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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匕首似投槍,解密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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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楼 2016-01-12

如匕首似投槍,解密语言暴力

本文为小红猪抢搞第68期译文

译者:nmxh

校对:装大雷

小红花:4.5朵

痛苦袭来时毫无预兆。仿佛被链条紧紧缚住一样,从心口处蔓延开来。紧随而来的头痛与漫天的无力感随即将整个人吞没。这种状态纠缠了我数周之久,且往往在我即将入睡时攀至高峰。虽然事过境迁已经十余年了,但我仍然记忆犹新。只因那是我第一次爆发的神经失调,标志着那独一无二的——心碎之痛。

【图片出处:piscatawayhomebuyers.com】

遭人背叛,回绝排斥,失去所爱,生活总是伴随着这种种不豫,但直到近十年内人们才开始了解这些负面情绪在大脑中运作的机理。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遭到拒绝时产生的神经刺激与烧伤挫伤带来的的疼痛在大脑中传导时同用一条神经回路。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的脸皮比常人更厚,更揭示了人们的社交活动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密切关系——寂寞而死并不只是文艺的修辞法。

人类语言常常借物理性的修辞来描述我们内心深处最黑暗的情绪,例子尽可信手拈来:“悲伤逆流成河”、“怒火中烧”、“他在背后捅了我一刀”。世界各地各民族都会使用类似的比喻,德国人会说他们的感情“受了伤”,而藏族人则以“心脏中了一箭”来描述遭受拒绝时的痛苦。

虽然这些表达以往只被认为是文学性的比喻,但是早已有蛛丝马迹表明事情并不像人们原想得那么单纯。例如在九十年代的动物实验中,就表明吗啡不仅能减轻伤口的疼痛,还能缓解小鼠宝宝和母亲的分离造成的的悲伤。

直到本世纪初,当洛杉矶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开始研究人类的负面情绪时,她尚对自己即将的发现一无所知。当时她非常好奇,为什么被拒绝排斥的经历在人的余生里还会持续产生影响。被学校运动队拒之门外,被周围的朋友孤立,有些经历总是让人难以释怀。“我想知道,这为什么会对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说。

为了搞清楚大脑在人们受到社交拒绝时的活动情况,艾森伯格安排志愿者玩了一个简单的游戏,叫做电脑传球。由三人相互传球进行游戏,她让每名志愿者相信是另两人在临屋内向他传球,不过实际上另外两名角色都是由电脑控制的。

虽然开始时气氛很好很有爱,但是没过多久电脑方就不再传球给志愿者了。面对这种似有若无的冒犯,有些人的反应却非常激烈——猛地跌坐进椅子或是冲着屏幕做下流的手势。

在游戏进行同时,记录志愿者脑部活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fMRI)显示,当受试者感到被孤立时,他们大脑中的背侧前扣带回(dACC)区域中会产生剧烈的波动。该区域是大脑“痛觉神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决定伤口痛苦的程度。而随着情境的不同人们的反应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被敲脑袋在办公室的环境下可能需要大吵一番,但在踢球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

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你觉得伤口越难受,就说明你的dACC区越活跃。在电脑传球游戏中,这个理论似乎也得到了验证:那些描述自己不快的程度最甚的人,这个区域的活动也最强烈。

其他研究印证了这种联系的存在,即社交拒绝不仅会激活大脑的dACC区,前脑岛区,后者是痛觉神经网络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如手指割伤或骨折的情况下负责对疼痛做出反应。虽然这些结果都暗指被冒犯后的苦恼感受与受伤之后的情绪反应如出一辙,有关负面情绪转化为切实身体感觉的机理,时至去年才得以揭晓。

密歇根大学的伊桑·克罗斯(Ethan Kross)决定改良电脑传球试验的形式,让志愿者们体验到更为严苛的排斥——失恋的痛。他所招募的40名志愿者均在过去半年的时间内经历了恋情的终结。当他们躺在fMRI扫描仪内时,会看到自己前女/男友的照片。同时伊桑还会引导他们回想当初分手时的种种细节。短暂的间隔之后,再以一阵火辣的震痛刺激志愿者的小臂,使克罗斯对照两种情况下不同的大脑活动。

试验结果正如意料,两种情况下dACC区与前脑岛区均被激活,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身体受伤时反映不适的大脑感觉中枢,也表现出了显著地活动——第一次证实了悲伤情绪能导致身体受到生理性的伤害。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种感觉有时候会出现相生相伴的情况,巩固了生理伤痛与情感痛苦之间相互联系的假说。当人们感觉受到了排挤时,会变得对热探针的灼痛更加敏感,而把手浸入冰水一分钟后,孤家寡人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淡化伤痛

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行得通:即削弱身体对伤痛的响应能够降低冒犯侮辱带来的的刺激。列克星敦市肯塔基大学的内森·杜尔(Nathan DeWall),将所招募的62名学生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每天服用2片扑热息痛,持续3周,另一组以安慰剂代替。每晚学生们都会填写一份调查问卷,以衡量他们在一天中感到排斥拒绝的程度。在第三个星期结束时,服药组在情感上的防御能力有了明显的加强,日常生活中更少有失意不快的报告。随后进行的电脑传球游戏验证了效果的存在:服药组与安慰剂组相比,在受到排挤时dACC区与前脑岛区的活跃程度明显更低。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实验,发现了能够用温和寻常的药物(比如扑热息痛)来对人们的社交体验施加切实的影响。” 该研究的指导者之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杰夫·麦克唐纳(Geoff MacDonald)说,“倘若可以确定由社交引起的不快会对人造成伤害,人们无疑会寄望于借此减轻身体的负担。”当然,由于止疼药会带来有害的副作用,读者诸君就不需以身试药了。

这样的结果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更能适应社交生活的杂乱与繁琐。外向者与内向者相比,在疼痛的忍耐方面表现得更好。这种优势同样展现在对社交拒绝的忍受上。艾森伯格同时发现,当手臂接触到灼热电极时,那些痛感更强的人,在电脑传球游戏中对负面情绪也更加敏感。

基因差异可能是导致这种不同反应出现的原因之一。OPRM1基因负责表达人体内的阿片受体。艾森伯格的团队发现,该基因发生突变的人群与没有突变的人群相比,在遭到拒绝后更容易陷入沮丧的精神状态中。这一突变也会让人们对身体的伤痛更加敏感,因而在进行手术时通常需要更大剂量的吗啡进行麻醉。

而重要的是,这类阿片受体在大脑的dACC区内异常丰富。我们很容易推知,携带变异的人群,他们的dACC区倾向于对受到的侮辱做出更激烈的回应。

童年的际遇会影响人性格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人的情绪敏感度。例如小时候为慢性病痛所折磨的人更容易遭受精神的创伤,比如情感虐待。可能这使他们的痛觉神经网络过度运转,对外界的一切痛楚都更加敏感。

青少年人似乎对拒绝排斥格外敏感。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大脑痛觉神经网络依然在发育当中,对任何轻微的怠慢侮辱都会做出过激的反应。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一时期的社交支持将在之后的人生里让人持续受益。与那些曾经形单影只的人相比,在青年时期享受过亲密社交生活的人对拒绝的反应会更加柔和,似乎过去呼朋唤友的记忆在潜意识里安抚了他们的感受。

为什么我们会进化到对拒绝如此敏感,当想到我们祖先的生存对社交联系的依赖时,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被部落排斥会使他们直接暴露在饥饿的折磨与猎食者的目光下,无异于死刑的宣判。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预警系统,规避潜在的争端,避免引起进一步的不和,让我们学到教训。正如痛觉神经网络会在面对烈火尖刀之类的物理伤害时提醒我们,完美的约束我们的行为。

有些人的设想则更加深入,他们认为人类对社交生活的感知包藏着更深一层的神秘。孤独的人会更多进行抗炎症基因的表达,特别是在免疫细胞中,而抗病毒基因的表达则相对减少。

为什么身体会对孤立的情况起这样的反应呢?“在过去的5到10年中这对我们一直未能解开这个谜。”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行为遗传学家,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说道。当他观察到不同社交生活的人们的不同境况时,答案开始浮出水面。病毒在一个大集体中可以传播的飞快,然而致命的细菌感染则通常来自于伤口。在我们的祖先在脱离群体,没有同伴保护的时候更容易受伤。因此科尔认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也许会响应大脑对社交状态的信号。如果我们貌似在一个大集体中享受其乐融融的集体生活,身体便会增强对病毒的应对。而当我们感到孤独时,dACC区与其他区域则调整对炎症的应对,帮助我们抵抗细菌感染。

这个设想的部分证据来源于同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治·斯莱文奇(George Slavich)。他发现在面对诸如做一个即兴演讲的压力性社交任务时,会引发dACC区的高度活跃,促进对炎症的免疫反应——好像大脑在为孤立与伤害预先做准备一般。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才在血淋淋的残酷进化中免于传染病的危害。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反应反而可能会造成伤害。对炎症免疫反应的增强与许多疾病相关联,包括心脏病,癌症,老年痴呆症——孤独的人对这些疾病将承受更大的风险。2010年的一份对148项研究的汇总分析显示,拥有适宜社交联系的人比孤独的人活到研究结束时候的几率要高出50%,与戒烟禁酒对健康有等量的影响。另一份发表于今年的研究,追踪了两千余名中老年英国公民。显示那些报告孤独感最高的人在六年的研究期间死亡的概率是那些孤独感最低的人的几乎两倍。

研究的成果似乎在强调社交援助项目对于老弱及病中初愈者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也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来解读社交生活究竟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孤独对人的影响的约翰·卡西奥普(John Cacioppo)这样说。他怀疑电脑传球试验透露给了我们更多关于长期孤立的影响,指出已知的对拒绝排斥的生理反应都是短期的。“孤独也许根本不会被短期事件影响。”卡西奥普说“区区小事不会害人丧命——这只是大脑用保持警惕的方式而已。”

同时也有其他措施,让我们可以将崎岖的社交之路变得平坦一些。烦心之时我们都喜欢被别人宽慰,但是艾森伯格发现援助他人也能弱化我们对排挤的反应。为了测试这个理论,她给予男性受试者以电击刺激,同时他的女性同伴躺在一旁的fMRI扫描仪内,使她能够选择握住他的手来支持他。这时,女伴的大脑对威胁和排斥的反应明显降低了。艾森伯格计划在下一步计划中互换两方的性别。

虽然我们并不能将内心与外界割裂,化为桃源避世其间,却可以主动出击,用自己的方法去应对。唇舌虽有伤人之利,爱护自己照顾他人,外界的中伤便只是耳边流过的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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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手机哭吧

回复 2 楼 2016-01-12

不是神经病美学,是神经美学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账号“利维坦(liweitan2014)”,科学松鼠会获授权转载。

利维坦按: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因为研究者发现,脑损伤能改变患者的艺术能力,有时甚至带来显著的提升。但是这话得两说,按照文章作者所言,“其中一种影响艺术能力的病症是额颞叶痴呆,是一类退化性神经疾病,会给患者人格带来极大的改变,患者面临精神混乱,行为失控,表现出强迫症的倾向,并出现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障碍。其中一部分患者产生了艺术创作倾向”,注意,是一部分哦。

另外,文中提到的画家洛维斯·科林特中风后的症状,很像“半侧空间忽略症”(spatial hemineglect,之前推送过相关内容,关注利维坦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04取阅《几种大脑罕见病症》)。

文/Anjan Chatterjee,原文点击这里

译/沪式金钱肉、校对/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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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德库宁在罹患阿兹海默综合症(即老年痴呆症)后的数年仍在从事创作。但他的作品开始有所变化,一些评论家认为其作品体现出更深刻的抽象表现力。德库宁在创作风格上的异变明白无误的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艺术是大脑思维的窗口,当大脑发生变化时,艺术家的表现和感知也会随之而变。

但大脑的哪一部分激发了人的美学体验?大脑的基本认知如何贯穿于我们对美学体验的理解?这都是一门新兴学科的核心问题,该学科致力于探索人类在欣赏和创作美好事物和艺术品时,包含感知、诠释、情感和行动等行为经验背后的神经活动。这一新领域融合了神经学和经验主义美学(通过观察来对美学进行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伦敦大学学院的视觉神经学家森马·泽基将这一学科命名为神经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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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威廉·德库宁]

神经美学是一门描述性和实验性兼具的科学,通过定性的观察和定量的假设检验,致力于推进我们对于人类认知美和艺术的过程的认识。尽管这还是一个很新的领域,但最近的一些相关书籍表明大家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正在逐渐增加。而且,近期一系列的研讨会也展现了该学科的国际视野,因为它必须关注各式各样的美学体验及其背后与健康和疾病关联的神经活动。

艺术和大脑

泽基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在他们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早期作品中,指明艺术家对视觉世界的处理方式和与其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存在相似性。摄入眼睛的光线按照亮度、颜色和动态等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再交由我们大脑不同的视觉中枢处理。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艺术家普遍在他们的作品中玩味着这些元素。例如,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和安德烈·德兰用突出的色彩来表现情感,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卡德尔则通过气流和小发动机精细的控制挂饰的运动,将作品的视觉动态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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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蓝,亚历山大·卡德尔,1975]

艺术家通常展现的是一件物品的精神表象,而不是物质形式。他们的演绎不拘泥于物质世界的光线、阴影和色彩特征,但仍旧吸引着我们。变幻莫测的阴影轮廓难以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物质形态的可靠信息,因此我们的大脑一直对阴影形状不敏感。艺术家通常仔细的将物品所投阴影的亮度调低,由此反衬物品更易被人们感知的高亮度。

此外,一些艺术家心照不宣地使用了一些“感官诡计”,其中之一是峰移原则,即艺术家利用形状、遮蔽和颜色等方式夸张物体的某些特征。这种利用突出特征来有意增强某些感官反应的想法最早由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丁伯根于1954年提出,他发现海鸥雏鸟更喜欢去啄凿一根又细又长、带三条红色纹路的棍子,而不是海鸥妈妈的喙(喙头上仅有一个红点)。但峰移原则的艺术运用早在丁伯根之前就有了,12世纪印度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像就体现了这一感觉机制,女神的丰乳肥臀和纤纤细腰突出了女性的性感、优雅、矜持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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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丁伯根发现,海鸥雏鸟更喜欢去啄凿一根又细又长、带三条红色纹路的棍子,而不是海鸥妈妈的喙(喙头上仅有一个红点)]

艺术家还利用了人类视觉系统处理信息的方式,人类在相互联系的两个神经通路中处理视觉信息,两个通路分别是“是何(what)”和“在哪(where)”。形状和颜色进入了“是何”,展现物品的本体属性,亮度和动态进入了“在哪”,展现物品所处的方位。人们在审视诸如莫奈的日出印象这样的印象派画作时,感受到水面的波光粼粼和天边的霞光闪耀,是因为该这幅画的物体亮度相同而颜色不同。大脑可以识别物体但不能确认其方位,因为“在哪”系统不去记录和背景相同亮度的物体。因此在莫奈的画中,海水和太阳的方位飘忽不定,使画作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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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印象,莫奈,1872]

诊所的故事

脑损伤能改变患者的艺术能力,有时甚至带来显著的提升。大脑并没有一个艺术中枢。艺术产出是不同大脑区域经灵活整合协同合作的结果,就像卡德尔的挂坠一样,由不同权重的各部分达成整体的均衡。脑损伤改变了这一整体,以某种方式移除了一些组成部分,致使整体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毁掉一些艺术家的创作能力,也可能激发新鲜有趣的艺术形式。

其中一种影响艺术能力的病症是额颞叶痴呆,是一类退化性神经疾病,会给患者人格带来极大的改变,患者面临精神混乱,行为失控,表现出强迫症的倾向,并出现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障碍。其中一部分患者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他们的艺术作品通常写实,带有强迫性风格,且细节生动——是习得性强迫症状的生动写照。一些案例研究也证实以习得性强迫症状为特性的疾病会伴以超自然的艺术创作能力。例如,罹患自闭症的三岁小孩娜迪亚尽管多项认知和社交能力发育滞后,却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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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自闭症的三岁小孩娜迪亚尽管多项认知和社交能力发育滞后,却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奔马]

最有趣的的案例还包括一类罹患某种脑损伤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艺术家,疾病让这些人的创作方式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德库宁是其中一例。另一个例子是德国油画和版画家洛维斯·科林特,他1911年罹患中风导致右脑损伤。右脑损伤会阻碍左侧机体的信息处理,使患此疾病的艺术家经常忽视作品的左半部分。中风之后,克林特有时会忽略其绘画对象的左脸细节,左半边的画质也经常和背景融合(这些画作后来被评论家高度评价,根据哈佛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认知和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的说法,一名评论家认为克林特“成为了外观荫蔽方面的先驱)。右侧脑损伤也会损害空间认知功能。美国艺术家罗林·休斯在经历一次右脑中风后,发现自己难以协调线段间的空间关系,于是只好放弃了她原来的写实风格转向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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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之后,克林特有时会忽略其绘画对象的左脸细节,左半边的画质也经常和背景融合]

遭受左侧脑损伤的艺术家有时会带来更加鲜明的色彩风格和画作内容的改变。保加利亚画家Zlatio Boiadjiev以其大地色系的应用和自然插画风格而闻名。在经历一场影响到左脑的中风后,他的画作变得更加华丽、多彩、灵动、热烈甚至陷入幻想。加州艺术家凯瑟琳·舍伍德在遭遇左大脑半球出血性中风后,她原先以异装癖、中世纪封印和谍照等神秘意象构建的高度理性风格不复存在,评论家认为其作品变得“原始而直观”。她对被迫用左手进行创作感到毫无压力,这让她感受到了使用右手挥笔时从未感到的轻快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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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舍伍德在遭遇左大脑半球出血性中风后,她原先以异装癖、中世纪封印和谍照等神秘意象构建的高度理性风格不复存在]

我与合作者在2010年出版了艺术属性评估手册(AAA),该手册让研究者能够定量评估艺术作品的外观视觉属性,比如总体复杂度、平衡性、色彩饱和度和冷暖,同时也有作品的内容属性,包括抽象主义、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最近将AAA的标准运用到克林特、Boiadjiev和舍伍德的作品上,发现大脑右半球并没有在艺术创作中起主导作用,这也与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观点相符。反过来,这三个艺术家(其中两人左侧脑损伤)的作品在大脑受损后少了几分写实和精确,变得更加抽象和扭曲。同时,这些作品笔法更加自由,风格更为坦荡,更加富有活力。显而易见,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艺术创作。

同时,临床经验也表明脑损伤会影响艺术鉴赏力。例如,右侧额叶损伤会削弱人们对抽象、写实、动态和象征的鉴别力,而右顶叶损伤也会影响对动态和象征的判断力。

美学健全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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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的鉴赏刺激了梭状回(图中黄色区域)的“面部区域”,风景画的鉴赏则刺激了海马旁回的“方位区域”。]

大脑的视觉部分不仅将亮度、颜色和动态这样的性质进行分类汇总,也会处理一些层级更高的对象,比如面部、形体和风景。人物特写的鉴赏刺激了梭状回的“面部区域”,风景画的鉴赏则刺激了海马旁回的“方位区域”。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感官区域不仅进行分类处理,还参与对象的评价过程。例如,美丽的面庞对观看者的梭状回及其周边区域的刺激作用要强于那些不那么漂亮的脸蛋。关于感觉皮层内发生的评价类型及其程度的论题,属于刺激性神经科学研究的范畴,该论题也暗示着处理感官和评价的神经结构是互相关联的。剖析我们处于美学体验时的情绪系统的脑功能成像实验正在揭示这些神经关联,并将神经美学的研究范围从普通的快感延展到诸如悲伤这样具有审美情趣的负面情绪上。

当人们观看描述动作的画作时,他们的一部分运动神经系统开始工作。对画作的反应进入我们的扩展镜像神经元系统。镜像神经元最初在对猴子采用电生理技术时发现,负责对动作的执行和感知作回应。后来发现人类也有类似的系统,而且在人们推断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姿态的意图,以及观测由创作行为造成的结果(如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卢西奥·丰塔纳在他帆布画上制造的切痕)时,该系统也会响应。这些发现表明,细微的运动神经活动体现了我们对视觉艺术有些许的移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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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卢西奥·丰塔纳在他帆布画上制造切痕时,运动神经系统就会响应]

人们因观察对象美丽衍生出的快感会进入大脑的奖励回路。迷人的脸蛋不仅会刺激大脑的面部处理区域,还会部分刺激腹侧纹状体。同样,美丽的视觉图案也会刺激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眶额皮层(上述三个地方都是处理快感的区域)和大脑岛叶(与自主神经系统相连)产生活动。不同类型的快感来源(包括音乐、视觉艺术甚至建筑空间)则会刺激眶额皮层。

表现主义理论认为情感交流是艺术最重要的功能。艺术可以传递用语言难以传达的细微情感。例如,传统日本音乐剧中佩戴的能乐面具所传递的细腻的忧伤,会刺激大脑右侧杏仁核,而与普通作品相比更加打动人心的画面会部分刺激前额叶皮层,而对艺术作品的移情反应会反映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从而产生与之一致的快乐、害怕和愤怒等情感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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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日本音乐剧中佩戴的能乐面具所传递的细腻的忧伤,会刺激大脑右侧的杏仁核(amygdala)]

艺术之脑

自身的经验和知识也会对我们的艺术体验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都会认为博物馆里的抽象派作品比电脑生成的要更迷人。这种偏好在内侧眶额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产生更多神经活动。相信一幅画作来自博物馆也会导致内嗅皮质(处理情节记忆的重要区域)产生更多活动。与之类似,“艺术地位”或画作的真实性会比其实际的感官内容更能引发腹侧纹状体和眶额皮层的反应,这再一次说明是知识(而不仅仅是视觉图案的愉悦观感)改变了神经刺激模式。

为加深我们对神经美学的认识,研究者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入式大脑刺激方法,比如利用经颅磁脉冲和直接电流给大脑的某个部分制造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提升人们对具象艺术(是一种与抽象派作品相对的关于物品的画作)的鉴赏力。在探寻感觉-运动回路交互作用、情感加工和意义发现的研究上,该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拥有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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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入式大脑模拟方法,比如利用经颅磁脉冲和直接电流给大脑制造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图中蓝色区域)会提升人们对具象艺术的鉴赏力]

虽然当前的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在探究人类较为稳定和普遍的思维属性上已经轻车熟路,但在艺术作品含义中的历史偶然性因素方面仍面临挑战。比如一些艺术家别出心裁的意图和对何为艺术的重构,就像1917年美籍法裔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将小便池递送展览会的里程碑事件那样。艺术作品经常成为特定背景下思想的载体。一个作品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观众群、文化和时代任意解读。对作品的反应——无论是喜悦、厌恶还是愤怒——通常都来自作品想要传达的思想。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诞生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动向,都有助于提升观看者的感受。神经科学方法难以把握这种艺术作品丰富内涵的复杂性。

目前神经美学还处于起步期,该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的边界还在不断开拓。神经美学的议题跨越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例如认知、情感、语义、注意力和决策。那些在这一更加成熟的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能够顺理成章的将神经美学加入他们的研究方向。神经科学的技术进步将继续为人脑美学的探究提供红利,而与人文主义学者的共事将深化需要检验的各类假设命题。该学科正处于他的历史转折点,即将迈入主流科学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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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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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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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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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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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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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小可22

回复 6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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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