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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月老?科学地寻找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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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楼 2016-01-12

谁是月老?科学地寻找另一半

撰文/尼古拉斯·A·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 詹姆斯·H·福勒(James H. Fowler)

翻译/张勇 熊哲宏

尼古拉斯(Nicholas)和他的妻子埃丽卡(Erika)笑称他俩是相亲认识的,而且是南亚式的相亲。在认识之前,他们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住所也不过相隔4个街区,然而两年来,他们的生活从未有过交集。直到埃丽卡远赴孟加拉国,尼古拉斯才有缘与她相识。

1987年夏天,尼古拉斯回到故乡首都华盛顿,照料生病的母亲。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高中生活也在这里度过。那一年他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没有女朋友,并且傻乎乎地认为自己还未做好谈恋爱的准备。他高中时的老朋友纳西 (Nasi)刚好也回家过暑假,一同回来的还有纳西的女朋友贝米(Bemy)。当时贝米刚从孟加拉国回来探亲,为了完成一项关于社区发展的作业,她要在孟加拉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农村调查。很快,贝米和尼古拉斯熟悉起来,贝米还常拿尼古拉斯开些善意的玩笑,这俨然成为三人的余兴节目。

在许多情况下,不管男女双方处于何种情感关系,他们的初次见面都是由第三方介绍的(见上表)。其实,中间人在介绍两人认识时,或许并没有刻意想要促成一桩好事,往往却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在上述全美普查中,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配偶是通过两人都认识的某个中间人介绍的,仅有 32%的人是“自己介绍”认识的。即使是短期性伴侣(比如一夜情),也有53%的人是通过别人介绍的。所以,尽管萍水相逢的事情偶有发生,小部分人也确实无需他人帮忙就找到了伴侣,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和配偶结识,常常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或其他人际关系实现的。

和贝米同在孟加拉国实地考察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她们住在同一间由木头和锡条搭建的棚屋里,用同一个铁桶洗头发,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消灭世间的贫穷。说到这里,你可能猜到了后面的故事。在雨季的某个午后,当贝米正在给纳西写明信片时,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转身对好友埃丽卡脱口而出:“哈!我知道你未来的丈夫是谁了!”她说的当然是尼古拉斯。刚开始埃丽卡觉得这个主意有点荒唐,不过数月之后,她还是同意在华盛顿和尼古拉斯见上一面。他们四人在纳西家里共进晚宴。不用说,尼古拉斯当场就动了心。按照埃丽卡后来的说法,那天她也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当天晚上回家之后,埃丽卡忍不住摇醒了妹妹,激动地宣布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约会三次之后,尼古拉斯认真地告诉埃丽卡,他已经陷入爱河。这就是尼古拉斯和埃丽卡的罗曼史。尼古拉斯通过三层关系找到他的妻子埃丽卡(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俩之间存在两条人际纽带。所以,很有可能你的完美恋人就住在你的隔壁,你却无缘相识。

尼古拉斯和埃丽卡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只是在情节的复杂和浪漫程度上有所区别。互联网上满是这样的爱情故事,不信你搜索“我是如何遇见我太太 /先生的”,就会找到成千上万的例子。这些浪漫的故事看起来不仅有幸运的成分,还充满了宿命的味道。但是,只要稍作思考,你会发现这些浪漫的相遇其实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它们的共性在于,当男女双方在跨越从陌生人到恋人的鸿沟时,他们两人之间其实只存在两到三层人际关系的距离。

媒人

对大多数人而言,和配偶相识都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或其他人际关系实现的。

我们通常认为,爱情是非常私人的行为,而且也很难解释其中的道理。的确,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配偶是自己选择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在选择的过程中,有人是冲动而为,有人则是经过慎重考虑。不管是哪种情况,挑选伴侣常被看作是一项个人决策。这与我们通常的想法是一致的,比如我们常常认为生活取决于每个人的不同选择,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生活的海洋有多么波涛汹涌,我们都可以为自己设计出全新的航向图。所以,一旦发现生活就像是在使用熟悉的航海工具在一条既定的航线上前行时,我们不禁非常惊讶,甚至略感失望。

由于对自己的选择能力过于自信,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伴侣的选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尤其是人际关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看法从侧面也反映出人们对机缘巧合的爱情故事的浪漫诉求。因为这种巧遇似乎暗示着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发挥作用,与一个独特的陌生人相识相知相恋是命中注定,而且充满魔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事情——因在孟加拉国共用一个铁桶洗头而有缘结识了后来的爱人——确实有点神奇,但这样的机缘巧合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偶然”。

参考一下有关人们如何结识伴侣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美健康与社会生活普查 (也即广为人知的“芝加哥性调查”)在全美国范围内抽取了 3,432名年龄介于 18~ 59岁的成年人进行调查,得到了关于美国人在爱情与性行为方面最全面最精确的一组数据。调查的内容包括伴侣选择、性行为、心理特征、健康状况等详细信息,还包含一组罕见的数据:人们是在哪里、怎样认识现在的性伴侣的。

(经人介绍可以帮你找到爱情。一项大型全民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与配偶是通过两人共同的熟人介绍认识的。)

家庭关系

相比通过朋友或其他人际关系,由家人介绍的男女双方通常更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在四种感情关系中,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受访者比例大致相当(35%~40%),但是经家人介绍的受访者比例却相差较大。通常,由家人介绍的两个人更有可能步入婚姻殿堂,而不是发生一夜情。两人的相识方式与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也有很大关系。芝加哥性调查结果显示,在相识一个月就已经发生性行为的受访者中,由朋友介绍的人所占比例略高于由家人介绍的。法国曾经做过一项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夜总会相识的伴侣中,有 45%的人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性关系,而在家庭聚会上相识的两个人,这一比例仅为24%。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很少有人蓄意在家庭聚会中猎艳。

这些数据表明,人们往往采取不同策略来寻求不同的两性关系。可能大部分人都愿意让家人介绍结婚对象,但更习惯自己寻找露水情缘。这很好理解,你想,喝多了的大学生有谁会发短信问妈妈,是否可以把酒吧里刚认识的俊男 (靓女)带回家过夜?所以说,搜索社交网络时,在什么情况下寻求何种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会得到怎样的两性关系。

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无论建立哪一种感情关系,人们都非常倚重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当你自己去结识某人,你对对方知之甚少。但如果是经人介绍,介绍人就对你们两人都比较了解,倘若觉得你们合得来,常常会鼓励你们碰面,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媒人的角色。朋友和家人不仅熟知你的性格、社会背景和工作经历,还了解一些比较隐秘的细节,比如你习惯把衣服丢在地板上或喜欢送人玫瑰营造浪漫氛围等。通过社交圈子牵线搭桥来结识未来的伴侣,不仅风险较小,而且会获取更多的信息。这也正是媒人这个角色几千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原因。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对“相亲”嗤之以鼻,很难想象跟一个陌生人结婚会是什么样子。亲朋好友常会出于善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试图“帮”我们寻找配偶,但是这样的行径常被看成多管闲事,和《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中的媒婆延特一样滑稽。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亲友和同事认为我们独自寻找伴侣存在困难时,才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但实际上,就算我们坚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也不得不承认人际关系网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媒人。

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具有非常复杂的网络结构,很容易衍生重重机缘。假如你正单身,有 20个关系不错的朋友(熟到对方会邀请你参加他的派对),他们每人又认识另外20个人,这 20人每人又有 20个朋友,这样,仅通过三层人际关系,你就可以结识 8,000人。关键在于,其中的每一位异性,都有可能成为你未来的伴侣。

(当人们在某个私人聚会中相遇时,其实已经经历了“社会预选过程”:参加聚会的人往往拥有相似的兴趣爱好和身家背景。)

社会预选

即使是萍水相逢,男女主角也往往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才偶然相遇。偶遇可以促使两个人坠入爱河,尤其是当他们还有某种肢体上的接触时。这些幸福的意外相逢,是爱情故事中常用的桥段。

街角偶遇也有可能促使两个陌生人成为情侣,如果碰巧两人还有些肢体上的接触,恋爱尤其容易发生。这些幸福的偶然相逢,也是众多爱情故事中屡见不鲜的经典桥段,或者是两人同时看中了同一副手套(电影《缘分天注定》),或者是听完音乐会后错拿了对方的雨伞(电影《霍华德庄园》),又或是两人外出遛狗时拴狗的皮带缠在了一起(电影《101斑点狗》)。这样的意外事件为两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他们可能成为短期性伴侣,也有可能走入婚姻的殿堂。曾执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用“补救程序”一词来描绘当事人的反应:在意外发生后,两人都希望能够缓解对方所受的“伤害”,而这种愿望就促使他们去认识对方。恋爱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往往懂得把握机会和对方相识。而情场高手为了认识某人,甚至会有意制造这样的“意外”事件,他们无疑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幸运儿”。但是,偶遇终究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些萍水相逢的故事中,两位当事人也拥有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服饰、音乐或宠物。

所以,即使两个人没有经过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他们也经历了“社会预选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决定了你能够认识哪一类人。比如,芝加哥性调查针对美国人考察了这个问题:你是在哪里遇见你的配偶的?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是在学校、单位、私人聚会、教堂和社交俱乐部等地与配偶相识,而同时出现在这些场所的人通常都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和身家背景。在酒吧、旅游景点或通过征婚启事与配偶相识的受访者仅占10%,这些场所的人往往缺少共同之处,其中能够发展成为未来配偶的候选人群也比较有限。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结识配偶的场所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于这个变化趋势的权威数据,来自法国的一项研究。研究者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通常人们结识配偶的场所,其中包括夜总会、派对、学校、工作单位、度假地、家庭聚会和所谓的“邻里之间”。研究数据表明,1914年—1960年间,15%~ 20%的人是在自己家附近认识配偶的,但是到了 1984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3%。这反映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地域因素对人际纽带的影响越来越小。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地域因素的影响更是日趋式微。2006年,美国 1/9的成人网民(约 1,600万)在使用 online dating或其他网站(比如match.com,eharmony.com,名字取得极好的plentyoffish.com,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站点)交友。一项系统的全美调查表明,在这些“在线交友者”当中,43%的人(约700万成年人)已经在现实世界中约见过网友,17%的人(约 300万成年人)已经和网友建立了长期恋爱关系,或者已经结婚。相反,在所有已婚或拥有长期伴侣的网民当中,仅有 3%的人是通过互联网认识他们的伴侣的。这一比例可能会逐年上升。看来,娶个邻家女孩为妻的时代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在寻找伴侣时我们需要依赖人际关系网,但地域因素对人际关系网的影响越来越小。

人际空间

人际关系网将我们与那些不大相识的人联系起来,为择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过去几十年间,随着地域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在寻找配偶时不再搜索地域空间,但仍然会搜索人际空间。我们不再遵循就近原则,而是根据人际关系寻找合适的伴侣。我们会思忖,这个跟自己关系较近的人(比如朋友、同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婚配对象,如果不是,那么跟自己关系较远的人(比如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兄弟姐妹)合不合适呢?我们也常在派对之类的场所寻找未来的伴侣,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结识朋友的朋友,还有那些仍处于我们人际圈子之外的人。

我们和朋友的朋友,寻找另一半的科学方法以及那些不大认识的人之间有一条“微弱的纽带”。但这条纽带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它能把我们与我们不认识的人连接起来,为择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搜索人际网络的最佳方式,就是超越现有的人际关系层,但也别离谱地去打扰跟你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没准就是你的完美红娘。

【Tips:结婚的好处】

现代研究证实,结婚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但这种好处因性别而异。如果我们随机挑选男女各10,000 人,让他们自由婚配,然后对他们进行纵向追踪,考察他们的寿命,根据统计分析,我们将会得到如下结论:结婚使男性寿命延长七年,使女性延长两年。

最近,曾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李·利拉德(Lee Lillard),和他的同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琳达·韦特(Linda Waite),以及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经济学家康斯坦丁·帕尼斯(Constantijn Panis),进行了一项极富创意的研究,主要探讨婚姻为什么以及怎样延长人类的寿命。这项研究分析了在1968 年—1988年间,11,000 多名男性和女性进入和解除婚姻关系的经历。他们详细追踪了每个人的婚史和生活,包括婚前、婚后、婚姻终止(死亡或离婚),以及再婚。他们还深入考察了婚姻如何对健康和生活产生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机制如何因性别而异。配偶提供的感情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和心理学价值。跟一个熟稔亲近的人在一起,会降低心率,增强免疫力,缓解沮丧情绪。在性别角色方面,利拉德和韦特发现,婚姻对男人的健康有益,主要在于它能给男人提供社会支持,男人还通过妻子与其他人建立更加广泛的人际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婚姻使男人远离所谓的“颓废单身生活”。结婚之后,男人会以成人身份要求自己:把摩托车藏入车库,绝不再碰任何毒品,准点吃饭,勤奋工作,按时回家,认真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些变化都有助于延长男人的寿命。妻子通常会逐步改变男人的生活习惯,这个控制过程对男人的健康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婚姻能够增进女性健康并延长寿命的原因则简单得多:婚姻让女人更加富有。上面只是抽取了这项大型人口统计学研究的部分结论,也许这些说法有点老套,还有股性别歧视的味道。

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对象结婚时所处的年代,女性的经济能力确实远不如男性。不过,这些结论指出了一个意义深远而又无甚争议的事实,那就是婚配双方交换了一些有利于他们健康的重要资源,这些交易在内容和数量上都不必完全对等。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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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洋汽配

回复 2 楼 2016-01-12

在一起,因为爱情还是出于便利?

《生活大爆炸》中,即使Penny已经和Leonard分手许久,可回想起他们曾经上过床,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有一天Penny竟和Raj一起醒来,我们才意识到,其实当初Penny和Leonard在一起也不算什么,他们之间的爱情,可能只是因为住得近而已。

是的,爱情也许并不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也不像相亲节目那样表现为一场外貌、财产和才艺的较量。有时候,两个人走到一起只是因为距离比较近。

相近,所以相亲

心理距离常常被物理距离所牵制,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同桌的你”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同样长时间的教室另一个角落或者哪怕只相隔几排的同学,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马里兰大学心理系的马蒂·瑟高(Mady W. Segal)教授发现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人们和自己附近的人成为朋友的概率比远距离的人的确大很多。

和隔壁成为朋友的概率为41%,隔一个房间为22%,隔两个房间16%,三个房间10%,这是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等人对麻省理工学院(MIT)宿舍调查的结果。这个由己及人逐渐递减的“心理地形图”伴随着我们从校园一路来到办公室。

回忆一下自己的朋友们,他们是同学、同事、同乡……没有这些物理上的“同”你们还会成为朋友吗?又有多少朋友因为空间距离的拉大,而逐渐疏远?只要住在隔壁,哪怕你们一个喜欢向左走一个喜欢……坐电梯,都更可能相遇。

缘分,不过距离

中国人喜欢把这种“巧合”叫做“缘分”,认为它可遇不可求。可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德国莱比锡大学米加·巴克(Mitja D. Back) 教授等人偏要 DIY 出一些缘分来。

他们让刚入学的新生按照惯例一排排轮流进行自我介绍,其实巴克已经将这些新生随机排列并记录下了所有人的位置。正是这一次完全随机的排列影响新生们在自我介绍之后对彼此喜爱程度的评分——相邻的人彼此打分更高——甚至他们大学期间的友谊。这个随机产生的好感似乎占据了同学们的心,以至于难以接纳他人,因为一年之后,这些相邻或并排的同学之间的友谊仍然比和其他人更深厚。

“人以群分”固然在理,但有时人们不是因为相似所以在一起,而是因为距离近所以互相模仿,所谓“近X者X”。瑟高对美国44个州警校学员间友谊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彼此间的相似性对友谊的作用还没有物理距离的影响强烈。

便利,也是爱情

回到那个令人纠结的爱情故事,即使Leonard跟Penny像是来自两个星球,但至少 Leonard 可以随叫随到,搬个床垫,借个浴室更是不在话下。Raj虽然没住对门,但也算经常在Penny眼前出现,曝光度高,赢得了好感。再加上“懂得倾听”的美德,能让Penny一时脑热也不足为奇了。

感情虽然不能以物质来衡量,但是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悄悄计算付出和回报。距离是有成本的,比起“想象的空间”这么单一的回报,时间、沟通等等成本是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动物园里,住在一起的白琵鹭和白鹮都能培养出感情,更别说人类,古有大明湖畔夏雨荷,今有知青下乡欠孽债,是爱情还是便利,谁说得清。

警告: 物理距离接近,可以增强正面感情,也可以增强负面感情。请谨慎使用。

补充案例

MV中斯威夫特扮演的邻家女孩儿能够成功从美女手中锹到男主角,物理距离的优势是不可忽视的。她能陪着他,倾听他的心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给予及时的回应。

参考文献

  • Back, M. D., Schumkle, S. C., & Egloff, B. (2008). Becoming Friends by Chance.Psychological Science, 19(5), 437.
  • Festinger, L. Schachter, S. and Back, K. W. (1950)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 New York: Harper
  • Latané, B., Liu, J. H., Nowak, A., Bonevento, M., & Zheng, L. (1995). Distance Matters: Physical Space and Social Impact. Pers Soc Psychol Bull,21(8), 795-805.
  • Segal, M. W. (1974). Alphabet and attraction: An unobtrusive measure of the effect of propinquity in a field sett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5), 654-657.
  • 布雷姆, 劳伦., 米勒, 罗兰., 伯尔曼, 丹尼尔., & 坎贝尔, 苏珊. (2005). 吸引. 亲密关系 (pp. 64-65).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文已发表于 果壳网 心事鉴定组 《在一起,因为爱情还是出于便利?》、广州《风尚周报》

hellow26

回复 3 楼 2016-01-12

保持冷静

1-thumb4 New Scientist 2008年8月30日.原文链接在这里。作者:Michael Bond;译者: Yuantai Du (译者请一下发简介)

当冷静理智的声音被尖叫冲动所盖过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好的决定?迈克尔.邦德停下来思考了这个问题。

你正在机场准备上飞机,忽然发现你忘了买旅行保险。你的航空公司让你选择:一个险种只保恐怖袭击致死,另一个险种费用更便宜但保所有原因的死亡。你选哪一种?

听起来都不用动脑筋:便宜的选项能保恐怖袭击和其他所有风险,所以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时,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选择更贵而只保恐怖袭击的险种,而不是便宜的全保。仅仅是恐怖袭击的暗示就对人做决定有如此的扭曲效果,使他们做出很糟糕的决定(《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7卷, 第35页)。恐慌对人类行为的这种过强影响强烈地表现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后。在之后的12个月里,许多美国人选择开车而避开坐飞机。结果,那一年因公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上升了1600人,是死于劫机案的人数的6倍。为了避免潜在的可怕命运,他们“从煎锅中跳到了火中”,德国柏林的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戈德.吉仁泽收集了这些数据。(《风险分析》第26卷, 第347页)

其他研究显示,当我们权衡事情的风险和收益,比如检查癌症,注射疫苗,以及判断其他从核能到气候变化的任何事情的风险时,我们都会做出坏的决定。

甚至那些对风险平衡很了解的人在事到临头时也会出错。在宾州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决策的乔治.洛温斯坦回忆到,911后他的一个经济学同事,一个他一直认为是“理性模范”的人,选择了开车而不是坐飞机去长途参加一个会议。“人们通常不会仔细考虑一个长期策略来对待风险,而是进入恐慌模式,并由此采取行动,这往往在实际上加剧了他们所担忧的问题。”

但我们为什么会在风险下做出坏的决策呢?研究者纪录我们对风险的糟糕反应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最近才开始想法改进。关键在于我们的情绪反应。当我们处于痛苦或其他强烈情绪时,我们好像无法严肃地权衡各个选项。相反,我们常常跟着感觉走。然而,只要我们准备好认识这种行为,我们就应该能够改变它。

要想改进危险情境下的决策, 我们首先要理解在这些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如此做和想。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把人对不确定的反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知和分析型,即理性地权衡各种可能性和结果。另一类是直觉型,它快速、不知不觉、基于感觉和情绪。“决策研究所”是一家位于俄勒冈州尤金市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工作是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其中的风险,研究所的保尔.斯洛维奇认为,情绪驱动的决策也许曾是在人类进化时最适合的决策,而且依然是我们的直觉反应。直觉在很多种判断中都很重要,尤其在决定谁能信任和接触,以及在复杂的或霎那间发生的情况时(《新科学家》2007年5月5日,第35页)。但在有些情况--尤其是有恐惧、疼痛、或其他强烈情绪时--直觉系统则使我们偏离最佳决策。

一个经典例子是“可怖风险”--概率小但后果严重的事件。恐怖分子袭击就是一例,癌症威胁是另一例。正如911之后,被生动的袭击画面占据脑海的人们用直觉和恐慌驱动的判断决定如何出游一样,那些目睹亲友在癌症种煎熬或病死的人,有可能强烈地高估他们自己的得病可能。他们甚至会接受侵入性的--可能也是有害的--诊断测试。

在“决策研究所”研究健康和金融方面决策的艾伦.彼得斯认为,癌症带来的负面感觉能够强到这样的地步:即使将更现实的、基于概率和统计的风险评估告诉这些得出情绪性结论的人,也对他们的判断几乎没有影响,除非他们对概率有很深的理解。吉仁泽说“健康受情绪、焦虑和对你医生的信任驱使。几乎没人想看证据,就像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坐飞机比开车安全得多一样。”根据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迈克尔.西瓦克和迈克尔.福兰那根所做的研究,同样一段典型的美国国内航线(大约1157公里),开车比坐飞机危险65倍。911事件要每月发生一次才能使飞行和开车一样危险(《美国科学家》第91卷,第6页)。

“当你遇到统计或概率时停下来想一想:‘这里人的视角是什么,我怎样领会它’ 而不要仅仅把数字当数字,停下来好好想想。试着重新体会数字”保尔.斯洛维奇,决策研究,尤金市,俄勒冈州。

“如果你想做一个良好公民,想在思索之后对某个容易造成意见分裂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全球变暖或枪支控制——那么,你就需要找个博学的人,一个跟你总体文化背景相同、但不同意你观点的人。你将会仔细倾听他的观点,这样就能消除我们的一个天然倾向,即倾向于把不同文化背景者的反对意见斥为不可靠和有偏见”丹.卡汉,耶鲁法学院。

按理说,按情绪行动无可厚非。如果飞机使你十分痛苦,你也不能减轻这些难受感觉,那为什么坐飞机呢?洛温斯坦这样说道。此外,人们对新的、不熟悉的风险反应更强烈-- 这对于严重性未知的风险是一种合理的反应。

恐慌对日常决策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别人提醒你死亡不可避免时的戏剧性效果。紧跟着被提醒死亡之后,人们会以一种认知的过劳来努力压制这种想法。这需要脑力的努力,还会扭曲对其他事情的思考。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心理学家詹米.安德发现,在阅读和癌症相关文字后感觉威胁的人,更不可能自我检查乳腺癌或睾丸癌(《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92卷,第12页)。他建议保健当局在鼓励人参加体检时避免直接提及死亡:“一点点恐惧是好事。我们会对异常更加注意。但太多的恐惧会激发回避反应。这很微妙。”

恐惧和其他强烈情感的危害,是它们改变了我们对风险和效益的判断和考虑。他们能阻碍其他能得到更实际结论的精神活动。但情感并不是仅有的导致错误风险决策的因素。记忆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尤其是我们回忆图形图像的能力。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易得性规则”:你越容易回忆或想象的事件,你越认为它会发生。这主要是由情感驱动的,所以情绪化的记忆或生动的情景最容易被回忆起来。我们所以高估自身死于飞机失事、鲨鱼攻击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一个主要原因是图片式的媒体报导使这种事件很容易刻画。我们还会低估死于疾病的可能性,因为对这类死亡的报道通常只提及统计数字而非震撼人心的画面。

有人认为媒体集中报导震撼可怖的新闻激发了我们决策中直觉、非思维的一面,这也是许多误判的根源。“我们还无法足够理性地面对媒体,”伦敦商学院决策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之一纳西姆.尼古拉斯.塔里布说。要说明这点只要看看对恐怖袭击风险和遭雷击风险的巨大观念差异,而实际上自从有记录以来它们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几乎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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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媒体的图像报导如何扭曲我们对真实事件的认知,一个好的例子是英国朴兹茅斯大学詹姆斯.奥斯特和同事的发现:那些大量接触新闻报导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人,更容易回忆起他们从未目击过的袭击的细节,比如当时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爆炸的巴士是否在移动。(《记忆》卷16,76页)

媒体对犯罪的报导有类似的效果。根据政府2006/2007英国犯罪普查,65%英国居民相信犯罪率在全国范围上升。但是普查也显示犯罪率从1995年后十年内下跌了42%,此后保持稳定。美国也类似。青年司法运动组织“青年基石”在2001年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和1998年间,有记录的犯罪下降了20%,而电视对犯罪的报导增加了83%。更加显著的是,电视对谋杀的报道上升了473%,而谋杀案件实际下降了33%。

当对戏剧性事件不成比例的报道导致“易得性瀑布”时,它会特别有效地扭曲决策。易得性瀑布是一种信念的形成过程,当越多人当它是事实而告诉更多人时,就越增强了故事的貌似合理性。这经常会导致公众对它长达几年的迷信。这个术语的提出者,芝加哥法学院的卡斯.桑斯坦和杜克大学的提马.库兰认为,易得性瀑布起源于人们对大多数事情只有有限知识这个事实。“从糖和咖啡的摄入对健康造成的后果,到开车、核电、全球变暖的风险等各种事情,我们每人都从他人看上去了解的知识中获得信息。”他们在1999年研讨会论文(《斯坦福法律评论》51卷,683页)中如此写到。

公共信息的可获得性不是人们用于决策的唯一因素。丹.卡汉和他耶鲁法学院文化认知项目的同事近期的工作表明,当人们考虑枪支犯罪、核能、气候变化、防疫、新技术安全等公共安全和环境风险时,最容易被那些看上去与他们世界观、文化价值相同的专家和公共鼓吹者影响。所以我们会倾向于信任诸如纳米技术安全性的论点,如果它是由社会阶层与我们相同或政治取向与我们相似的人提出的;我们还会倾向于反对与我们价值不同者提出的论点——不管我们以前对此事的观点如何。而不幸的是,这种偏向不一定导致最好的选择,所以那种认为散布准确信息最能使人做出知情决策的看法是有漏洞的:如果信息不是由自己信任的人提供,人们就会拒绝接受。官员或活动家如果要最大可能地触及人群,就必须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取向。

要改变我们决策过程以做出更好选择,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绪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因此当我们感到害怕或不安全时,统计数字就会在几千年的进化适应面前黯然失色了。

鉴于这一点,斯洛维奇建议我们在统计数字中注入更多情绪性来使我们确实把它们记在心里。“从小我们就学习如何冷静抽象地对待数字——阅读、加减——但我们不学它们代表现实时也带有的感觉和含义。我们要教会人们如何远离对大小量级不敏感的直觉反应,并仔细思考数字的含义。”共产党领袖斯大林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统计数字。”

艾伦.彼得斯在五月的报告中显示,数学基础好很的人更能用数字而非情绪做出决策(《纽约科学院年刊》1128卷,第1页)。吉仁泽引用了一篇去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绝大多数人对中风、心脏病、艾滋病的风险因素几乎一无所知(《BMC医药学》,DOI: 10.1186/ 1741-7015-5-14)。“但几乎所有人,至少那些携带Y染色体的人,都知道橄榄球、板球,和棒球的统计数字”他说。吉仁泽正在设立一个帮助人们更好理解风险的研究中心。哈丁风险认识中心,定于2009年四月在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成立,它将研究人们如何对待风险并训练人们更好地管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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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报道不妨视而不见。人们对飞行的恐惧超过驾驶,因为新闻不会报道车祸。我从来不看新闻。我只在社交场合获得消息、听听别人都在谈什么。我们的大脑应付不了过多信息。对任何试图做出决策的人来说,掌握一大把数据都没有好处。”尼古拉斯.纳西姆.塔里布,决策研究实验室,伦敦商学院

塔里布认为教会人们有关风险的事实还不足以帮助人们改变行为。他认为,教会人们筛除那些会扭曲决策的信息要比教会他们使用笼统的信息更有成效。“如果能教会人们改变行为来规避风险,那就不会有人抽烟了。但实际上还是有人抽烟。我们的智力并不如我们所想般转化为行为。”

但这当然值得一试。下次当你面临决策而脑袋里充满了死亡、暴力、疾病的念头时,或当政客说你该害怕某某威胁而他要保护你时,或当其它任何使你血流加快肌肉紧张的事情发生时,不妨试试这个:关掉电视,感激自己的恐慌反应(在进化路上它带你走到了这步),但告诉你自己:恐慌也许不再合适了,因为你已经不再生活在草原上了;权衡所有的事实,并记住,用数字感对付风险。

花里不彻

回复 4 楼 2016-01-12

小说的科学

New Scientist 2008年6月28日,作者:Keith Oatley 译者:梅子(id:corbelle),独立翻译并在进修中,主攻法<->汉,英<->汉翻译,想念北京。

编辑说:欢度国庆,先来一个小测试吧,答案得看完全文才看得到。你们猜左边的眼神说明了右边的哪一项呢?四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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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译注:主要为19世纪……比如简·奥斯丁同学或者狄更斯同学生活时期就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人们觉得读希腊和拉丁经典文学就可以为他们提供生活的指路明灯,比如荷马、索福克勒斯和维吉尔*(译注:三位古典时期的名作者,分别出品有古希腊语写成的《荷马史诗》、古希腊语的若干悲剧和拉丁语的古罗马牧歌以及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作品都位列其中。20世纪时,名著被认为是有教益的。而今天,有了电子游戏、互联网和电影这些更吸引注意力的玩意儿,孩子要是肯读本书,家长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甭管读的是什么;而爱看小说的成年人一般也觉得阅读是一种纯粹的消遣,而非为了从中获得教益或者什么人生哲理。讽刺的是,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科学证据表明,阅读小说的确对人的心理有益。

这一发现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其成员有Maja Djikic,Raymond Mar和我本人。我们的研究出发点是,小说不应该被看成是一堆不肯定的言论和偏颇的观点。我认为,小说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模拟(《普通心理学评论》(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第3期,101页)。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正如飞行员可以利用飞行模拟器提高技能一样,人们阅读小说时也会提高其社交技能。

我的同事Mar,Jacob Hirsh,Jennifer dela Paz,Jordan Peterson和我设计了一项研究来检验这个想法及其潜在影响(《性格研究日志》(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第40期,694页)。首先,我们利用一份由多伦多大学的Keith Stanovich和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Richard West设计的“作家识别名录”(author recognition list)对人们阅读小说的数量进行客观评估。Keith Stanovich和Richard West列出一份名录,其中有的是作家,有的则不是。他们记录下测试者正确识别出的作家数目和识别错误的数目,两者相减得出一个分数。研究结果与日记和行为观察所测量出的人们阅读的数量(《阅读研究季刊》(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第28期,35页)大致相当。我们采用了他们的名录,但我们将小说家以及非小说类作家和不是作家的人名掺杂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哪些人识别出的作者主要是小说家,哪些人识别出的作者主要是非小说类作家,其中前者的主要阅读内容可能就是小说类的虚构作品。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眼睛中的情感”测试的测试对象。这一测试是由剑桥大学的Simon Baron-Cohen设计的,用于测量移情能力和社交敏锐程度(《儿童心理及医学日志》(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第42期,241页)。测试者观察一些长条状的人眼局部照片,就像透过信箱口看到的长条图形,并从每张照片所配的四个描述这双眼睛传达的感情词汇中选择最恰当的一个——比如:“开玩笑的,慌乱的,充满欲望的,充满信心的”(见插图)。我们还进行了“人际关系感知”测试。在这一测试中,测试者要观看15段普通人的人际交往短片,然后说出他们自己对短片内容的理解。比如在一部短片之后,测试者要回答场景中的两个孩子是否有且哪一个是片中两个成年人的子女。

我们发现,在“眼睛中的情感”测试中,大体上是小说读者的移情能力要更高些,而且他们在人际关系感知测试中也比非小说类读者表现得更好些。

这个结果是否就可以说明不同性格的人有着不同的阅读口味——比如移情能力更强的人就更喜欢读小说?为了考察这一可能性,Mar让一组随机测试对象阅读一个虚构短篇故事或是一篇同等长度的非虚构文章。之后测试对象要回答一些社交推理选择题,判断各种场景中人物的感情、信任和意图。然后他们还要做一个与此类似的测试来评估测试对象的分析推理能力。Mar发现,读了虚构故事的人在社交推理测试中的表现要优于读了非虚构文章的人,但是在分析推理测试中两组测试对象之间则没有差别。这一结果不但确证了阅读小说的益处,还表明其效果是即时的。

为了探明小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读者的判断识别能力,Djikic和我与Peterson以及Sara Zoeterman合作设计了一个新的研究。我们随机抽取了166位测试者让他们阅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或者一篇对照文章——是《带小狗的女人》的纪实文体版本(《创造性研究日志》(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第20期,即将出版)。两篇文章长度相当,文中人物、情节、难度以及阅读趣味也都相同。

测试者在阅读前后各填写了一份性格和情感的评估问卷。我们发现,读了契诃夫的小说的测试者比读了对照文章的人在性格上变化更为剧烈——不过变化的种类也是因人而异的。情感问卷的结果表明阅读时的情感体验对性格变化产生了影响:我们已知,一个人的情感状态会影响他在性格测试中的表现。

我们认为,读者更容易与小说人物发生认同,而与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则不然。读者在与人物发生移情作用时变得更像那些人物角色了——尽管每个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似乎他们的性格变得更为轻松自然了。尽管我们观察到的变化可能是暂时的,但是经常阅读小说可能会有更为持久的效果。

仅仅因为写作文体的不同,同样的信息就能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这可能与大脑处理小说的方式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完成目标时会利用脑海中的模型来找出我们行为的潜在结果。小说的协作方式鼓励我们与其中至少一个角色产生认同,因此,在阅读小说时我们暂时中止了自己的目标,并将一个小说人物角色置入计划处理器。小说会告诉我们其中的角色采取了何种行为。如果其结果达到了我们自己的预期,我们就会感到快乐。如果角色的目标受挫,我们也会产生愤怒、悲伤或焦虑等负面情感。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小说比喻成运行于大脑中的模拟软件的原因。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模拟,因为成功的社交是很有难度的,这需要我们评估无数潜在的因果作用。正如计算机模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诸如驾驶飞机或预报天气之类的复杂问题一样,小说、故事和戏剧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社会生活。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担忧阅读减少可能因为社会技能发展问题呢?可能用不着。尽管我们只对阅读进行了研究,但我们推测电影,甚至模拟显示世界的电子游戏,可能也会给人带来类似的好处。虚构故事以多种多样的形式继续担当着人们娱乐的主要来源。而我们的研究则表明它的功用远不止于此。

Keith Oatley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荣誉教授。他在进行心理研究之余还著有两本小说。

图片说明:答案分别为充满欲望的、坚持的和担忧的。

如果您想做“眼睛中的情感”测试,请访问 http://glennrowe.net/BaronCohen/Faces/EyesTest.aspx

LarkMi

回复 5 楼 2016-01-12

不是神经病美学,是神经美学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账号“利维坦(liweitan2014)”,科学松鼠会获授权转载。

利维坦按: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因为研究者发现,脑损伤能改变患者的艺术能力,有时甚至带来显著的提升。但是这话得两说,按照文章作者所言,“其中一种影响艺术能力的病症是额颞叶痴呆,是一类退化性神经疾病,会给患者人格带来极大的改变,患者面临精神混乱,行为失控,表现出强迫症的倾向,并出现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障碍。其中一部分患者产生了艺术创作倾向”,注意,是一部分哦。

另外,文中提到的画家洛维斯·科林特中风后的症状,很像“半侧空间忽略症”(spatial hemineglect,之前推送过相关内容,关注利维坦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04取阅《几种大脑罕见病症》)。

文/Anjan Chatterjee,原文点击这里

译/沪式金钱肉、校对/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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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德库宁在罹患阿兹海默综合症(即老年痴呆症)后的数年仍在从事创作。但他的作品开始有所变化,一些评论家认为其作品体现出更深刻的抽象表现力。德库宁在创作风格上的异变明白无误的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艺术是大脑思维的窗口,当大脑发生变化时,艺术家的表现和感知也会随之而变。

但大脑的哪一部分激发了人的美学体验?大脑的基本认知如何贯穿于我们对美学体验的理解?这都是一门新兴学科的核心问题,该学科致力于探索人类在欣赏和创作美好事物和艺术品时,包含感知、诠释、情感和行动等行为经验背后的神经活动。这一新领域融合了神经学和经验主义美学(通过观察来对美学进行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伦敦大学学院的视觉神经学家森马·泽基将这一学科命名为神经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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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威廉·德库宁]

神经美学是一门描述性和实验性兼具的科学,通过定性的观察和定量的假设检验,致力于推进我们对于人类认知美和艺术的过程的认识。尽管这还是一个很新的领域,但最近的一些相关书籍表明大家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正在逐渐增加。而且,近期一系列的研讨会也展现了该学科的国际视野,因为它必须关注各式各样的美学体验及其背后与健康和疾病关联的神经活动。

艺术和大脑

泽基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在他们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早期作品中,指明艺术家对视觉世界的处理方式和与其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存在相似性。摄入眼睛的光线按照亮度、颜色和动态等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再交由我们大脑不同的视觉中枢处理。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艺术家普遍在他们的作品中玩味着这些元素。例如,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和安德烈·德兰用突出的色彩来表现情感,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卡德尔则通过气流和小发动机精细的控制挂饰的运动,将作品的视觉动态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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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蓝,亚历山大·卡德尔,1975]

艺术家通常展现的是一件物品的精神表象,而不是物质形式。他们的演绎不拘泥于物质世界的光线、阴影和色彩特征,但仍旧吸引着我们。变幻莫测的阴影轮廓难以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物质形态的可靠信息,因此我们的大脑一直对阴影形状不敏感。艺术家通常仔细的将物品所投阴影的亮度调低,由此反衬物品更易被人们感知的高亮度。

此外,一些艺术家心照不宣地使用了一些“感官诡计”,其中之一是峰移原则,即艺术家利用形状、遮蔽和颜色等方式夸张物体的某些特征。这种利用突出特征来有意增强某些感官反应的想法最早由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丁伯根于1954年提出,他发现海鸥雏鸟更喜欢去啄凿一根又细又长、带三条红色纹路的棍子,而不是海鸥妈妈的喙(喙头上仅有一个红点)。但峰移原则的艺术运用早在丁伯根之前就有了,12世纪印度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像就体现了这一感觉机制,女神的丰乳肥臀和纤纤细腰突出了女性的性感、优雅、矜持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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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丁伯根发现,海鸥雏鸟更喜欢去啄凿一根又细又长、带三条红色纹路的棍子,而不是海鸥妈妈的喙(喙头上仅有一个红点)]

艺术家还利用了人类视觉系统处理信息的方式,人类在相互联系的两个神经通路中处理视觉信息,两个通路分别是“是何(what)”和“在哪(where)”。形状和颜色进入了“是何”,展现物品的本体属性,亮度和动态进入了“在哪”,展现物品所处的方位。人们在审视诸如莫奈的日出印象这样的印象派画作时,感受到水面的波光粼粼和天边的霞光闪耀,是因为该这幅画的物体亮度相同而颜色不同。大脑可以识别物体但不能确认其方位,因为“在哪”系统不去记录和背景相同亮度的物体。因此在莫奈的画中,海水和太阳的方位飘忽不定,使画作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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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印象,莫奈,1872]

诊所的故事

脑损伤能改变患者的艺术能力,有时甚至带来显著的提升。大脑并没有一个艺术中枢。艺术产出是不同大脑区域经灵活整合协同合作的结果,就像卡德尔的挂坠一样,由不同权重的各部分达成整体的均衡。脑损伤改变了这一整体,以某种方式移除了一些组成部分,致使整体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毁掉一些艺术家的创作能力,也可能激发新鲜有趣的艺术形式。

其中一种影响艺术能力的病症是额颞叶痴呆,是一类退化性神经疾病,会给患者人格带来极大的改变,患者面临精神混乱,行为失控,表现出强迫症的倾向,并出现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障碍。其中一部分患者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他们的艺术作品通常写实,带有强迫性风格,且细节生动——是习得性强迫症状的生动写照。一些案例研究也证实以习得性强迫症状为特性的疾病会伴以超自然的艺术创作能力。例如,罹患自闭症的三岁小孩娜迪亚尽管多项认知和社交能力发育滞后,却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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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自闭症的三岁小孩娜迪亚尽管多项认知和社交能力发育滞后,却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奔马]

最有趣的的案例还包括一类罹患某种脑损伤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艺术家,疾病让这些人的创作方式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德库宁是其中一例。另一个例子是德国油画和版画家洛维斯·科林特,他1911年罹患中风导致右脑损伤。右脑损伤会阻碍左侧机体的信息处理,使患此疾病的艺术家经常忽视作品的左半部分。中风之后,克林特有时会忽略其绘画对象的左脸细节,左半边的画质也经常和背景融合(这些画作后来被评论家高度评价,根据哈佛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认知和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的说法,一名评论家认为克林特“成为了外观荫蔽方面的先驱)。右侧脑损伤也会损害空间认知功能。美国艺术家罗林·休斯在经历一次右脑中风后,发现自己难以协调线段间的空间关系,于是只好放弃了她原来的写实风格转向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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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之后,克林特有时会忽略其绘画对象的左脸细节,左半边的画质也经常和背景融合]

遭受左侧脑损伤的艺术家有时会带来更加鲜明的色彩风格和画作内容的改变。保加利亚画家Zlatio Boiadjiev以其大地色系的应用和自然插画风格而闻名。在经历一场影响到左脑的中风后,他的画作变得更加华丽、多彩、灵动、热烈甚至陷入幻想。加州艺术家凯瑟琳·舍伍德在遭遇左大脑半球出血性中风后,她原先以异装癖、中世纪封印和谍照等神秘意象构建的高度理性风格不复存在,评论家认为其作品变得“原始而直观”。她对被迫用左手进行创作感到毫无压力,这让她感受到了使用右手挥笔时从未感到的轻快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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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舍伍德在遭遇左大脑半球出血性中风后,她原先以异装癖、中世纪封印和谍照等神秘意象构建的高度理性风格不复存在]

我与合作者在2010年出版了艺术属性评估手册(AAA),该手册让研究者能够定量评估艺术作品的外观视觉属性,比如总体复杂度、平衡性、色彩饱和度和冷暖,同时也有作品的内容属性,包括抽象主义、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最近将AAA的标准运用到克林特、Boiadjiev和舍伍德的作品上,发现大脑右半球并没有在艺术创作中起主导作用,这也与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观点相符。反过来,这三个艺术家(其中两人左侧脑损伤)的作品在大脑受损后少了几分写实和精确,变得更加抽象和扭曲。同时,这些作品笔法更加自由,风格更为坦荡,更加富有活力。显而易见,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艺术创作。

同时,临床经验也表明脑损伤会影响艺术鉴赏力。例如,右侧额叶损伤会削弱人们对抽象、写实、动态和象征的鉴别力,而右顶叶损伤也会影响对动态和象征的判断力。

美学健全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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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的鉴赏刺激了梭状回(图中黄色区域)的“面部区域”,风景画的鉴赏则刺激了海马旁回的“方位区域”。]

大脑的视觉部分不仅将亮度、颜色和动态这样的性质进行分类汇总,也会处理一些层级更高的对象,比如面部、形体和风景。人物特写的鉴赏刺激了梭状回的“面部区域”,风景画的鉴赏则刺激了海马旁回的“方位区域”。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感官区域不仅进行分类处理,还参与对象的评价过程。例如,美丽的面庞对观看者的梭状回及其周边区域的刺激作用要强于那些不那么漂亮的脸蛋。关于感觉皮层内发生的评价类型及其程度的论题,属于刺激性神经科学研究的范畴,该论题也暗示着处理感官和评价的神经结构是互相关联的。剖析我们处于美学体验时的情绪系统的脑功能成像实验正在揭示这些神经关联,并将神经美学的研究范围从普通的快感延展到诸如悲伤这样具有审美情趣的负面情绪上。

当人们观看描述动作的画作时,他们的一部分运动神经系统开始工作。对画作的反应进入我们的扩展镜像神经元系统。镜像神经元最初在对猴子采用电生理技术时发现,负责对动作的执行和感知作回应。后来发现人类也有类似的系统,而且在人们推断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姿态的意图,以及观测由创作行为造成的结果(如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卢西奥·丰塔纳在他帆布画上制造的切痕)时,该系统也会响应。这些发现表明,细微的运动神经活动体现了我们对视觉艺术有些许的移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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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卢西奥·丰塔纳在他帆布画上制造切痕时,运动神经系统就会响应]

人们因观察对象美丽衍生出的快感会进入大脑的奖励回路。迷人的脸蛋不仅会刺激大脑的面部处理区域,还会部分刺激腹侧纹状体。同样,美丽的视觉图案也会刺激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眶额皮层(上述三个地方都是处理快感的区域)和大脑岛叶(与自主神经系统相连)产生活动。不同类型的快感来源(包括音乐、视觉艺术甚至建筑空间)则会刺激眶额皮层。

表现主义理论认为情感交流是艺术最重要的功能。艺术可以传递用语言难以传达的细微情感。例如,传统日本音乐剧中佩戴的能乐面具所传递的细腻的忧伤,会刺激大脑右侧杏仁核,而与普通作品相比更加打动人心的画面会部分刺激前额叶皮层,而对艺术作品的移情反应会反映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从而产生与之一致的快乐、害怕和愤怒等情感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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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日本音乐剧中佩戴的能乐面具所传递的细腻的忧伤,会刺激大脑右侧的杏仁核(amygdala)]

艺术之脑

自身的经验和知识也会对我们的艺术体验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都会认为博物馆里的抽象派作品比电脑生成的要更迷人。这种偏好在内侧眶额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产生更多神经活动。相信一幅画作来自博物馆也会导致内嗅皮质(处理情节记忆的重要区域)产生更多活动。与之类似,“艺术地位”或画作的真实性会比其实际的感官内容更能引发腹侧纹状体和眶额皮层的反应,这再一次说明是知识(而不仅仅是视觉图案的愉悦观感)改变了神经刺激模式。

为加深我们对神经美学的认识,研究者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入式大脑刺激方法,比如利用经颅磁脉冲和直接电流给大脑的某个部分制造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提升人们对具象艺术(是一种与抽象派作品相对的关于物品的画作)的鉴赏力。在探寻感觉-运动回路交互作用、情感加工和意义发现的研究上,该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拥有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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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入式大脑模拟方法,比如利用经颅磁脉冲和直接电流给大脑制造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图中蓝色区域)会提升人们对具象艺术的鉴赏力]

虽然当前的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在探究人类较为稳定和普遍的思维属性上已经轻车熟路,但在艺术作品含义中的历史偶然性因素方面仍面临挑战。比如一些艺术家别出心裁的意图和对何为艺术的重构,就像1917年美籍法裔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将小便池递送展览会的里程碑事件那样。艺术作品经常成为特定背景下思想的载体。一个作品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观众群、文化和时代任意解读。对作品的反应——无论是喜悦、厌恶还是愤怒——通常都来自作品想要传达的思想。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诞生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动向,都有助于提升观看者的感受。神经科学方法难以把握这种艺术作品丰富内涵的复杂性。

目前神经美学还处于起步期,该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的边界还在不断开拓。神经美学的议题跨越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例如认知、情感、语义、注意力和决策。那些在这一更加成熟的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能够顺理成章的将神经美学加入他们的研究方向。神经科学的技术进步将继续为人脑美学的探究提供红利,而与人文主义学者的共事将深化需要检验的各类假设命题。该学科正处于他的历史转折点,即将迈入主流科学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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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疾病与绘画——艺术背后的神经科学

化身小鸡鸡

回复 6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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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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