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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我不知?——隐而未现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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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干度娘

回复 1 楼 2016-01-12

天生我才我不知?——隐而未现的超能力

本文为小红猪抢稿第88期译文

译者:Zhong-Yan Yuan

校对:梅雯

小红花:3朵

想知道自己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超能力吗?不妨做个科学测试吧,没准你就测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体能、感情、或者某种感受力!

“哇,这么棒!简直太厉害了!”折腾几个月,这一刻终于终于到来啦!看着自己的手指,我还不敢相信。莫非刚才是个灵异事件?又做了下一个测试,完事后专家也是同样地诧异,“亲!你破纪录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成年后,我们一般就以为对自身优势弱项了若指掌了。当然,肯定也有人像我这样,老琢磨自己会不会有某种尚未展露的天才。就这样,我花了几个月进行了一次超能力之旅,测试了我心理,生理,情感和感官方面的能力,现在,总算是找出来了。

说这些嘛,不光为了得瑟自己的小小胜利,我是想借此机会赞一赞科学的奇妙。你瞧,它居然能发现当事人自己都不知晓的特异功能,帮助我们在职业和业余生活中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想不想试一把?没有实验室、没专用设备、不懂行?没关系!这几个月下来,我可是积累了不少有爱的小测验,方便又实用,点此链接就到了:挖掘你的潜能,你可以测试诸如非凡的运动能力、潜在的领导能力、风险预估的能力以及神秘的内感应能力。现在,且听我逐一分解。

天生谁有才

说起来,还是乔安妮·鲁斯萨茨(Joanne Ruthsatz)和乔丹·乌尔巴赫(Jourdan Urbach)的一项研究启发了我。鲁斯萨茨在曼斯菲尔德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乌尔巴赫是小提琴大师。他们想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一下天才,设计实验测量儿童的认知和发育情况,对象是八名怀有或音乐、或烹饪、或艺术、或语言等方面天赋的儿童。什么造就了神童?这一问题本身就颇有争议。有的认为高智商才是王道,反对者则强调诸如练习等后天环境因素才是关键,也有人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不过鲁斯萨茨和乌尔巴赫有了新发现:八名儿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超常的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指信息暂时存贮及其与其它更为复杂任务的联合运作的能力。心算一个两位数乘法感受下,工作记忆好的人不会觉得吃力,因为他们大脑“存储容量”更大些,便于存储和运算。我们都见过那种很聪明的小孩,算数倍儿快,道理就在于此。那么普通人呢?他们当中会不会有潜在的高手?我会不会是其中一枚?

要测工作记忆,有个快速估测的方法,是听剑桥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苏珊·盖斯科尔(Susan Gathercole)教给我的。找人随机读一串数字给你听,每秒读一个;你需要记住他说的数,然后倒背出来;刚开始读三个,然后四个、五个,逐渐增加长度,直到背不出来为止。实验结果显示,三十来岁的人平均长度能到五个或六个,四十来岁的平均长度是五个,五十来岁平均是四个。盖斯科尔还提供了一些由剑桥脑科学研究中心设计的工作记忆测试方法,如果你想得到更准确的结果,可以去试试(working memory tests devised by Cambridge Brain Sciences.)。

测完了,我成绩令人失望。不过这玩意有提高的空间,虽说七分天已注定吧,但是不断有证据表明,借助精心设计的训练程序或一些主流电脑游戏,甚至多服用富含欧米加-3脂肪酸的鱼油也能帮助提高工作记忆。所以说,我要真想当一流的钢琴家或世界名厨,也不是全无希望。

超极品尝家

工作记忆不行,咱就换别的测测呗。话说美食评论家可是我最心仪的工作之一,很想看看自己资质如何。这次我进入一间无菌的白色屋子,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放着数量多到吓人的瓶瓶罐罐。解释下,这个测试专门用来挑选各种新东西的品尝者。英国雷丁大学的食品和味道研究公司MMR同意我接受测试。食品风味科学的带头人之一克里斯廷·巴纳高德(Christine Barnagaud)告诉我,能通过这个筛选过程的人仅为十分之一。我,有戏吗?

良好的味觉是成为专业美食家的基本功。我首先面对的是好多瓶子,瓶子里塞满充了气的脱脂棉,我得根据气体的味道说出它们分别是什么东西。然后,是品尝几个杯子里的液体,写出各自是什么东西。另外几个环节是,包括辨别几种基本味道:酸,甜,苦,辣还有鲜味。四分之一的人都过不了这一关,因为他们的PTC(译者注:苯硫脲,一种苦味、无色物质,是测试人类味觉的常用试剂)基因发生变异,导致对苦味的感受力下降。如果你觉得浓咖啡味道很淡,你恐怕就是苦味的“味盲”了。最为困难的一关,是尝出同一液体中的几种不同味道(如果想亲自试试,网上很容易搜到)。接连着闯关成功,巴纳高德对我的出色表现很是惊讶:正确率达到65%,差不多有资格接受进一步测试了。

“一般来讲,味蕾越多,味觉就越敏感”, 巴纳高德说。想知道自己的味蕾有多少,可以在舌头上涂一两滴蓝色食用色素,然后数数舌头上的小粉疙瘩(译者注:这些小粉疙瘩覆盖着我们的味蕾)。普通人舌头上,普通打孔机打出的圆形小孔那么大小的区域,有大约二十个味蕾,而“超极品尝家”则有五十个以上。物极必反,这种超极品尝家也是不能胜任职业美食家的,他们味觉过于灵敏,就连芝麻菜、花椰菜和辣椒,都是他们的舌尖不能承受之重。跟工作记忆一样,无论起点高低,味觉都可以培养,只要你肯尝试更多味道。多闻各种各样的味道,比方说各种香草啊,然后给它们命名,每天花那么几分钟,味觉就能有所改善。我要是哪天下决心做美食家,肯定少不得练练这些技巧,好生调教自己的味觉。

生而擅跑?

工作记忆不是我的天赋,没关系,再找找,总会找到的。心智不好使,那就侧重一下体能吧。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半路出家的海伦·格罗弗(Helen Glover)为祖国赢得了第一枚女子赛艇金牌,倒退四年,她还在学校当老师呢,划艇那是碰都没碰过。格罗弗有这等潜力,我们也可以有的吧?

为确认自己有无运动天分,我拜访了英国金斯顿大学的运动心理学家克里斯·伊斯顿(Chris Easton)。当时我正在练习半程马拉松,当然迫切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长跑天分。伊斯顿说关键看肌肉成分——一种是快肌纤维,收缩力强但容易疲劳,最适合百米冲刺和举重项目;另一种是慢肌纤维,适于长跑。“各种证据表明人的肌肉类型是无法改变的,”伊斯顿说,“如果你90%都是快肌纤维,肯定是不适合马拉松了,因为身体已然如此,再怎么训练,也不容易坚持下来三个小时的拉锯战。”

测定肌肉组成比,标准的方法是活体组织检查,会造成一定创伤。退而求其次也有非常简单易行的法子。了解快肌纤维含量,不妨做下垂直弹跳测试:使劲儿往高跳,然后用这个高度减去直立时手臂能够着的最大高度,就得到结果了。男性65厘米、女性50厘米是很棒的成绩呢。测慢肌纤维呢,这样做:找个地方蹲下,背部贴住墙壁,保持姿势,越久越好。能坚持30秒以上的人,通常有较大比例的抗疲劳纤维,”伊斯顿说。这法子听着太过简单,不够准确,可我的测试结果那却是相当明确的:我垂直弹跳成绩低得可怜,贴墙而蹲的表现则远超过30秒,都几分钟过去了,我自岿然不动。半程马拉松看来有点盼头。

接下来,是一项经典试验——最大摄氧量的测试,测的是一分钟身体的最大耗氧量,结果可表征耐久力。该能力通过运动也能加强,但受制于先天条件,加强也有上限。这个测验做起来比较难受,需要戴上特殊的面罩,在跑步机上上不停地加速跑,由面罩测定我的呼吸情况并加以分析。伊斯顿看了结果,认为我还没有卯足了劲儿。尽管如此,我的脂肪比重和BMI(译者注:身体质量指数,又称体重身高指数)都显示很适于长跑。正自窃喜呢,马上就被浇了盆冷水。一个简单的血液测试表明,我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水平低于平均值,血液能运输的氧气量因而受到影响。唉,纵使前面成绩再好,训练再勤奋,我总归是当不了一流的马拉松选手了。

天生能当领导

生活中虽然没啥机会担任领导,心里却老觉着,自己还是块当领导的材料。为检验这一假设,我找到了马克·范·伍格特(Mark van Vugt)和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小组。他从进化的角度剖析领导力,认为我们祖先聚族而居,面临着重重的生存威胁,这种环境下想要存活,就必须推举出有力的领导者,于是人类在进化中提炼出了优秀领导的一些特质。他们小组就是要鉴定这些特质。

身体方面的主要特质中,最重要就是身高。小组成员南希·布莱克(Nancy Blaker)发现,男女性中个头较高的人被认为更有“领导相”。怎么说?因为我们会把身材同领导应具备的多种素质加以联系,“人们觉得高大的男性更有领导力,更健康、有活力、也更富有智慧,”布莱克说,“高挑的女性一般就是给人聪明的印象。”多高算高?这里的标准是,高于同类性别平均身高10厘米以上,对男性来说,就是170厘米,好吧,这么算,我只能归为矮子了(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16, p 17)。

我相貌看着年轻,有时候是个加分项。伍格特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艾伦·格拉博(Allen Grabo)和布赖恩·斯皮萨克(Brian Spisak)发现,面临变局我们更喜欢长相年轻的做领导,而平稳时期则倾向与长得成熟的人。他俩的研究表明,与合作方关系融洽时,我们倾向于看起来温和的领导,而冲突面前则偏向更阳刚的领导。“男子气足的人表现得更富于攻击性,”格拉博说,“给人感觉,更有希望保护好整个团队。”。

你可能要问了:怎么看自己的长相是哪种哩?这个吧,说来话长,恐怕还得追溯到你打娘胎里时,那会儿接触到的睾丸酮含量部分地决定了你的长相类型。这……能不能整点有用的啊……别着急,听我说——现工作于英国斯旺西大学的约翰·曼宁(John Manning),2003年做过一项研究,提出了可行的估测方法,只需要计算食指与无名指的长度比,结果低的呢,对应睾丸酮接触量就高。这一结论近年来受到质疑,但是大量研究结果都显示,这一比值与人们的一系列性征有稳定关联。比如利安德·范德梅基就发现,比值低的男性攻击性和支配的欲望都更强,这种人领导风格往往带有专制的色彩。我不幸正在此列——我的比值巨低,甚至低于一般的女性,用利安德的话说,我有着一颗 “‘雄性’勃勃、争强好胜的大脑”,带着惹人反感的专制,我要当了领导,想必是不受欢迎的喽。

咬定青山还是及时转弯?

经过半个世纪的调查研究,人们发现,面临决策,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容易陷入深深的纠结,思量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另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克服纠结,即使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也作出明智的决定。我无心奋斗成为一名赌徒、试飞员、或者探险家什么的,不过作为普通人,拥有了这种本领,那也受用的很嘛。鉴定方法挺多的。

有一个叫柏林数值测试(Berlin numeracy test),包含一系列基于概率的难题,用来评估测试者准确理解信息并根据信息采取合理行动的能力——这便是“风险识别力”。我答题时挺费劲,最后居然成绩很好。在线结果显示,“与一般测试者相比,您具有堪称卓越的统计学素养”。开局不错,可是,总感觉这不大是针对人直觉的评估,倒更像纯数学测验。连设计者爱德华·科德利(Edward Codely)也认为,风险识别力不单纯是计算的问题,因为现实中计算所依赖的那些数据,我们很难获取,所以关键还得看人们对自己的决策怀有多大信心。

于是呢,我又接受了一场测试,内容是许多判断题,我要答题并且把自己对每题答案的自信程度排序。成绩高低,并不取决于填对填错,而是看对自身局限性了解与否。对此,迪伦·埃文(Dylan Evan)提出了“风险智商”的概念,表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埃文说,“风险智商”可用来测试人们衡量风险的能力。

假如你的测试结果不理想,别灰心,我也是呢。风险智商同前边几种能力一样,都是可以培养和改善的。埃文猜想,有些人特别擅长风险评估的原因是,他们每次判断之后,都能得到某种反馈。“有点类似于射飞镖的游戏,每射一支,都能看到距离靶心偏差多少,这就是一种反馈,下一次射,因为有的放矢,就能射得更准,”埃文说道。当然,前提是你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第六感

哎呀测了又测,怎么还没找到我的“超能力”呀!下一个,测什么好呢?嗯,想想,第一次在《新科学家》 (15 October 2011, p 34)杂志上读到它,就被吸引住了……对!就是它、“内感”!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感受身体内部信号,与之协调一致的能力。测起来很简单,数数自己心跳就好了,注意:不许用脉搏哦!

听起来好奇异哈,不过这个内感可是越来越被认为与许多认知特性、行为特征相关。比如说,内感好的人直觉更丰富,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预感”、“第六感”其实都源自人体内的信号作用。内感好的人容易感知显意识以外的危险,他们还善于记忆情感方面的东西,有着比常人更富的情感体验。原因可能是,体内信号刺激大脑皮质中一个叫岛叶的区域,而这一区域负责处理人的情感。内感好的人还有一些特点,比如更为敏感,更有同情心,当众讲话时不那么焦虑,等等。

说了这么多,我的内感怎么样哩?我来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拜访了赛克勒意识科学中心的雨果·克里奇(Hugo Critch)和萨拉·加芬克尔(Sarah Garfinkel)。克里奇首先让我在给定时间内数心跳次数,然后与实际结果比较。我完成得很好,准确率80%,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达到此水平。

内感好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随年龄增加略有下降,而个体差异相对固定。可是加芬克尔和克里奇却坚信训练可以改善。他们认为,在体内信号(如心跳等)与体表感受之间建立联系,就能间接地训练内感。加芬克尔建议,每次把注意力集中于身体某一部位,多试几次,就能找出感受心跳最明显的部位。我的是在指尖,而加芬克尔经过练习,已经能用头部感受心跳。这种帮助人们感受自己身体信号的训练,是很有医疗价值的,至少现在已经知道,较差的内感同抑郁相关。

自发性生物反馈是赛克勒中心用来增强内感的方法之一。试验中,我被各种线连接到一个测量皮肤电导率的装置上,我的任务是,通过调节身体状态,操纵屏幕上的小毛虫。大概是这样:装置读取我的生理激发状态,加以处理,然后作用于屏幕。我如果放松,毛毛虫就向右移动,过了终点线,游戏结束;反之如果紧张,毛毛虫就左移。整个游戏要求玩家精神与身体高度协调一致。即使内感差的人,玩玩也有好处,“如果不清楚放松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可以在游戏中借助毛毛虫来体会,”加芬克尔说。总之,这游戏就是帮你放松的。

测试结果出来,我是个天生的行家,仅仅20秒就结束了游戏,而有的人用去最大时长3分钟都不能完成。这时加芬克尔显得异常惊讶,“真不敢相信,居然能有这样的表现,这成绩委实不俗,你可是多了一样绝活啊!”我日夜挂怀的“超能力”哟,总算是找到你喽!原来我是个世界一流的牧人耶——牧小毛虫的人。

关于本文

本文作者凯瑟琳·德兰格是一名伦敦记者。

本帖地址:http://bbs.liuxue86.com/472583.html

mijian在路上

回复 2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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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再会小乔

回复 3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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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爱笑的古代人

回复 4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无标题

我是农民小童鞋

回复 5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关于

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

贰绝对不是梦

回复 6 楼 2016-01-12

惊人的认脸能力——“超级识别者”

原文:Super-recognizers: people with an amazing ability to recognize faces

译者:秦我

校对:郑然,感谢刘亦心给出的关键性建议

小红花等级:4朵!

正如人们需要仰视他近两米的身材一样,伊德里斯·巴达也拥有令人仰慕的声誉。他在伦敦警察厅的同事赐了他一个“狱卒伊德里斯”的绰号,以表彰他在抓捕罪犯中所立下的赫赫功勋。

在伦敦警察局的接待前台,一个颐指气使的年轻人让我很为难,就算我打电话给此次拜访的接口人也没让情况改观。最后,“我叫伊德里斯下来接你,”电话另一端说,“你可别吓到哟。”

确实,巴达像铁塔般的身材令人生畏,不过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巨人先生,拥有爽朗而感染力极强的笑声。他是伦敦警察厅“超级识别者”团队中的一员。这些“超级识别者”因为他们令人惊异的人脸识别能力被挑选出来。他们的天赋直到2010年才被总探长米克尔·内维尔留意到,内维尔发现,有些警官可以通过闭路电视录像的画面识别出犯罪嫌疑人。

leonardo_da_vinci_overlay_mona_lisa伦敦警察厅有共计三万五千名警官,他们都能看到这些监控图像。但内维尔发现,在识别罪犯这件事上,有几个人每次都表现的鹤立鸡群。他们的识别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内维尔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在人脸识别上有特殊的能力。于是他请来了一位法医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

内维尔所不知道的是,人脸识别正是目前神经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首先,人脸识别似乎是一项深植于本能的能力。几天大的新生儿就会对有人脸的图像更感兴趣。此外,大脑扫描显示,在进行人脸识别时,大脑中被激活的神经网络,和在识别其它诸如动物和汽车之类的复杂物体时所激活的网络,两者是独立开来的。人脸识别被认为是一个能更整体地用来研究视觉处理的理想模型,因为我们大致知道大脑的哪些部分与此有关。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当我们知道像巴达一样的人是如何以与他人不同的方式识别人脸时,我们也就能够更高效地发挥他们的能力,甚至帮助我们去提高普通人在这方面的技巧。“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能让这项能力更强吗?”内维尔这么问道。

对于“我们如何识别人脸”的最初理解来自于那些具有人脸识别障碍的人们。由中风或头部外伤引起的大脑损伤有时会让人们认不出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的脸,更有甚者连自己镜中的脸也不认识。然而他们却能毫无障碍地辨认出其他东西。

这些人受到损伤的一般是大脑梭状回或枕叶面部区,这两个区域都在大脑后部。对正常人大脑这两块区域的扫描显示,它们对人脸的照片比其它的照片具有更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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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区域为大脑的梭状回 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人们还发现,这种被俗称“脸盲”,又称“面部遗忘症”的症状,同样有可能在出生时就伴随着一些看上去没有任何大脑损伤的人们。多达四十分之一的人是天然脸盲,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意识到,因为他们发展出了一套依靠发型、衣着和步态来辨别他人的方法。

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理解人脸识别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脸盲”?又到底是什么,让那些处于天平另一端的人们能够认出几年前从他们身旁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

神秘的力量

阅读了由当时在哈佛大学的理查德·罗素和在伦敦大学的布兰迪·迪谢纳写就的一份关于脸盲症的研究报告(New Scientist, 25 November 2006, p 34)后,四位“超级识别者”联系了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研究者说,因为害怕会使别人不快,他们有时会隐藏起他们卓越的识脸能力。“我确实得假装我不记得对面的人,”其中一位说,“当我意识到我们仅仅是四年前在学校里有过一面之缘。”

虽然这样的轶事很难证实,但迪谢纳和罗素随后对他们四个进行的标准面部记忆测试显示,他们的表现近乎或完美。研究者们不得不设计了更难的实验,然而他们的分数依然比对照组高上一大截。事实上,这些“超级识别者”的卓越程度就如“脸盲者”的糟糕程度一样:“超级识别者”是最顶端的百分之二,而“脸盲者”则是垫底的百分之二。

研究者们认为,这说明了在人群中,人脸识别能力的高低可能有天壤之别。在这之后,迪谢纳和罗素已经积累了五十多位拥有此类天赋的个体,并且仍在继续研究。

“超级识别者”似乎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存在。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一项测试人脸识别能力的展览活动中,大约五十分之一的参与者被认为是“超级识别者”。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此类天赋是只针对记忆人脸,还是对其它东西也有效?也许这些“超级识别者”只是有着超群的记忆力而已,他们能够记住任何东西,而不仅仅是人脸。

来自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的法医心理学家乔希·戴维斯一直在研究伦敦警察厅的“超级识别者”。他发现这些人的能力对其它事物并非有效——比方说,长得很像的花朵。“我们发现这些‘超级识别者’的能力似乎只对人脸起作用。”

除了那些“脸盲症”患者以外,“超级识别者”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法来研究大脑处理人脸的特殊方式。例如,很多人会觉得颠倒的人脸比正常方向的人脸更难识别,而对于识别颠倒的无生命物体则要容易得多。对于那些“脸盲症”来说,这种“倒置效应”却很小或甚至不存在。但在迪谢纳迪谢纳和罗素最初对四位“超级识别者”的测试中,他们却显示了更强的“颠倒效应”。

来自东伦敦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阿斯霍克·詹萨里正在研究大脑独特的人脸识别方式:把人脸看作一个整体,而非简单的部分加和。“当你在看普通物体时,你通过把不同的部分加和而认出它是什么。以眼镜为例,你认为它是眼镜,因为它由两片镜片、一个镜框以及一双架在耳朵上的眼镜腿组成。”他说,“但是在识别人脸时,你不会去意识到这是左眼、这是右眼、这是嘴巴、这是鼻子。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体。”

詹萨里正在通过一个测试试图探究背后的原理,这个测试其中包含的是字母而非人脸。志愿者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字母,这个字母的形状是由更小的字母组成的(图1)。受试者们被要求迅速尽快认出作为“砖块”的小字母。当大小字母不同时,大部分人都因为这个冲突而慢了下来。“我们发现,要无视这个大字母是非常难的,因为在我们会将它看成一个整体,再将它看成部分的简单加和。”

20130719

【图1:认字母。当我们识别人脸时,我们趋向于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而非部分的加和。我们通过测试研究了这个倾向。这个测试中用小字母作为“建筑砖块”组成了大字母的形状。当大小字母不同时,我们认出小字母的速度比大小字母相同时要慢。】

 和“颠倒效应”一样,“脸盲症”不会因为大小字母不同而减慢认出小字母的速度。詹萨里正在研究“超级识别者”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么样,或许他们认出小字母的速度会比平常人更慢,或许他们对于整体和细节都很擅长。

除了视觉测试以外,詹萨里还通过贴在头皮上的电极采集脑电图来追踪大脑活动。罗素的研究组则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来监测大脑活动。由于罗素的研究组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一篇相关文章,因此现在他能够透露的只是“超级识别者似乎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大脑”。

在实验室测试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伦敦警察厅也早已着手探究他们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利用“超级识别者”的能力。“我们能让这能力更强大吗?”内维尔如是问,“我们需要的是如何将科学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去年八月,伦敦在几天内发生了数起抢劫和暴乱。自从那时起,内维尔就开始注意警官们对于罪犯的识别率。数以千计关于嫌犯的闭路电视监控图像被公布到网上的数据库中,三万五千名伦敦警察厅警官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看到它们。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三千人被捕。当然,闭路电视的图像并不足以定罪。警察们依旧需要广泛收集更多的证据,比如搜查嫌疑人的家以寻找被窃物品。但这确实是个良好的开端。

多数警官都成功地认出了一到二个嫌犯。然而有些人的命中率却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共有20位警官认出超过20名嫌犯。最高纪录由盖瑞·柯林斯治安官创造,他的努力使185名嫌犯被逮捕。为此他得到了伦敦警察厅“年度警察”的荣誉。

内维尔请戴维斯来测试命中率最高的20位警官,加上像巴达一样早已由于他们的高识别率被注意到的警官们。尽管测试仍未结束,戴维斯表示根据目前的结果来看,20位警官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可以被认为是“超级识别者”。他指出,其中一个解释是,从闭路电视录像中认出一大堆人可能并不需要超高的识别人脸能力。“有可能你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内工作,所以总有相同的人不停地出现在监控中。”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人并不需要超高的识别能力。”另外他还说,表现最好的也有可能只是非常优秀的警察。“有些人本身就出乎寻常地谨慎、一丝不苟,他们会在监控录像上花上数小时,有时甚至赔上自己的业余时间。”

灵感之光

柯林斯和巴达可能的确也是非常优秀的警察,不过他们也被确认是真正的“超级识别者”。在警察局,他们试着向我描述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柯林斯为我展示了一系列模糊的闭路电视影像,其中大部分暴乱者们的脸非常模糊。同时柯林斯在这些影像旁边也展示了他们被捕后在警察局拍的照片。他百分百确信两张对比照片中是同一张脸,但他却很难描述自己的所见所感。“只是非常小的细节,你看这双眼睛,或者说,呃……这真是一种瞬间的灵感,真的很难解释。”他为无法解释而向我们道歉。

看上去巴达则有一套更系统的方法。“我一般从脸侧边看起,然后是前额,再是眉毛,通过这种方法来得到一个明确的身份标识,”他如此说道,“有时候一个囚犯走进来,我会突然有种错觉,就好像‘你明明是美国队长,怎么现在却说你是蜘蛛侠?’这个时候,我只需要让他转一下头,然后我就会突然恍然大悟,然后说‘我记得你’。”

在拥有天分的同时,柯林斯也认为,勤奋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时我永远在打印照片,我也会在YouTube看那些黑帮分子的视频。确实有人觉得我迷怔了,因为我一直试着用尽量多的人脸把我的脑子填满。”

这些“超级识别者”可能有不同的类型。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通过后天的刻苦练习而习得的,还有些是两者的混合。无论是哪一种,内维尔都热衷于寻找更多的超级识别者。他可能会在警察培训学校给他们招募的新人作测试。同时他还希望能有一种正式的资格证书来认证“超级识别者”的能力,以使他们能够为法庭提供更有信服力的证据。“他们(超级识别者)最好得有一个荣誉勋章,上面写着:‘如果他说照片里是圣诞老人,那就一定是。’”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评估认证一个人的人脸识别能力,这将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警官们,还有边境管理人员,以及法庭中的证人——任何一种需要追踪人的工作都需要这项技能。

到目前为止,人脸识别测试还并未用于评估认证人的人脸识别能力,虽然迪谢纳说那些在他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其实也非常容易在别处展开。也许对于“超级识别者”的发现会刺激某些组织去试着进行这些试验。

“那些超级识别者确确实实强烈地向我们显示,人脸识别能力是一种真正连续而不会消失的能力。因此我非常希望这个发现能够促使某些组织去试验这一点。”迪谢纳说。目前,他正在试着让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此感兴趣。

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增强我们的人脸识别能力呢?来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德古提斯发现,通过练习根据其中的共同特征去将电脑产生的人脸归类,那些天生脸盲症的人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人脸识别能力。他也发现那些人脸识别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相同的练习来稍微改善这项能力:经过练习,他们的分数最多能够提高百分之十。

德古提斯认为,虽然他还不知道原因,但通过进一步优化实验,他能够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虽然如此,但这套方法只会对那些意志坚定者有效。“你需要连续几周每天都做练习。”他说。然而,训练的效果却只能维持几个月。

如此效果是否能够证明这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毫不意外的是,那些我曾经与之交谈的警官都觉得,他们会很高兴拥有识别人脸的超能力。巴达对我们回忆起一个特别爽的日子,那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打开一个监狱隔间的门,发现里面是小学时曾经欺负过我的人。我已经27年没有见到他了,”他回忆道,“我就这么看着他,然后说:‘我可记得你。’”

关于作者

Caroline Williams是英国萨里的一名作家。

关于本文

题图出处:ehpsc3.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