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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穿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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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武者

回复 1 楼 2016-01-12

赢家穿红的

又名,当有一只小猪穿起来是红的~~,原文在此

译者及简介:跳蛙。水深12英尺笔下加拉维拉县的跳蛙,跳不动的时候钻进了松鼠的大尾巴。

说真的,你衣装的色彩能影响一场战斗的胜负吗?一场足球赛,或者,你的考试成绩?

问问丹尼尔•阿尔坎吧~

“有力的证据证明:红色,被人感知为‘强势’”

image001YY一下,你,一位经验丰富的武术裁判,被要求为录影带中几回合的跆拳道比赛打分。 每个回合中,交手的一方身着红色道服,另一方则着以蓝色道服。双方衣装的色彩会左右你公正专业的裁决吗?——决不!

然而,有研究几乎肯定地回击:会的。去年,德国明斯特大学体育心理学家就曾如此试验,向42位经验丰富的裁判员播放几段比赛的视频剪辑。但是,当后来重播这些片段时,运动员的着装颜色却已是经过数据处理——交换了。结果如何呢?在交手双方难分伯仲的比赛中,裁判的打分竟然随着战袍颜色的交换一同发生了倒换——红衣斗士平均得到了高于穿蓝衣时的自己13%的分数!(《心理科学》 卷19 769页)“但是如果双方强弱分明,比赛的结局就不会改变了,”主导此项研究的诺波特•嗨吱曼如是说,“水平越接近,颜色在比分中的权重便越大。”

以上研究只是证明颜色相当程度上左右思想与行为的新近一笔。迄今为止,大多此类工作都把注意力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运动场上的红色;不过,对于其他色彩配置的研究同为进行时。我们现正越发清晰地看到:尽管人们还没怎么重视,不过颜色,真的可以极大地纠缠你的思维方式——哦,这真是你该知道的。

颜色在体育竞技中的巨大影响力是几年前首先被发现的。当时,英国杜汉姆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铷塞•希尔与罗伯特•巴顿正在寻找能够验证他们有关颜色与人类行为联系之假说的方法。如期而至的2004雅典奥运带来了思想的火花。在那些格斗式奥运项目,例如拳击、跆拳道、古典式摔跤以及自由式摔跤中,运动员总是随机地在红蓝装备中进行选择。“我们意识到这就是个现成的实验,研究颜色对比赛结果的影响,”巴顿回忆说。

分析过后,他们发现,赛衫的颜色看起来真的影响了战果——近乎55%的胜利是由穿红的搏击手创造的。在比分相近的回合中,这一比例则高达62%(《自然》 卷435 293页)。“按理说这本该是近似的50%比50%,上述偏差是有统计意义的,”巴顿认为,“技术与力量可能是主导因素——如果你太逊,红衫也挡不住失败,不过当两人斗得难解难分时,颜色精灵伸手在红方的托盘上轻轻一点,打破了平衡。”

巴顿以为造成这一偏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裁判员埋藏在潜意识里的对红色的偏好——且这种偏好与生俱来——正如那个跆拳道比赛实验所表明的。他同时认为,颜色,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搏击手的情绪乃至行为。“现在我们已有很强的实验证据表明红色刺激被人感知为“强势”,它对视觉信号的接收者施加了负面效应,”巴顿接着说,“也有可能,穿红色让人自信了,虽然对此我们尚未证明。”

红色在团队比赛中照样势头强劲。去年,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马丁•阿特里尔在研究了56个赛季的英式足球后发现,平均而言,相比于其它颜色,那些首选队服为红色的队伍往往在联盟中获得较高的排名,赢得更多的主场胜利。这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利物浦、曼彻斯特联队、阿森纳为什么总计赢得了自二战以来63个赛季中的38个联赛冠军(体育科学杂志,卷26,577页)。

希尔和巴顿关于2004葡萄牙欧洲杯决赛的一份未发表的分析发现:那些有各色队服的队伍,当队员身穿以红色为主色的队衣时胜率更高,且会打入更多进球。

同时,英国奇切斯特大学莱茵•格林丽丝的研究组发现,守门员对穿白衫的球员射来的球更有信心扑出,而面对红衣球员射来的球则并没那么自信。(体育科学杂志,卷26,569页)。

很明显,穿衣时的红色效应足矣拨动拳击和足球赛中的攻守平衡,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红色只不过比其他颜色更容易被看见。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的三色视觉系统也许已经进化到能使我们对红色——也就是象征着成熟的果子的颜色——更敏感。

“似乎,能见度差异起了一定作用,”巴顿说,尽管依据这种解释,颜色在短兵相接时恐怕就要失其效力了。“我们试图在足球赛中测试这种猜想:推测红衫球队传球的准度更高。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视觉效应看来并不是答案。”

排除了一种解释,大多数研究者又认为红色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身着这种颜色人士的感知。自然界中,红色通常用以显示支配与进攻,而人类社会中,红色往往成为某种表示警告或暂停的符号。

最早研究红色的动物行为效应的科学家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行为生物学家,尼科•廷伯根。约摸六十年前,他注意到了每当红色的邮便车在他的窗外停留,水族箱中的棘鱼就会采取急攻勇进的姿态,犹如正面对着极具进攻性的雄鱼。

红色同样操纵着灵长类的行为。英国杜汉姆大学的乔安纳•塞特查发现:山魈,猴类中体型最大的一个种,用颜色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对雄性山魈来说,红扑扑的脸、臀,以及生殖器,是战斗力的象征——“一只雄性山魈的红色越鲜艳,它的睾丸激素水平就越高,这个个体也就越好斗,”塞特查认为。在红得不分彼此的雄性个体间,威胁、争斗、势均力敌的僵持则很常见。而当颜色差异很大时,体色苍白的个体通常就缴械投降了。(《动物行为学》卷111,25页)

“山魈是一种拥有长长犬齿的凶猛动物,所以它们一旦发生肢体冲突,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塞特查说,“争斗的成本对任何一方都是巨大的,就是这种适应方式让这些充满血性的雄性避免了打斗。”

其他灵长类动物则使用面色上更加微妙的红色程度差异来显示自己的强势。例如恒河猴——在交配季节,它们的面部更红了。

“队服中有以红色为主色的,当身着此衣时胜率更高且会打入更多进球。”

如果英格兰人换个颜色穿,还会赢得1966年的世界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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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脸红光

巴顿相信:红色在人类行为中起了相似的效果。“红晕中细微的差异传递出占有、精力与自信。在紧张的对峙中,自信者愤怒的气场泛出的红色会令对手吓得面色惨白。这可是有生理学基础的哦!因为此时载氧血更多地分流进了毛细血管。”巴顿指出:这与羞愧的脸红不是一回事,因为那样的脸红总是从脖颈开始向上蔓延,并且很诡异,是局部发红的。况且,红脸的背景故事也大不相同嘛。

近期的研究证据支持了如此设想:红色通过支配感对人起作用。在一项实验中,希尔和同事小托尼向105位志愿者展示不同的彩圈,并让他们指出哪个最可能赢得肢体上的胜利,哪个圈看起来最强势。红色!——众望所归的答案。(进化心理学杂志,卷5,161页)

那么,这种对红色的应答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呢?动物实验再次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七月,澳大利亚悉尼马奎丽大学的莎拉•普莱克发表了一项针对七彩纹鸟的研究。基因决定了这种鸟头部羽毛为红色或黑色。“红头鸟支配着黑头鸟”,普莱克说,“我想知道这是发自天性亦或后天养育形成”。

普莱克在不同家系中养了刚孵化的红/黑头鸟,使其要么隔离长大,要么成长于“双色家庭”。如此,她便得到了红黑两色有着不同“成长颜色”经历的七彩纹鸟。下一步,为了测试这种颜色-成长经历究竟意味着什么,普莱克将这些幼鸟的头部毛色分别涂成红、黑、蓝(用于对照),并让它们进行20分钟的二鸟争夺喂食器中领地的竞赛。(动物行为,卷78,393页)

结果是惊人的!如今表观上的红头鸟战无不胜,无论它们原先真正的毛色或者成长环境如何。“给鸟上红色并未使它们更具攻击性,赢得食物争夺战的原因在于对手——不再敢于挑战红头鸟,”普莱克解释,“所有鸟都对涂红的个体反应强烈,即使是那些之前从未见过有着一头“红发”同类的鸟。”

每次对峙过后,普莱克都对七彩纹鸟肾上腺酮激素水平进行了测定,以作为衡量压力的可靠指标。她发现:面对“红头发”对手时七彩纹鸟的肾上腺酮水平比面对黑色或蓝色对手时高出58%。“没有任何关于颜色的先验经历,这些鸟儿表现出了对于红色天生的畏惧。”——这是普莱克的结论。

红色的视觉刺激不仅仅作用于战斗。在一系列引发关注的研究中,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安德鲁•埃利奥特证明:甚至仅那惊“红”一瞥也能在各个方面改变人的能力和行为。

在一项实验中,主持者对志愿者进行5分钟的智商测试。受试者被安排了虚假的“受试号码”,分别用红色或黑色书写在测试卷的角落。那些获得红色受试号的志愿者一致地得到了较低的分数。同时,埃利奥特分发给受试者不同的文件夹,让他们自主选择智商测试的难度。领到红色文件夹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简单一点的测试(实验心理学杂志,总,卷136,154页)。

更加惊人的是,埃利奥特发现,仅仅是目光与红色几秒钟的邂逅便可令人胆怯起来。埃利奥特的实验团队告诉67个学生他们得进行词汇或者类比测试,然后从文件夹里选择一个。学生们遭遇红色或绿色背景下的“类比”和“词汇”,且看颜色如何捉弄这些孩子们的吧:当他们照要求步行来到附近一个实验室接受测试时,只见门上写着“请敲门”。那些之前看见红底色测试类型的学生比曾经看见绿底色的敲门次数少且轻。

以上并不是邂逅红色而造成“回避行为”的唯一例证。另一拨被试正佩戴着行动感受器被安置在电脑监视器前呢。他们被告知将面对一个IQ测试。不同于灰色和绿色,当电脑屏幕呈现红色时,受试者后倾以远离屏幕。“这些结果说明,你的身体在本能水平上就已然被预设成了逃避红色的模式。”埃利奥特说。

穿红的,意味着你被约出去的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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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危险

埃利奥特相信,红色在IQ测试和回避行为上的独特效果与体育竞技的高胜率是同源的。在两种情况中,作用都施加在了通过视觉感知红色的人身上。“我们把‘红色-危险’关联看作这一效应的关键,”他说,“面对强势的对手,以及面对失败,都预示着危险。成就获得场景(例如IQ测试)就是此类情境之一:在这些场景中,做这件事可能带来危险——此处即表现为失败。

当埃利奥特电脑屏幕前的志愿者们接受EEG仪器扫描时,那些看见了红色的,右额叶皮质更为活跃,这一区域正是与情感活动,尤其是回避行为相关的脑区。

埃利奥特指出,这种现象或许有现实意义:“IQ测试是职业选择所引入的标准测试,不过我们是否考虑过:所用铅笔的颜色,考官的衣装色彩恐怕都会大大地改变测试结果。”

话又说回来,在完成任务时遭遇红色也未必尽是负面效果。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的拉维•梅塔和朱•朱丽叶特发现:红色,有助于细节主导型任务中的表现,而蓝色促进了创造性任务的完成(科学,卷323,1226页)。

在实验一中,研究者要求志愿者绞尽脑汁提出砖头的各种新颖用途,受试指导分别显示在以蓝色或红色为背景的屏幕上。尽管蓝屏组与红屏组提出了数量上大致相当的妙用,蓝屏组的想法更具创造力,而红屏指导下的思维则趋于实用与保守。第二项任务——利用20种不同组件设计儿童玩具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红色并不只会通过自己与危险的暧昧关系给我们捣乱。当埃利奥特与他的同事丹尼尔拉•内斯塔向男性受试者展示红白背景下魅力值为平均水平的女性时,男人们认为大红背景笼罩下的美眉更吸引人。当他们又被要求将身着红、绿衣衫和红、蓝装的女性分别对比时,他们反映自己更愿意邀红衣女郎出去约会并为此次约会花费更多(个人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卷95,1150页)。

“红色,显然背景神通。在成就获得情境中,红色意味着危险,也就驱使人回避。而在浪漫情境中,红色意味着性的开放或者罗曼蒂克,于是乎诱发了接近行为。”埃利奥特说。

奥利奥特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探索的正是这种背景特殊性。他们新近正在关注婴儿与生俱来的偏好。研究小组发现,一岁大的孩子在同时面对红绿两色乐高积木时倾向于向红色积木块伸出小手。然而,如果此前他们刚面对过一脸怒容,绿积木就取代红积木成为他们的偏爱了。

同样给研究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志愿者们很少怀疑到颜色竟然会对实验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埃利奥特关于性吸引力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试者看穿实验目的,他们认为,颜色对他们的选择,影响微乎其微。

“颜色效应是个微妙的引子,在不经意间直接主导了动机和行为,”埃利奥特说,“颜色-行为的关联性是如此普遍,奇怪的是我们竟然知之甚少。”

丹尼尔阿尔坎是住在伦敦的一位作家

本帖地址:http://bbs.liuxue86.com/472596.html

乐陵张强

回复 2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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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mick468

回复 3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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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李元丰7你

回复 4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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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关于

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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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楼 2016-01-12

惊人的认脸能力——“超级识别者”

原文:Super-recognizers: people with an amazing ability to recognize faces

译者:秦我

校对:郑然,感谢刘亦心给出的关键性建议

小红花等级:4朵!

正如人们需要仰视他近两米的身材一样,伊德里斯·巴达也拥有令人仰慕的声誉。他在伦敦警察厅的同事赐了他一个“狱卒伊德里斯”的绰号,以表彰他在抓捕罪犯中所立下的赫赫功勋。

在伦敦警察局的接待前台,一个颐指气使的年轻人让我很为难,就算我打电话给此次拜访的接口人也没让情况改观。最后,“我叫伊德里斯下来接你,”电话另一端说,“你可别吓到哟。”

确实,巴达像铁塔般的身材令人生畏,不过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巨人先生,拥有爽朗而感染力极强的笑声。他是伦敦警察厅“超级识别者”团队中的一员。这些“超级识别者”因为他们令人惊异的人脸识别能力被挑选出来。他们的天赋直到2010年才被总探长米克尔·内维尔留意到,内维尔发现,有些警官可以通过闭路电视录像的画面识别出犯罪嫌疑人。

leonardo_da_vinci_overlay_mona_lisa伦敦警察厅有共计三万五千名警官,他们都能看到这些监控图像。但内维尔发现,在识别罪犯这件事上,有几个人每次都表现的鹤立鸡群。他们的识别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内维尔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在人脸识别上有特殊的能力。于是他请来了一位法医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

内维尔所不知道的是,人脸识别正是目前神经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首先,人脸识别似乎是一项深植于本能的能力。几天大的新生儿就会对有人脸的图像更感兴趣。此外,大脑扫描显示,在进行人脸识别时,大脑中被激活的神经网络,和在识别其它诸如动物和汽车之类的复杂物体时所激活的网络,两者是独立开来的。人脸识别被认为是一个能更整体地用来研究视觉处理的理想模型,因为我们大致知道大脑的哪些部分与此有关。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当我们知道像巴达一样的人是如何以与他人不同的方式识别人脸时,我们也就能够更高效地发挥他们的能力,甚至帮助我们去提高普通人在这方面的技巧。“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能让这项能力更强吗?”内维尔这么问道。

对于“我们如何识别人脸”的最初理解来自于那些具有人脸识别障碍的人们。由中风或头部外伤引起的大脑损伤有时会让人们认不出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的脸,更有甚者连自己镜中的脸也不认识。然而他们却能毫无障碍地辨认出其他东西。

这些人受到损伤的一般是大脑梭状回或枕叶面部区,这两个区域都在大脑后部。对正常人大脑这两块区域的扫描显示,它们对人脸的照片比其它的照片具有更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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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区域为大脑的梭状回 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人们还发现,这种被俗称“脸盲”,又称“面部遗忘症”的症状,同样有可能在出生时就伴随着一些看上去没有任何大脑损伤的人们。多达四十分之一的人是天然脸盲,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意识到,因为他们发展出了一套依靠发型、衣着和步态来辨别他人的方法。

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理解人脸识别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脸盲”?又到底是什么,让那些处于天平另一端的人们能够认出几年前从他们身旁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

神秘的力量

阅读了由当时在哈佛大学的理查德·罗素和在伦敦大学的布兰迪·迪谢纳写就的一份关于脸盲症的研究报告(New Scientist, 25 November 2006, p 34)后,四位“超级识别者”联系了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研究者说,因为害怕会使别人不快,他们有时会隐藏起他们卓越的识脸能力。“我确实得假装我不记得对面的人,”其中一位说,“当我意识到我们仅仅是四年前在学校里有过一面之缘。”

虽然这样的轶事很难证实,但迪谢纳和罗素随后对他们四个进行的标准面部记忆测试显示,他们的表现近乎或完美。研究者们不得不设计了更难的实验,然而他们的分数依然比对照组高上一大截。事实上,这些“超级识别者”的卓越程度就如“脸盲者”的糟糕程度一样:“超级识别者”是最顶端的百分之二,而“脸盲者”则是垫底的百分之二。

研究者们认为,这说明了在人群中,人脸识别能力的高低可能有天壤之别。在这之后,迪谢纳和罗素已经积累了五十多位拥有此类天赋的个体,并且仍在继续研究。

“超级识别者”似乎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存在。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一项测试人脸识别能力的展览活动中,大约五十分之一的参与者被认为是“超级识别者”。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此类天赋是只针对记忆人脸,还是对其它东西也有效?也许这些“超级识别者”只是有着超群的记忆力而已,他们能够记住任何东西,而不仅仅是人脸。

来自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的法医心理学家乔希·戴维斯一直在研究伦敦警察厅的“超级识别者”。他发现这些人的能力对其它事物并非有效——比方说,长得很像的花朵。“我们发现这些‘超级识别者’的能力似乎只对人脸起作用。”

除了那些“脸盲症”患者以外,“超级识别者”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法来研究大脑处理人脸的特殊方式。例如,很多人会觉得颠倒的人脸比正常方向的人脸更难识别,而对于识别颠倒的无生命物体则要容易得多。对于那些“脸盲症”来说,这种“倒置效应”却很小或甚至不存在。但在迪谢纳迪谢纳和罗素最初对四位“超级识别者”的测试中,他们却显示了更强的“颠倒效应”。

来自东伦敦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阿斯霍克·詹萨里正在研究大脑独特的人脸识别方式:把人脸看作一个整体,而非简单的部分加和。“当你在看普通物体时,你通过把不同的部分加和而认出它是什么。以眼镜为例,你认为它是眼镜,因为它由两片镜片、一个镜框以及一双架在耳朵上的眼镜腿组成。”他说,“但是在识别人脸时,你不会去意识到这是左眼、这是右眼、这是嘴巴、这是鼻子。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体。”

詹萨里正在通过一个测试试图探究背后的原理,这个测试其中包含的是字母而非人脸。志愿者们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字母,这个字母的形状是由更小的字母组成的(图1)。受试者们被要求迅速尽快认出作为“砖块”的小字母。当大小字母不同时,大部分人都因为这个冲突而慢了下来。“我们发现,要无视这个大字母是非常难的,因为在我们会将它看成一个整体,再将它看成部分的简单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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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认字母。当我们识别人脸时,我们趋向于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而非部分的加和。我们通过测试研究了这个倾向。这个测试中用小字母作为“建筑砖块”组成了大字母的形状。当大小字母不同时,我们认出小字母的速度比大小字母相同时要慢。】

 和“颠倒效应”一样,“脸盲症”不会因为大小字母不同而减慢认出小字母的速度。詹萨里正在研究“超级识别者”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么样,或许他们认出小字母的速度会比平常人更慢,或许他们对于整体和细节都很擅长。

除了视觉测试以外,詹萨里还通过贴在头皮上的电极采集脑电图来追踪大脑活动。罗素的研究组则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来监测大脑活动。由于罗素的研究组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一篇相关文章,因此现在他能够透露的只是“超级识别者似乎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大脑”。

在实验室测试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伦敦警察厅也早已着手探究他们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利用“超级识别者”的能力。“我们能让这能力更强大吗?”内维尔如是问,“我们需要的是如何将科学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去年八月,伦敦在几天内发生了数起抢劫和暴乱。自从那时起,内维尔就开始注意警官们对于罪犯的识别率。数以千计关于嫌犯的闭路电视监控图像被公布到网上的数据库中,三万五千名伦敦警察厅警官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看到它们。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三千人被捕。当然,闭路电视的图像并不足以定罪。警察们依旧需要广泛收集更多的证据,比如搜查嫌疑人的家以寻找被窃物品。但这确实是个良好的开端。

多数警官都成功地认出了一到二个嫌犯。然而有些人的命中率却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共有20位警官认出超过20名嫌犯。最高纪录由盖瑞·柯林斯治安官创造,他的努力使185名嫌犯被逮捕。为此他得到了伦敦警察厅“年度警察”的荣誉。

内维尔请戴维斯来测试命中率最高的20位警官,加上像巴达一样早已由于他们的高识别率被注意到的警官们。尽管测试仍未结束,戴维斯表示根据目前的结果来看,20位警官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可以被认为是“超级识别者”。他指出,其中一个解释是,从闭路电视录像中认出一大堆人可能并不需要超高的识别人脸能力。“有可能你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内工作,所以总有相同的人不停地出现在监控中。”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人并不需要超高的识别能力。”另外他还说,表现最好的也有可能只是非常优秀的警察。“有些人本身就出乎寻常地谨慎、一丝不苟,他们会在监控录像上花上数小时,有时甚至赔上自己的业余时间。”

灵感之光

柯林斯和巴达可能的确也是非常优秀的警察,不过他们也被确认是真正的“超级识别者”。在警察局,他们试着向我描述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柯林斯为我展示了一系列模糊的闭路电视影像,其中大部分暴乱者们的脸非常模糊。同时柯林斯在这些影像旁边也展示了他们被捕后在警察局拍的照片。他百分百确信两张对比照片中是同一张脸,但他却很难描述自己的所见所感。“只是非常小的细节,你看这双眼睛,或者说,呃……这真是一种瞬间的灵感,真的很难解释。”他为无法解释而向我们道歉。

看上去巴达则有一套更系统的方法。“我一般从脸侧边看起,然后是前额,再是眉毛,通过这种方法来得到一个明确的身份标识,”他如此说道,“有时候一个囚犯走进来,我会突然有种错觉,就好像‘你明明是美国队长,怎么现在却说你是蜘蛛侠?’这个时候,我只需要让他转一下头,然后我就会突然恍然大悟,然后说‘我记得你’。”

在拥有天分的同时,柯林斯也认为,勤奋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时我永远在打印照片,我也会在YouTube看那些黑帮分子的视频。确实有人觉得我迷怔了,因为我一直试着用尽量多的人脸把我的脑子填满。”

这些“超级识别者”可能有不同的类型。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通过后天的刻苦练习而习得的,还有些是两者的混合。无论是哪一种,内维尔都热衷于寻找更多的超级识别者。他可能会在警察培训学校给他们招募的新人作测试。同时他还希望能有一种正式的资格证书来认证“超级识别者”的能力,以使他们能够为法庭提供更有信服力的证据。“他们(超级识别者)最好得有一个荣誉勋章,上面写着:‘如果他说照片里是圣诞老人,那就一定是。’”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评估认证一个人的人脸识别能力,这将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是警官们,还有边境管理人员,以及法庭中的证人——任何一种需要追踪人的工作都需要这项技能。

到目前为止,人脸识别测试还并未用于评估认证人的人脸识别能力,虽然迪谢纳说那些在他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其实也非常容易在别处展开。也许对于“超级识别者”的发现会刺激某些组织去试着进行这些试验。

“那些超级识别者确确实实强烈地向我们显示,人脸识别能力是一种真正连续而不会消失的能力。因此我非常希望这个发现能够促使某些组织去试验这一点。”迪谢纳说。目前,他正在试着让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此感兴趣。

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增强我们的人脸识别能力呢?来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德古提斯发现,通过练习根据其中的共同特征去将电脑产生的人脸归类,那些天生脸盲症的人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人脸识别能力。他也发现那些人脸识别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相同的练习来稍微改善这项能力:经过练习,他们的分数最多能够提高百分之十。

德古提斯认为,虽然他还不知道原因,但通过进一步优化实验,他能够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虽然如此,但这套方法只会对那些意志坚定者有效。“你需要连续几周每天都做练习。”他说。然而,训练的效果却只能维持几个月。

如此效果是否能够证明这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毫不意外的是,那些我曾经与之交谈的警官都觉得,他们会很高兴拥有识别人脸的超能力。巴达对我们回忆起一个特别爽的日子,那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打开一个监狱隔间的门,发现里面是小学时曾经欺负过我的人。我已经27年没有见到他了,”他回忆道,“我就这么看着他,然后说:‘我可记得你。’”

关于作者

Caroline Williams是英国萨里的一名作家。

关于本文

题图出处:ehpsc3.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