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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科学家啊,别太相信自己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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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猪侠的故事

回复 1 楼 2016-01-12

观点:科学家啊,别太相信自己的直觉

译者:Lewind

原文地址:http://the-scientist.com/2012/07/23/opinion-scientists-intuitive-failures/

【题图出处:http://felixonline.co.uk】

如何面对公众并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多是错误的。

长久以来,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都在为与公众沟通的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公众对于科学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媒体是否给予了科学足够的报道;对于科学相关的复杂政策问题,公众如何做出自己的决定?不过,诸如此类与普罗大众沟通科学问题的最佳方式的讨论,大多基于科学家自以为是的直觉,而非基于在该领域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的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研究。以我们专业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今年5月,超过500名研究人员、媒体人士,以及政策专家,齐聚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学院,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论坛:“科学沟通的科学”。这次论坛消除了一些关于科学、媒体,以及公众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源自于臆想,却顽固不化。下面列出其中五条与我们的研究工作最为相关的:

1、美国人不再相信科学家了

有著名科学家警告说: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公众不再相信科学领域的专家了。的确,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公众对于个别研究机构的信任跌入谷底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开展的一项调查,公众对于科学界整体的信心仍旧坚挺,显著高于对政治家、媒体人士,以及商业领袖的信任程度。

不过,根据另一项研究结果,保守人士对于科学界的信心已经大不如前。这项研究称之为保守人士“对科学宣战”的证据。但是,对于这种信心下滑的原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单一的原因,只会令全面理解这一复杂趋势的努力付诸东流。

2、科学媒体已死

虽然科学家们常常批评新闻媒体,让公众注意到媒体的偏向性问题,但科学家们同时又害怕新闻机构缩减预算,彻底扼杀科学报道。然而,事实上科学媒体的生存状态仍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并未死亡。正如笔者之一(Nisbet)在最近一项共同署名的研究中所描述的:记者通常不再是科学领域爆炸性新闻的来源,而科学博主们和大学的新闻版面在这方面已经参与得越来越多了。

但是,在针对复杂研究领域的综合报道和解读方面,科学记者仍然是主要力量,特别是当科学关乎政策问题的时候。像《纽约时报》的Andrew Revkin这样的资深科学记者已经开始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撰写评论,评估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报道科学家的工作。

3、娱乐界推广一种反科学的文化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科学家们就已经在担心电视电影正渐渐地破坏着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然而直到今天,研究表明科学家在大众文化中仍然是非常正面的形象。科学家们常常是好莱坞大片和热播电视剧系列中的英雄。

的确,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显示,虽然科学家的角色很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只要出现就几乎全是正派角色。当下黄金时间正在播出的节目中,81%的科学家角色是“好人”,26%亦正亦邪,只有3%是纯粹的“坏人”。我们的研究还证实,观看电视对于人们对科学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很复杂,随着观众背景和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举例来说,观看科幻类型的节目能促进观众对有争议领域的支持,而非培养对立的情绪。这类领域包括干细胞研究,以及生物技术在食品方面的应用。

4、问题出在公众身上,而非科学家或政策制订者身上

科学家们一直以来都相信:当公众在政策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受责备的是公众的无知。科学家们认定,只要给公众普及了知识上的漏洞,公众自然就会在气候问题这类事情上同意科学家的意见。可是研究表明,具备科学知识与否跟公众的态度之间的关联很有限。与之相反,信任、情绪、社会身份,以及事件本身是如何呈现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更大。因而,科学家们和他们的研究机构对于有效沟通的担子就更重了。

不幸的是,一种普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保守人士已经对科学开战,这分散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力。他们不再关注于公众在知识上的欠缺,而是更关注“思想体系上的鸿沟”。这种观念把公众简单地一分为二,让思想开放者与保守者对立,让相信者与否认者对立。这样的立场不仅忽略了公众之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他们仅在某个科学问题上犹豫不决、心存矛盾;另一方面,也令科学界和政策制订者不再去寻找更易于让保守人士接受的政策手段和沟通策略。

5、政治观点不会影响科学家的判断

在讨论科学相关的政策问题时,我们倾向于认定科学家们不会受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影响。然而在笔者之一(Scheufele)共同署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便去除了科学判断的影响,科学家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显著影响着他们对于讨论中的调控政策的偏好。正如笔者之一(Nisbet)在另一项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意识形态在形成科学家的观点方面的所起的作用很可能会被放大,特别是当他们想要弄清楚一些充满对立政治观点的问题时,比如气候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影响着公众观点的类似背景因素也同样影响着科学家的政治判断。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本文中提到的几种错误观念会一直存在着。

原作者简介:

Mattew C. Nisbet是美国大学公众沟通领域的副教授,同时也是5月21日22日两天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国家学院Sackler论坛“科学沟通的科学”的专家组成员。Dietram A. Scheufele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科学沟通领域的John E. Ross主席,同时也是德国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DAAD访问教授。他是这次论坛的组织者之一。

本帖地址:http://bbs.liuxue86.com/472564.html

独品SYM

回复 2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关于

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

ShaoyinShe

回复 3 楼 2016-01-12

MOOC崛起,大学的未来在网络?(中)

本文为第89期小红猪抢稿

译者:玛雅蓝

校对:伏维阁主

小红花等级:3.5朵

前文:

  • [小红猪]MOOC崛起,大学的未来在网络?(上)

无标题1在这个国家,当人们提到“高等教育”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两个体系。一是精英教育,它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择优录取,例如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克鲁兹分校、西北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和凯尼恩学院。这些学院常常拒绝大批的申请者,而且他们都遵循着一个共同而有点模糊的观念——大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电影里的大学是绿草如茵、树木成林的方形院子,为乔治亚式或哥特式(或乔治亚-哥特式)的建筑所环绕。这些学校投放到邮箱里的宣传小册子看起来通常都差不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拜伦一般的小伙子坐在榆树下的长凳上读《笛卡尔式的沉思》;或者你也可能会看到同样一位奉行浪漫主义的少年,顶着满头乱发,单肩吊着背包。他和一个可爱、真诚的年轻姑娘并肩同行,她一定喜欢围巾,也很可能喜欢雪莱。他们都在微笑。宣传手册上的每个人都在微笑。教授们戴着里克·莫拉尼斯(Rick Moranis)风格的眼镜,永远面带微笑——不管是和一个好学的学生一起工作,还是在分享一本摊开的书,或者摆出两手向上的姿势,就好像举着两只饱满的水果。我们相信,大学是特殊之地,优秀的年轻人被挑选进来,他们得以摆脱世俗的一切,来到这精神的花园里耕作。

但这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熟知的高等教育。大部分普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是社区大学、地区大学和其他一些不筛选学生的学校。大多数申请者都能取得入学资格。那里的老师并非都有博士学位或者研究经费;他们看上去可能忙个不停而且烦躁不安。学生可能也是如此。一些学生只能兼读,还要在学业和家庭或全职工作之间苦苦挣扎。因此辍学率和完成学业需要的时间都比精英学校要高。许多学校资金不够,或者在认证方面如覆薄冰;那里也没有什么方形院子。这些学校的课程通常是为帮助学生掌握专业技能而设立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医药助理,可以申请相关课程。如果你想学会操作一台红外线分光机,也会有一门课告诉你怎么做。这是高等教育的平民一支,美国高校中80%的学府都属于这一类

高等教育还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两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和威廉·波温(William G. Bowen)发现了在教育等行业中出现的“成本病”(cost disease),他们的理论引人们开始思考教育体系的压力。通常来说,如果某行业工人的工钱增加的话,其产值也会上升。但哈佛大学的教室能够容纳的学生仍和一个世纪以前差不多。而且,在把年轻无知的十八岁孩子变成受过教育的成年男女的时候,通常用来提高效率的方式——采用先进的技术,加快生产过程,同时完成更多工作——似乎无从运用。虽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教师的薪水相比整体经济有了或多或少的增长,但他们的产值仍停滞不前。人们认为,“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教育开支一路飙升,却不见明显成效。

波温在七八十岁的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卸任之后,他加入了梅隆基金会(Mellon Fondation)。去年,在斯坦福组织的一系列演讲中,他提出在线教育可能治愈他在近半个世纪前发现的“成本病”。如果不堪重负的教育机构能把学生分流给在线教育,将可以减少教职员工数量和相关开支。课堂也不会如此拥挤。最大的好处是,高等教育中的精英和平民体系从此得以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全国财力最雄厚的大学可以给他们那些不那么受宠的同胞提供一些资源,同时也能在这个过程中精简自己的教学。至于那些现在只能勉强维持的学校,它们可以像圣荷西州立大学那样使用在线课程资源,让他们的学生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这是一个多赢策略。在哈佛大学,人们反复对我说:“水涨船高。”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一方面,像哈佛和斯坦福这样的大学成了高等教育中的星巴克和Peet’s咖啡,为离你最近的大学提供精品品牌课程,精明学生都会利用它,但这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到达这个遥不可及的彼岸。历史上,精英教育的高高在上一直是它残酷的部分。如果你二十岁,在达特茅斯大学,可能你会在凌晨一点坐在寝室里,和两个穿着拖鞋和Target牌牛仔裤的孩子分享中国菜。二十五年后,这两人中一个运营着价值数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另一个掌管着参议院委员会。接触“精英教育”的特别之处可能更多在于接触精英,而不是接受课堂教育。来自阿肯萨斯州中下阶级的男孩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乔治敦大学、牛津和耶鲁之外也能接受到同样优秀的教育,但那样他便不会成为总统。

与此同时,小型教育机构可能会被埋没,或降格为主流力量的附庸。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汉尼希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努力资助太多想成为研究机构的大学。许多研究机构都在进步,国家可能无法承担。”如果精英大学能够承担起整个体系中的科研重任,那些资金不足的学校可以被撤销或精简。

2012年2月里的一天,一个名叫加里·金(Gary King)的社会科学家来到哈佛大学的一座灰砖墙行政楼,给哈佛大学的行政人员和督察董事会作展示。金虽然只有五十多岁,却已经是一个“大学教授”——那是哈佛教职人员的最高级别,拥有在哈佛任何一个学院工作的资格。他主管量化社会科学学院,那天他讲述的是他的专业,也就是收集和分析数据。

“哈佛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金穿着一套黑西装,戴着斜纹领带,有点笨拙地站在一屋子的油画和大人物面前,开始了演讲。“我觉得目前对哈佛最大的威胁来自盈利模式的大学。”他解释说,凤凰城大学投资了一千万美元用于研究和发展教学。与此同时,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没有大学文凭。“你可能会说,‘哦,那太糟糕了’,或者是‘哦,那些顾客不一样’。但事实是这是一个盈利来源。对于私立机构来说,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金连珠炮般抛出了理解未来教育的三个重要前提:“社会联系激励”,“教学教育教师”和“即时反馈促进学习”。他曾经尝试对自己的课堂进行改革。他把讨论课程内容的所有邮件搬到了一个开放数据库中,让学生们看到他们以为只有自己会问的“愚蠢”的问题曾经也有人提过,而且还能看到是谁问的。

利用这些整理工具,在线教育从一种传播方式变成了一个珍贵的数据集中资源。用传统方式很难评估和比较不同教学方式的效果,金解释说,对于在线教育,这可以通过“大规模评测分析”,也就是大数据来实现。他说:“我们可以在哈佛这么做。我们正在我们自己的课堂上进行改革,而且我们还可以评估每个学生,每间课室,每个行政办公室,每座楼,每项娱乐活动,每个警察,每件事物。我们基本上可以掌握每件事的信息,并利用它为学生服务。”

他说,对于像哈佛这样的学校来说,为大学中的所有活动收入一个浩大而翔实的数据库可能帮助学生解决许多在大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现在,如果一个学生想知道,为成为医学博士需要做哪些准备,他们会去问导师,会咨询师兄师姐。他们当然会得到建议,但与和几个前辈聊天相比,和成千上万个前辈聊聊怎么样?”有了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收集的数据,你可以计算得出概率,并给学生们一个置信度相当高的答案,告诉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要作哪些选择。他继续道:“每次你上亚马网站逊,你都是一个随机实验的被试。每次你在谷歌上搜索,你也是一个实验的被试。当这里的某个学生做点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也这么做呢?”

正式的数据采集很有吸引力。当数字生活把精英学校的门槛一点点降低,学校不仅仅是在彼此竞争。他们对教育市场的控制正受到工业的挑战。几个月前,在华盛顿的一场国会游说会话上,哈佛大学的校长福斯特恰好和斯坦福校长汉尼斯聊过。福斯特在会议上告诉我,汉尼斯谈到了早期的一门MOOC课程,是他的一位教授塞巴斯蒂安·弗兰(Sebastian Thrun)开设的,介绍人工智能。这门课一时爆满,参与的人数最后超过了一万六千。弗兰没有放过其中的机会。他随后把斯坦福的MOOC课程搬过来,加入一笔风险投资,与Udacity合作。福斯特回到波士顿,和系主任小组会面,这个小组是她为了讨论教育的未来而召集的。她告诉我,把在线课程应用到哈佛的急切需要带着一种新鲜感。金获邀在二月的会议上讲话,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参加了会议的督察员们通过邮件和电话问了许多问题。不到三个月前,有声明称哈佛和麻省理工将启动它们的非盈利MOOC制作项目——edX。

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望着一个小小的四方庭院和史威登堡(Swedenborg Chapel)的背面,金对我说他认为MOOC还不足以取代课堂教学。他说:“目前,在线教育和现场授课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其中相差了多少?这正是最近一场辩论的话题。和其他地方一样,哈佛大学的MOOC设计者们承认人文学科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大卫·J·马伦(David J. Malan)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大受欢迎的编程入门课程“计算机科学50”,当他把这门课变成MOOC课程时,对学生作业的评估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些作业都是程序,可以由计算机自动评分。但对纳吉这一类的课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作业主要是写文章和讨论。为了模拟课堂讨论,纳吉和迈克尔·桑德尔使用了在线论坛,但结果似乎不尽人意。CB22x的讨论开始后不久,一名课程助理凯文·麦格拉斯(Kelvin McGrath)对我说:“甚至有个小组在讨论耶稣,还有自豪感什么的。他们并没有跟上课程的内容。”

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是一名毕业生,负责一门计划在秋天上线的MOOC历史课的技术工作。他说:“人文学科一直开支不大,而科学一直很烧钱。你通常只会给人文学科一个放书的小储藏室,那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够了。但科学家需要实验室、仪器和计算机。我不想说对MOOC来说是相反的情况,但科学课程相对容易设计和开展。在电脑看来,我们在人文学科中提出的问题难度要大得多。”如果三位伟大的学者用三种方式教一首诗,这不是低效,而是构成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石。

那天下午和金聊天的时候,我说把人文学科变成在线课程尤其困难。金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为什么就应该是这样?”他问。

我说,当你教授定性理解的东西时,评估大量学生的表现就更加困难。

金表示反对:“我觉得在这些领域,评估工作的起步可能比较艰难。这不是因为它更难评估,而是因为更难定义你希望评估的东西。”大数据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继续说,MOOC的真正潜力在于把输入随机转化成一个单一的虚拟“课室”,这在传统模式中是无法实现的。他告诉我:“随机分配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不同的观看方式,还有各种东西都将成为可能。因为参与人数众多,(在线教育)还有开展许多实验的巨大潜能。至少在在线教育中,你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大问题。”

目前,关于MOOC运行效果的数据还很分散而且匮乏。这其中的一块里程碑是波温通过梅隆基金会的一个下属机构——伊塔卡组织(Ithaka organization)协助开展的随机实验。实验显示在教育效果方面,在线学习和传统的课堂教学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个实验研究的是一门统计学课程,但它混合了在线和现场教学两种模式,学生们每周参加一次课堂问答。如果MOOC仅仅在线上开展,辍学率通常会超过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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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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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纵欲的冠希

回复 5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A-human-eye-006

【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南宫斗神

回复 6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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