非完全抵制神的概念,他们只是不提它而已。”

那些事件通常是伤害性的,这也给解释为何成年人很难抗拒那种直觉的对神的信仰提供了线索,Atran说。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认知的悲剧性”。人类会预期将要发生的事件,会回忆过去,会想象一些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包括死亡,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Atran说道:“你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否则会感到濒临崩溃。”大脑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脱的办法,于是我们就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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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Science, vol 322, p 115 )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持。得克萨斯大学的Jennifer Whitson (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和西北大学的Adam Galinsk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inois)询问人们在处理点图或股票市场信息时会看到什么模式。在问询之前,Whitson 和Galinsky先让一半的受试者感到抓狂——要么给他们和他们的表现不相干的反馈信息,要么让他们回忆以前抓狂的经历。

结果令人惊讶。那些抓狂的受试者更容易“看出”一些并不存在的模式。Whitson说道:“这个现象很普遍,这让我们很吃惊。”她解释说,当我们感到失控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迷信的想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在困难时期却方兴未艾。

如果说宗教是我们头脑思维的产物,那上帝又被摆在哪里?所有参与研究的人员都强调:这一研究结果既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没有证明其不存在。正如Barratt指出的那样,被信仰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跟人们为什么信仰它是两码事。

但这却说明了一点:“上帝”不会轻易走开,推销无神论始终会面临困难。信仰一种宗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要想没有信仰却需要更多努力,Boyer说道。

这些发现对于认为宗教是一种适应的观点也是一个挑战。“的确,宗教有助于形成大型的社会,并让其成员战胜没有形成大型社会的组织。”Atran说,“但它是一种构建虚拟世界的能力的副产品。我认为跟宗教比起来,造飞机倒更像是种适应呢。”

宗教适应说的拥护者认为两种观点其实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tate)的David Sloan Wilson指出,宗教信仰的元素可能是大脑进化的一个副产物,但宗教本身得以流传,是因为它有助于团体生存。他说:“大部分适应性是基于已有的结构。Boyer的基本论点和我的观点可能都是对的。”

牛津大学的Robin Dunbar虽极力拥护宗教适应说,但他觉得,与宗教相关的脑回路的确是因为其他原因才进化出来的。Richard Dawkins也认为两种观点是相容的。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两种观点都正确呢?我就认为两种都是对的。”

对于像宗教这样复杂的事物,要想找出它们的起源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有一种实验可以在更深层次检验不论是Boyer还是Bloom或其他人的理论是不是基础牢靠。由于伦理约束,这个实验不可能说做就做,但是人们总要对这种实验的结果进行揣测。

说来说去,这个实验其实类似于观察小孩如何利用天生就有的脑回路产生自己的“语言”,人们也可以观察到最初的宗教信仰倾向如何在小孩子身上发生。一个被隔离的儿童群体是否会产生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我想答案是肯定的”Bloom说。

台前小贺

回复 4 楼 2016-01-12

保持冷静

1-thumb4 New Scientist 2008年8月30日.原文链接在这里。作者:Michael Bond;译者: Yuantai Du (译者请一下发简介)

当冷静理智的声音被尖叫冲动所盖过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好的决定?迈克尔.邦德停下来思考了这个问题。

你正在机场准备上飞机,忽然发现你忘了买旅行保险。你的航空公司让你选择:一个险种只保恐怖袭击致死,另一个险种费用更便宜但保所有原因的死亡。你选哪一种?

听起来都不用动脑筋:便宜的选项能保恐怖袭击和其他所有风险,所以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时,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选择更贵而只保恐怖袭击的险种,而不是便宜的全保。仅仅是恐怖袭击的暗示就对人做决定有如此的扭曲效果,使他们做出很糟糕的决定(《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7卷, 第35页)。恐慌对人类行为的这种过强影响强烈地表现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后。在之后的12个月里,许多美国人选择开车而避开坐飞机。结果,那一年因公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上升了1600人,是死于劫机案的人数的6倍。为了避免潜在的可怕命运,他们“从煎锅中跳到了火中”,德国柏林的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戈德.吉仁泽收集了这些数据。(《风险分析》第26卷, 第347页)

其他研究显示,当我们权衡事情的风险和收益,比如检查癌症,注射疫苗,以及判断其他从核能到气候变化的任何事情的风险时,我们都会做出坏的决定。

甚至那些对风险平衡很了解的人在事到临头时也会出错。在宾州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决策的乔治.洛温斯坦回忆到,911后他的一个经济学同事,一个他一直认为是“理性模范”的人,选择了开车而不是坐飞机去长途参加一个会议。“人们通常不会仔细考虑一个长期策略来对待风险,而是进入恐慌模式,并由此采取行动,这往往在实际上加剧了他们所担忧的问题。”

但我们为什么会在风险下做出坏的决策呢?研究者纪录我们对风险的糟糕反应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最近才开始想法改进。关键在于我们的情绪反应。当我们处于痛苦或其他强烈情绪时,我们好像无法严肃地权衡各个选项。相反,我们常常跟着感觉走。然而,只要我们准备好认识这种行为,我们就应该能够改变它。

要想改进危险情境下的决策, 我们首先要理解在这些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如此做和想。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把人对不确定的反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知和分析型,即理性地权衡各种可能性和结果。另一类是直觉型,它快速、不知不觉、基于感觉和情绪。“决策研究所”是一家位于俄勒冈州尤金市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工作是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其中的风险,研究所的保尔.斯洛维奇认为,情绪驱动的决策也许曾是在人类进化时最适合的决策,而且依然是我们的直觉反应。直觉在很多种判断中都很重要,尤其在决定谁能信任和接触,以及在复杂的或霎那间发生的情况时(《新科学家》2007年5月5日,第35页)。但在有些情况--尤其是有恐惧、疼痛、或其他强烈情绪时--直觉系统则使我们偏离最佳决策。

一个经典例子是“可怖风险”--概率小但后果严重的事件。恐怖分子袭击就是一例,癌症威胁是另一例。正如911之后,被生动的袭击画面占据脑海的人们用直觉和恐慌驱动的判断决定如何出游一样,那些目睹亲友在癌症种煎熬或病死的人,有可能强烈地高估他们自己的得病可能。他们甚至会接受侵入性的--可能也是有害的--诊断测试。

在“决策研究所”研究健康和金融方面决策的艾伦.彼得斯认为,癌症带来的负面感觉能够强到这样的地步:即使将更现实的、基于概率和统计的风险评估告诉这些得出情绪性结论的人,也对他们的判断几乎没有影响,除非他们对概率有很深的理解。吉仁泽说“健康受情绪、焦虑和对你医生的信任驱使。几乎没人想看证据,就像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坐飞机比开车安全得多一样。”根据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迈克尔.西瓦克和迈克尔.福兰那根所做的研究,同样一段典型的美国国内航线(大约1157公里),开车比坐飞机危险65倍。911事件要每月发生一次才能使飞行和开车一样危险(《美国科学家》第91卷,第6页)。

“当你遇到统计或概率时停下来想一想:‘这里人的视角是什么,我怎样领会它’ 而不要仅仅把数字当数字,停下来好好想想。试着重新体会数字”保尔.斯洛维奇,决策研究,尤金市,俄勒冈州。

“如果你想做一个良好公民,想在思索之后对某个容易造成意见分裂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全球变暖或枪支控制——那么,你就需要找个博学的人,一个跟你总体文化背景相同、但不同意你观点的人。你将会仔细倾听他的观点,这样就能消除我们的一个天然倾向,即倾向于把不同文化背景者的反对意见斥为不可靠和有偏见”丹.卡汉,耶鲁法学院。

按理说,按情绪行动无可厚非。如果飞机使你十分痛苦,你也不能减轻这些难受感觉,那为什么坐飞机呢?洛温斯坦这样说道。此外,人们对新的、不熟悉的风险反应更强烈-- 这对于严重性未知的风险是一种合理的反应。

恐慌对日常决策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别人提醒你死亡不可避免时的戏剧性效果。紧跟着被提醒死亡之后,人们会以一种认知的过劳来努力压制这种想法。这需要脑力的努力,还会扭曲对其他事情的思考。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心理学家詹米.安德发现,在阅读和癌症相关文字后感觉威胁的人,更不可能自我检查乳腺癌或睾丸癌(《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92卷,第12页)。他建议保健当局在鼓励人参加体检时避免直接提及死亡:“一点点恐惧是好事。我们会对异常更加注意。但太多的恐惧会激发回避反应。这很微妙。”

恐惧和其他强烈情感的危害,是它们改变了我们对风险和效益的判断和考虑。他们能阻碍其他能得到更实际结论的精神活动。但情感并不是仅有的导致错误风险决策的因素。记忆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尤其是我们回忆图形图像的能力。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易得性规则”:你越容易回忆或想象的事件,你越认为它会发生。这主要是由情感驱动的,所以情绪化的记忆或生动的情景最容易被回忆起来。我们所以高估自身死于飞机失事、鲨鱼攻击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一个主要原因是图片式的媒体报导使这种事件很容易刻画。我们还会低估死于疾病的可能性,因为对这类死亡的报道通常只提及统计数字而非震撼人心的画面。

有人认为媒体集中报导震撼可怖的新闻激发了我们决策中直觉、非思维的一面,这也是许多误判的根源。“我们还无法足够理性地面对媒体,”伦敦商学院决策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之一纳西姆.尼古拉斯.塔里布说。要说明这点只要看看对恐怖袭击风险和遭雷击风险的巨大观念差异,而实际上自从有记录以来它们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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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媒体的图像报导如何扭曲我们对真实事件的认知,一个好的例子是英国朴兹茅斯大学詹姆斯.奥斯特和同事的发现:那些大量接触新闻报导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人,更容易回忆起他们从未目击过的袭击的细节,比如当时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爆炸的巴士是否在移动。(《记忆》卷16,76页)

媒体对犯罪的报导有类似的效果。根据政府2006/2007英国犯罪普查,65%英国居民相信犯罪率在全国范围上升。但是普查也显示犯罪率从1995年后十年内下跌了42%,此后保持稳定。美国也类似。青年司法运动组织“青年基石”在2001年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和1998年间,有记录的犯罪下降了20%,而电视对犯罪的报导增加了83%。更加显著的是,电视对谋杀的报道上升了473%,而谋杀案件实际下降了33%。

当对戏剧性事件不成比例的报道导致“易得性瀑布”时,它会特别有效地扭曲决策。易得性瀑布是一种信念的形成过程,当越多人当它是事实而告诉更多人时,就越增强了故事的貌似合理性。这经常会导致公众对它长达几年的迷信。这个术语的提出者,芝加哥法学院的卡斯.桑斯坦和杜克大学的提马.库兰认为,易得性瀑布起源于人们对大多数事情只有有限知识这个事实。“从糖和咖啡的摄入对健康造成的后果,到开车、核电、全球变暖的风险等各种事情,我们每人都从他人看上去了解的知识中获得信息。”他们在1999年研讨会论文(《斯坦福法律评论》51卷,683页)中如此写到。

公共信息的可获得性不是人们用于决策的唯一因素。丹.卡汉和他耶鲁法学院文化认知项目的同事近期的工作表明,当人们考虑枪支犯罪、核能、气候变化、防疫、新技术安全等公共安全和环境风险时,最容易被那些看上去与他们世界观、文化价值相同的专家和公共鼓吹者影响。所以我们会倾向于信任诸如纳米技术安全性的论点,如果它是由社会阶层与我们相同或政治取向与我们相似的人提出的;我们还会倾向于反对与我们价值不同者提出的论点——不管我们以前对此事的观点如何。而不幸的是,这种偏向不一定导致最好的选择,所以那种认为散布准确信息最能使人做出知情决策的看法是有漏洞的:如果信息不是由自己信任的人提供,人们就会拒绝接受。官员或活动家如果要最大可能地触及人群,就必须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取向。

要改变我们决策过程以做出更好选择,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绪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因此当我们感到害怕或不安全时,统计数字就会在几千年的进化适应面前黯然失色了。

鉴于这一点,斯洛维奇建议我们在统计数字中注入更多情绪性来使我们确实把它们记在心里。“从小我们就学习如何冷静抽象地对待数字——阅读、加减——但我们不学它们代表现实时也带有的感觉和含义。我们要教会人们如何远离对大小量级不敏感的直觉反应,并仔细思考数字的含义。”共产党领袖斯大林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统计数字。”

艾伦.彼得斯在五月的报告中显示,数学基础好很的人更能用数字而非情绪做出决策(《纽约科学院年刊》1128卷,第1页)。吉仁泽引用了一篇去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绝大多数人对中风、心脏病、艾滋病的风险因素几乎一无所知(《BMC医药学》,DOI: 10.1186/ 1741-7015-5-14)。“但几乎所有人,至少那些携带Y染色体的人,都知道橄榄球、板球,和棒球的统计数字”他说。吉仁泽正在设立一个帮助人们更好理解风险的研究中心。哈丁风险认识中心,定于2009年四月在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成立,它将研究人们如何对待风险并训练人们更好地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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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报道不妨视而不见。人们对飞行的恐惧超过驾驶,因为新闻不会报道车祸。我从来不看新闻。我只在社交场合获得消息、听听别人都在谈什么。我们的大脑应付不了过多信息。对任何试图做出决策的人来说,掌握一大把数据都没有好处。”尼古拉斯.纳西姆.塔里布,决策研究实验室,伦敦商学院

塔里布认为教会人们有关风险的事实还不足以帮助人们改变行为。他认为,教会人们筛除那些会扭曲决策的信息要比教会他们使用笼统的信息更有成效。“如果能教会人们改变行为来规避风险,那就不会有人抽烟了。但实际上还是有人抽烟。我们的智力并不如我们所想般转化为行为。”

但这当然值得一试。下次当你面临决策而脑袋里充满了死亡、暴力、疾病的念头时,或当政客说你该害怕某某威胁而他要保护你时,或当其它任何使你血流加快肌肉紧张的事情发生时,不妨试试这个:关掉电视,感激自己的恐慌反应(在进化路上它带你走到了这步),但告诉你自己:恐慌也许不再合适了,因为你已经不再生活在草原上了;权衡所有的事实,并记住,用数字感对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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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性别-新科学家封面

本文为《新科学家》7月19日封面文章。英文文章在本站链接请见这里。

人脑本来就够复杂了,但如果人的大脑竟然有两种……请想象一下吧!

作者:Hannah Hoag   翻译:tantuyu(大学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现为神经生物学在读博士,兴趣爱好广泛.)

“有时真觉得男人是来自火星,而女人是来自金星的。”任何一位与恋人相处了很长时间的人肯定都会对你发出这样的感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想法常常相左,这简直就是个常识了,人们一直将这些男女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性激素的作用,或者是产生男女特定行为方式的社会压力所导致,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不管怎么说,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两性的大脑在基本结构和功能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然而这种观念开始日益受到挑战。

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脑在解剖结构上有很大不同。不但如此,其神经环路和神经元间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在基因水平就决定了的。所有这些研究都会让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脑不止是一种,而是男女两种。

这个结论让神经科学家们有点头疼,因为我们关于大脑的大部分认识是来自于对雄性动物,包括男人的研究。如果说从这些研究得出的推论哪怕只有小部分不适用于雌性动物,那也意味着大量的研究工作本身的基础就不牢靠。弄清楚女人的脑到底跟男人的怎样不同,也许可以解释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谜团,例如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倾向于犯不同的精神健康问题,为什么有的药物对一种性别有效而对另一种性别就没作用。

人们早就知道雄性和雌性的大脑有点差别,但大家都认为这种差别只是局限在下丘脑部位——一个参与调节进食活动和控制性冲动的脑区。因为雌性动物的雌激素和孕酮水平在月经周期上下波动,这会使实验结果的分析更加复杂,所以研究者们除了在研究下丘脑的时候会区分性别,否则都会尽量避免在实验中使用雌性动物,因为雌性在经期的雌激素和黄体激素水平变化会让实验结果更加难以分析。因此神经科学家们一直以为除了下丘脑外,男性和女性的脑没有什么不同。

但很显然,两性的脑存在许多差异,下丘脑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女性脑内的许多结构的相对尺寸与男性的有所不同。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里,哈佛医学院的Jill Goldstein及其同事测量并且比较了健康男性和女性的45个脑区。他们发现女性脑的额叶里控制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那部分脑区要比男性的大。女性的边缘皮层也比男性的大,这个区域是负责调节情绪的。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海马(海马是一个参与短期记忆和空间导向的脑区)相对男性的要大——女人们背了个不识地图的坏名声看来有些冤枉。男性相对于女性较大的脑区包括顶侧皮层和杏仁核。顶侧皮层负责处理感觉器官传来的信号,也参与空间感知的过程。杏仁核则控制情绪和人的社会行为以及性行为。加州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Larry Cahill说:“(男性和女性脑的)同一个结构大小有差异很可能意味着它在功能的组织上也会有不同。”

Cahill发现性别的差异会影响到一些脑区的使用。在利用脑成像技术完成的实验里,他要求男受试者或女受试者回忆前面看过的令他们激动的画面。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所有受试者都动用了杏仁核这个脑区。杏仁核是一对杏仁大小的神经元团,它们也是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但不同的是男性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用的是右侧杏仁核,而女性用的是左侧杏仁核。而且男女受试者在回忆画面时的侧重也有所不同,男性侧重于回顾要点而女性则更注重细节的表达。Cahill说,这就提示我们男性和女性的脑在处理带有情绪因素的信息时所采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脑在缓解疼痛时所采用的神经环路也许也存在这样的性别差异。我们都知道,当遇到慢性疼痛时女性总是比男性往医院跑得更勤快。当然,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女性可享有的医疗保健服务比男性多一些,但就算考虑了这个因素,还是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女性感受和经历的疼痛要比男性多。这种疼痛感的性别差异在其他的动物身上也存在。科研人员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通常雌性动物对疼痛比雄性动物更敏感,当然并非所有的实验都体现了这种性别的差异。

佐治亚大学的Anne Murphy试图揭示为什么慢性疼痛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更大。她感兴趣的是一个缓解疼痛的神经环路。这个环路把脑的两个区域——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和延髓头端腹内侧区(RVM)——跟脊髓连接起来。当疼痛激活这个神经环路并使其信号逐级放大后会导致脑啡肽的释放。脑啡肽与阿片受体结合后就会抑制疼痛信号的继续传入。Murphy说道:“在人类和所有其他脊椎动物体内,这个神经环路是调节疼痛的福地,但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它在雌性动物体内是怎样组织的。”

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Murphy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雌性动物在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和延髓头端腹内侧区(RVM)之间的神经连接比雄性动物的致密,但是Murphy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雌性在抑制疼痛时并没有激活这条神经通路。“很显然雌性在感受疼痛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这条通路,那它在雌性体内起什么作用呢?雌性的这个结构为什么比雄性的大许多呢?” Murphy问道。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Jeff Mogil认为自己发现了雌性调节疼痛的神经通路——就算不是全部通路也至少是一部分。他在实验中用化学药物阻断了小鼠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和脊髓中特定的受体,然后他发现雄性小鼠在缓解疼痛时使用的是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但雌鼠的疼痛抑制功能在阻断这些NMDA受体时却不受影响。“这意味着雌鼠在缓解疼痛时使用的是另一条通路,不同于雄鼠使用的NMDA受体通路。”Mogil解释道。

在小鼠身上进行的遗传实验让Mogil怀疑雌性动物抑制疼痛的机制与一些雌性特有的变异的黑皮质素-1受体基因有关。黑皮质素-1受体基因的作用主要是调控毛发和皮肤的颜色,但同时它也在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内有表达。缺少其中一种变异黑皮质素-1受体基因的雌鼠表现为抑制疼痛的能力下降。在天生缺少黑皮质素-1受体基因的女性受试者(红头发是缺少这个基因的人的特征)身上也观察到她们抑制疼痛能力下降的现象。但这种缓解疼痛的能力在缺少这个基因的男性身上却不受影响,可能因为他们在缓解疼痛时使用的是NMDA受体通路。

要下结论说女性缓解疼痛就是通过黑皮质素-1受体通路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女性和男性在缓解疼痛上真的是使用不同的神经传导通路,这倒是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阿片类镇痛药对男性和女性的治疗效果会有不同。女性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纳布啡的止痛效果要比用吗啡好。相反地,吗啡对男性的止痛效果很好,而纳布啡甚至会增加男性的疼痛感。这些发现可能促使人们开发出更适合女性的新型镇痛药。对此Mogil倒是显得很平静,他说:“关于这些造成疼痛的性别差异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一篇有足够分量又毫无争议的文献可以给出定论,因此也还很难针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差异点去开发药物。”

心理健康研究也存在和痛觉研究同样的问题,这是另一个在研究中会因性别差异而产生不同影响的领域。例如,女性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数是男性的大约两倍,而通常女性脑中表达的5-羟色胺(一种与抑郁症有关的神经递质)的量只有男性的一半。今年初,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Anna-Lena Nordström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5-羟色胺受体,但回收5-羟色胺所必需的转运蛋白却比男性少。虽然这种分子组成上的差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但Nordström指出,男女间5-羟色胺转运蛋白数量的差异很值得注意,因为百忧解(盐酸氟西汀)这类抗抑郁药物正是针对5-羟色胺转运蛋白起作用的,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针对5-羟色胺类的抗抑郁药物比起针对其他神经递质的药物来说,对女性的疗效更好。

男性比女性患抑郁症的几率小,但这并不意味着男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男孩子更容易患上自闭症、抽动秽语综合征、诵读困难、口吃、注意缺陷障碍、早发性精神分裂症。美国马里兰大学的Margaret McCarthy认为一种叫前列腺素的类激素物质可能是与这些疾病相关的因素之一。前列腺素的作用有助于男性胎儿的脑在出生前后具备男性化的特征,另外它也会引起炎症反应。因此McCarthy正在研究的问题是,会不会由于感染或某些药物的影响使得前列腺素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炎症反应并使发育中的脑受到损害。

男性和女性在药物滥用的行为表现上也有不同。也许由于社会方面的缘故,男性吸食可卡因的人数是女性的大约两倍。然而一旦女性开始吸食可卡因,她们比男性更容易成瘾而且在治疗时的戒断症状也比男性更严重。耶鲁大学的Jane Taylor在其2007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中提示,男性和女性在基因上存在的差异也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除了正常的雌性小鼠和雄性小鼠,Jane Taylor还培育出基因型是雄性但带有卵巢和基因型是雌性但带有睾丸的两种新型小鼠,并把这四种小鼠进行了比较。她发现基因型是雌性的小鼠比基因型是雄性的小鼠更容易对药物成瘾,而跟这些小鼠体内的性腺是什么类型(睾丸或卵巢)没有关系(该研究发表于Nature Neuroscience , vol 10, p 1398)。

密歇根大学的Jill Becker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她的实验中,被摘除睾丸或卵巢的大鼠身上带有一个自动注射给药的装置,只要它们探头到正确的小洞里并使信号灯打开便会被注射一定剂量的可卡因。Becker发现雌鼠为了获得更多的可卡因注射会比雄鼠更频繁地打开信号灯。在给摘除卵巢的雌鼠补充雌激素后它们的可卡因摄入量甚至增加了将近三倍。这就意味着雌性和雄性基因型的动物对药物成瘾的易感性不同,如果再加上性激素的作用就会使得雌性动物更易成瘾。(译者注:此段翻译与原文出入较大,系参考Jill Becker等人2007年发表的文献。Behav Brain Res. 2007 Dec 3;184(2):174-84.)

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当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较高而孕酮的水平较低时,可卡因对她们的作用效果更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Suzette Evans正在进行一项临床试验研究,这项研究是想知道如果提高可卡因成瘾的女性体内孕酮的水平是否会对她们的治疗有所帮助。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就性别与脑结构和功能差异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研制和开发更适用于女性的药物是前景光明的。在这一切变为现实之前,人们还需要针对雄性和雌性脑的差异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毕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是太少了。

这么多的科学家在他们进行实验特别是涉及到痛觉研究时排除掉雌性动物,这令曾揭示两性在疼痛处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Mogil感到非常震惊。“这很荒谬!”他说,“女性经历更多疼痛的折磨,然而我们却用雄性大鼠作为最基本的研究疼痛的模型。”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领域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每隔一两年我们都会发表一些针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文献,指出他们的结论实际上只适用于雄性动物。我们不断地给他们挑刺,因为他们完全弄错了实验材料。” Mogil说道。

讹传与误解

递给男人一张画着曲里拐弯的街道的图纸,他们就会告诉你怎么走可以到达目的地。别以为女人没有方向感,其实女人也一样可以为你指路,只不过她们有自己的技巧。她们会给你指出具体的物理标识,比如面包店、邮局、中国餐馆……这些信息都存在她们脑袋里一个叫海马的地方呢。

女士们,请不要因为你的老公忘了你俩曾经在度蜜月的时候大吵特吵就责怪他迟钝不堪。你能记住并不代表他也记得住。其实女人在记忆与情绪有关的事件方面确实要比男人强,因为她们脑袋里的杏仁核就是比男人的更适合干这个。

俗话说三个女人赛过一百只鸭子。噢,别当真。其实女人每天说的话跟男人说的一样多,平均都是16000个词汇。

男性的睾丸分泌睾酮使其保持男性特征这毋庸置疑,但是你知道吗,雌激素对男性胎儿脑的发育也是相当重要的。睾酮在男性大脑内被转化为雌二醇,雌二醇可以和雌激素受体结合从而使其下丘脑朝“男性化”的方向发育。

估计要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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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呱呱落地便注定!

NewScientist 2008/6/21 作者:ANDY COGHLAN 译者:Psyche

译者简介:

现状:心理学专业大四生,目前正准备申请国外深造中;

偏爱方向:心理咨询、社会与人格心理学。闲暇时在国内“心理搜普论坛”任版主;

愿景:网聚心理学专业力量,让中国心理学事业在科学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的同时,心理学知识得以科普并服务于大众。

崇尚: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俗而不庸。

目前,脑扫描已经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性取向取决于生物因素而不是个人选择。吊人胃口的发现还有:脑扫描揭示了在同性恋者当中,主控着情感、情绪、焦虑以及攻击性的那些关键脑区结构都与异性中的异性恋者相似。

这项研究是由Ivanka Savic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学院开展的,她说:“这是目前在测量证明同性恋被试与异性恋被试之间存在着大脑差异方面的最有说服力的一项研究。”

虽然先前的研究同样也能表明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脑的结构和活动上存在差异,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建立在被试对于某些性线索的反应上,而这些反应都有可能是后天习得的,例如对男性或女性面孔魅力值数的评估。

为了避免这个缺陷,Savic和她的同事Per Lindström选择去测量那些在出生时就已大致定型的脑特征。Savic 说,“这就是整个研究的关键点,我们要证明两者的脑参数是不同的,后天的学习和认知过程也无法改变这种差异。” Savic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 10.1073/pnas.0801566105)】

首先,他们用“核磁共振扫描”(MRI scans)来测量被试脑的整体体积和形状,被试一共由90名志愿者组成,男女被试组中各有25名异性恋者,20名同性恋。在此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发现女性同性恋者和男性异性恋者都具有不对称的脑,右半脑稍比左半脑要大一点。同时发现,男性同性恋者与女性异性恋者皆拥有对称的脑。

第二,他们用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即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扫描技术来测量被试大脑中流向杏仁核的血流,杏仁核是在左右脑半球中发现的呈杏仁状的区域,它对人的情绪反应起着关键作用。PET的扫描图揭示了杏仁核与脑的其他部位是如何联系的,并且给出了杏仁核如何影响行为的线索。

研究发现男性同性恋者与女性异性恋者的脑在PET扫描图上显示的模式十分相似(见图),反之亦然。从女性异性恋者和男性同性恋者的脑图中可以看到,来自杏仁核的信号主要前往那些调节情绪和缓解焦虑感的脑区。

脑图

Savic认为这项发现很有意义,因为它有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患抑郁症和情绪障碍的几率是男性的三倍。另外,男性同性恋者患抑郁症的概率很也高,不过她也表示,这个高比率究竟是源于生物因素,还是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仇视或恐惧,暂时还难以确定。

在男性异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的脑图中发现,杏仁核信号主要经过了感觉运动皮层(sensorimotor cortex)和纹状体(striatum)这些脑区。当人面对恐惧时,就是这些脑区触发了“惊吓或逃跑”反应。Savic说,“在面对恐惧时,相对于女性异性恋者,男性异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更有可能诉诸行动。

英国玛丽皇后大学的一位研究性取向的专家——Qazi Rahman对此评价说:“这项研究表明:同性恋者在大脑对称性方面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另外,在四者的杏仁核神经元连接上发现的差异同样引人注意。”

杰出的美国专家Simon LeVay 也对此发表评论说:“有意思的一点是,恰恰是那些看似与性取向没有直接联系的研究,让我们知道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这也是这项研究的高明之处。”Levay曾经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男性同性恋者和男性异性恋者的下丘脑(脑的一部分)差异的研究报告。

不过Savic自己也坦言,她的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明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大脑上的差异究竟是来自基因本身还是由于胎儿在子宫内发育时接触到过量或过少的性激素(如睾丸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