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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住了,别偷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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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花花

回复 1 楼 2016-01-12

忍住了,别偷吃(上)

原文。译者:So随心,她的更多译作见这。

19世纪60年代后期,留着长长棕色头发,四岁的卡罗琳·韦斯(Carolyn Weisz)被请进了斯坦福大学Bing幼儿园的一间“游戏室”。这房间跟一个大的储藏室差不多大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卡罗琳被要求在椅子上坐下,并从盘子里的棉花糖、曲奇和脆饼中挑选一种来享用。卡罗琳选了棉花糖。尽管她今年已经44岁了,但对于那些用玉米糖浆和明胶做出来的松松软软的食物,卡罗琳还是难抵诱惑。“我知道我不该喜欢它们,”她说。“但它们实在太美味了!”研究人员给了卡罗琳一个选择:她要么马上吃掉一颗棉花糖,或者如果她愿意在研究人员出去的几分钟时间里等一等,那么等研究人员回来后她就可以吃到两颗糖。研究人员说,如果卡罗琳在他外出期间按了桌子上的铃,他就会跑回来,卡罗琳就只能吃到一颗糖,另一颗要被没收。随后研究人员离开了房间。

尽管现在卡罗琳对于实验内容已没有了直接的记忆,科学家们也不愿透露有关被试的任何信息,但卡罗琳仍强烈怀疑她可以延迟获得满足。“我一直很擅长等待,”卡罗琳告诉我,“如果你给我一项挑战或任务,我会找到一种方法去完成,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吃到我喜爱的食物。”她的母亲,凯伦·索提诺(Karen Sortino)更加肯定地说:“当卡罗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非常耐心。我肯定她会等待的。”但她的哥哥克雷格(Craig)却未能表现出足够的坚忍性,他也参加了这一实验。克雷格比卡罗琳年长一岁,仍然记得等待过程中的煎熬。“在某一时刻,我确实突然间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他回忆说。“于是我就开始吃掉了所有的糖果。”据克雷格所言,他还接受了小塑料玩具的相关测试——如果他等一等就可以得到两个玩具——不过他弄开了桌子,因为他知道那里有更多的玩具。“我拿走了所有我能得到的东西,”他说。“我把它们席卷一空。此后,我发现老师们劝我再也不要走进实验房间了。”

纵观这些进行了数年的实验,它们的确很折磨人,因为孩子们要挣扎力求忍耐得久一点以延迟获得满足。有些孩子用手蒙住眼睛或是转过身去不看盘子。另一些则踢桌子、拉辫子,有的孩子轻轻摩挲棉花糖,好象那是一个填饱了肚子的小动物一样。有一个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小男孩,仔细环顾房间以确定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然后拿起一块奥利奥饼干,小心地把它分成两半,舔完当中的白奶油,再把两片饼干放回盘子中,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大多数孩子象克雷格一样,他们尽力抵制诱惑,但平均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一些孩子索性马上就吃掉棉花糖,”负责这项实验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瓦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回忆说。“他们甚至不会去按铃。还有一些孩子会直勾勾地盯着棉花糖,30秒以后就按铃。”然而,大约30%的孩子会象卡罗琳那样。他们成功地延迟了获得满足的时间直到研究人员在约15分钟后回来。这些孩子在与诱惑作斗争的过程中,找到了抵制诱惑的方法。

实验的最初目的在于弄清是什么心理过程使得一些人延迟获得满足而另一些人索性放弃。在70年代初就Bing的研究发表了数篇论文后,米歇尔继续在其他领域进行了人格分析的研究。“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让孩子们不去吃棉花糖。”

但有时候,米歇尔会问他的三个女儿在Bing幼儿园里小朋友们的情况,她们都在Bing学习。“这纯粹是为了打发晚餐时间而进行的对话,”他说。“我问她们,‘珍尼怎么样?艾里克怎么样?她们在学校表现如何?’”米歇尔开始注意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学业表现与他们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能力之间的联系。他要求他的女儿用0到5的尺度标准对她们的朋友们的学业情况进行评分。将这些评分与最初的数据进行比较后,他看到了相关性。“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结果,”他说。从1981年开始,米歇尔向所有可以联络到的653个参与棉花糖实验的被试的家长、老师和导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这些被试当时还在读高中。他询问了所能想到的各种个性特征,从计划能力和预想能力到很好地处理问题并与同伴协作的能力。他还询问了他们的SAT成绩。

当米歇尔开始分析这些结果时,他发现低延迟者,就是那些很快按铃的孩子,似乎更有可能出现行为上的问题,在学校和家都是如此。他们的SAT分数也较低。他们在压力较大的环境下手忙脚乱,通常不容易集中注意力,也很难维系友谊。那些能够等上15分钟的孩子在SAT的分数上平均,比那些只能等上30秒的孩子的SAT分数要高出210分。

卡罗琳·韦尔斯是高延迟者的典范。她进入斯坦福大学进行大学本科的学习,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她是Puget Sound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与此同时,克雷格去了洛杉机,在娱乐行业做过“各种工作”,主要是制作工作。他近期还协助编写和拍摄电影。“当然,我希望我能够更加耐心一些,”克雷格说道,“回首从前,有很多时候如果我再耐心一点,我也许可以做出更好的职业选择。”

米歇尔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对这些被试进行随访直到他们快四十岁——加里弗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奥兹兰·艾杜(Ozlem Ayduk)发现低延迟性的成年人体重指数出奇的高,更可能染上吸毒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有赖于自我报告。“在人们愿意告诉你有关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表现上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他解释说。因此,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米歇尔与他的合作小组在去年将最初Bing实验中的被试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用fMRI仪器进行为期几天的实验。卡罗琳说她会参与在夏季晚些时候进行的扫描实验;克雷格在几年前完成了一项调查研究,但还是不得不应邀去帕洛阿图(Palo 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科学家们期望确定导致人们延迟获得满足并控制情绪反应的大脑特定区域。他们也进行了多种基因测试,寻找影响等待第二颗棉花糖能力的遗传性个性特质。

如果米歇尔和他的团队成功的话,他们将找到负责自我控制的神经环路。几十年来,当要预见未来生活的成功与否时,心理学家们都将原始智力作为最重要的变量加以关注。米歇尔争辩说,智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控:即使最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做作业。“我们真正想要用棉花糖测量的不是意志力或是自控的能力,”米歇尔说。“而是比那更重要的东西。这一任务迫使孩子们去寻找一种趋于有利情景的方式。他们想要得到第二颗棉花糖,但怎样才能得到呢?我们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怎样去认识它。”

如果研究成功,米歇尔和他的团队就能勾勒出负责自我控制的神经回路。几十年来,心理学家都把眼光聚焦在智力上,把它当作预测被试日后成功的首要变量。而米歇尔认为,智力很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控制的支配:再聪明的孩子也得完成作业。米歇尔说:“棉花糖实验的目的并非测试意志力或自控力。其目标比那重要得多。这项任务迫使孩子们设法让环境为自己所用;他们想要第二颗糖果,可要怎么才能到手呢?世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对世界的想法是可以控制的。”

瓦尔特·米歇尔是一个纤瘦而又优雅的男人,头发总是剃得干干净净,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讲话带着布鲁克林地区浓重的口音,而且他喜欢边说边用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当他在描述棉花糖任务的时候,他会模拟一个不耐烦的四岁小孩的肢体语言。“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一些小孩可以等待而另一些却不能,那么你必须像那些孩子那样去思考问题,”米歇尔说道。

米歇尔于1930年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成功商人,对咖啡和世界语情有独钟,他的母亲长期躺在病床上,额头上还敷着冰块,用以缓和她脆弱的神经。这个家庭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被接纳,但当纳粹在1938年把奥地利吞并后,米歇尔还记得在学校里米歇尔总是被希特勒式的青年嘲笑辱骂;父亲由于幼年时期患上的小儿麻痹症而步履蹒跚,只能被迫穿着睡衣一瘸一瘸地在街上行走。德国接管奥地利几周后,在烧毁犹太血统的证据时,瓦尔特找到了一张长久被遗忘的美国公民的资格证,那是几十年前他的外祖父取得的。这份证明拯救了整个家庭。

全家移居去了布鲁克林,在那里米歇尔的父母开了家一元店。米歇尔进入纽约大学学习,跟着戴尔默·舒瓦兹(Delmore Schwartz)和艾伦·塔特(Allen Tate)学习诗歌,还与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一起参加了舞台艺术课程的学习。他还对精神分析学以及新兴的人格测验异常着迷,例如罗厦(Rorschach)人格测验。“那就好象一台心理X射线仪,”他说。“你可以通过向人们展示一幅图片来解释这个人。”尽管他被迫加入他叔叔的雨伞业从事商业活动,但他最终还是在俄亥俄州取得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但米歇尔注意到,学术上的理论应用起来却很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格科学的无用性,他感到很受打击。他不愿像那帮愚蠢的研究生一样,靠一套毫无意义的测试就作出诊断。1955年,米歇尔得到了一个去特立尼达研究Orisha教“神灵附体”典礼的机会。起初他计划运用罗厦测试的方法来揭示被“神灵附体”的人的无意识状态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但不久米歇尔便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产生了兴趣。他住到了一个平均分布着东印第安人和非洲后裔的小岛上;他注意到这两个群体对对方都有着很深的陈见。“东印第安人会把非洲人描述成感情用事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从不为将来打算,”他说,“与此同时,非洲人会说东印第安人不懂得如何生活,会把钱塞进床垫里,从不享受生活。”

米歇尔从这两个群体中抽出了一些孩子并要求他们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立即获得一个巧克力条,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等待几天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大一些的巧克力条。米歇尔得到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跟生活态度并无关系——另一些变量,例如孩子们是否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却被证明跟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但他们确实让米歇尔对延迟获得满足的问题发生了兴趣。为什么一些孩子可以等待而另一些却不能呢?是什么使得等待成为可能?不像那些泛泛的特质似乎做套人格测验就可以评估,自控能力虽然也可以被测量,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1958年,米歇尔成为了哈佛大学社会关系所的一名助理教授。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有关“人格评估”的研究性课程。米歇尔很快得出结论,现行的理论认为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人会表现出相应特质的行为,但现有的数据不支持这一假设。人格,至少按照当时的定义,根本不可能被可靠评估。几年后,他被和平部队(Peace Corps.)聘请为人格评估顾问。早年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曾惹了许多麻烦,很令人尴尬——某人邮寄了一张明信片,在上面写着表达对东道国卫生习惯厌恶的言语——所以肯尼迪政府希望用一种筛选方式来淘汰掉那些不适合从事外交事务的人。志愿者们要接受标准化的人格特质测试,米歇尔把测试结果与志愿者们在这一领域的表现情况作了比较。他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性;这一费时的测试什么也不能预见。就这一点来说,米歇尔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测试本身——而在于它的前提。心理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的特质,但当人格与环境无法分离开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与我们自古至今对人格问题的看法是背道而弛的,”他说道。

正当米歇尔开始分析他的领域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时,哈佛大学心理系却闹得一片乌烟瘴气。1960年,人格心理学家提摩太·里瑞(Timothy Leary)帮助启动了哈佛迷幻药项目,该项目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自体实验。米歇尔还记得研究生们摆课桌的地方却摆上了床垫,以及瑞士汽巴精化公司寄来的大包裹。米歇尔并不反对嬉皮士,但他希望现代心理学是客观严谨的。所以在1962年,瓦尔特·米歇尔去了帕洛阿图,并在斯坦福大学工作。

米歇尔身上有着某种深刻的矛盾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几十年来一直在批判人格测试的有效性——发明了棉花糖任务,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却产生了发人深省的预见性。然而米歇尔认为并不矛盾。“我一直相信,在一个人身上一定存在着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是可被观察到的”他说道,“只是我们应该采用正确的方式。”米歇尔的一项经典研究记录了在某次夏令营中,儿童在各种情景下的攻击行为。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攻击性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但米歇尔发现孩子们的反应取决于相互之间作用的一些细节。在同一个小孩身上可能同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被他的同龄人嘲笑时,他会猛烈回击,但遇到长辈的惩罚时,他可能很快就会屈服。而另一个小孩则可能对老师的警告置之不理,却与他的同伴相交甚好。当使用米歇尔称作“如果—那么模式”的话,可以很好地对攻击性进行评估。如果某个孩子被同伴嘲笑的话,那么他将会带有攻击性。

对于这种“相互作用主义”的人格模型,米歇尔最喜欢用的比喻之一就是一辆小汽车正在制造刺耳的噪声。机械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总是先试着确定引起噪声的特定情景。当汽车在加速或者换挡,或者减速行驶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噪声?除非机械工能够确定汽车在什么场合下发出这种噪声,否则他根本不能找出汽车到底哪个零部件坏了。米歇尔希望心理学家们能象机械工那样去思考问题,观察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反应。最大的困难在于要设计出一种能够精确模拟出与预测行为相关情景的测试。为了找寻一种更有意义的人格测试,米歇尔在1968年重新审视了自己十来年前对特立尼达儿童采用的实验方法。他自己也已经有了三个女儿,那项实验似乎也更重要了。“小孩子完全是凭本能冲动行事,”米歇尔说。“他们开始不能等待任何东西——无论是他们想要的还是他们需要的。但是随后,由于我观察了我自己的孩子,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逐渐学会了怎样延迟以及怎样获得更多其他东西。”

在196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成立了Bing幼儿园。教室被设计成了实验室,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单面镜,那可以使研究人员很好地观察孩子们。学校的校长助理詹妮弗·温特(Jennifer Winters)在二月份的时候带领我参观了学校的大楼。Bing幼儿园现在仍然是一个研究中心——孩子们对观测他们的研究生很快就熟视无睹了——温特并不确定米歇尔的棉花糖任务是否可以在今天被重复。“近来我们在尝试做一个类似的实验,孩子们对可以在游戏室里吃东西感到非常兴奋”她说道,“但是现在诸如如过敏、偏食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不太用食物做实验了。”

米歇尔通过在餐桌上对他的女儿进行测试从而改进了他的实验方法。“当你在调查一个四岁孩子的意志力时,小小的事物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他说。“棉花糖应该有多大?用哪种曲奇饼干最好?”经过了几个月的耐心改进,米歇尔形成了一套难度接近于延迟获得满足的实验设计。在1968年春天,他在Bing进行了首次实验。“当我们一向孩子们解释实验条件时,一些孩子就想要放弃,我知道我们的实验设计应当做得更好一些,”他说,“孩子们知道这个实验会很难。”

那时,心理学家们认为,孩子们等待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有多么想得到棉花糖。但很显然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那额外的一颗糖。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自我克制呢?基于成百上千个小时的观察,米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关键性的技能是“注意力的策略性分配”。耐心的孩子不会一直围着棉花糖转——棉花糖是一种“热刺激”——他们通过蒙住眼睛、假装在桌子底下玩躲猫猫或者唱芝麻街的歌来分散注意力。他们的渴望并未受挫——它几乎被遗忘了。“如果你总是想着棉花糖,想着它多么美味可口,那么你就会马上吃掉它,”米歇尔说。“关键在于不要老去想它。”

[敬请期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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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那纯真沫

回复 2 楼 2016-01-12

忍住了,别偷吃 (下)

原文,《别偷吃》的上见此。译者:tantuyu(这是一只松鼠)

对成人来说,这种技能通常被称作元认知或者关于思维的思维,它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自身的弱点。(奥德修斯让人把自己绑在船桅上就是在运用一些元认知的技巧:他知道自己难以抗拒女妖歌声的诱惑,所以他事先就主动排除了屈服于诱惑的可能。)米歇尔从各种研究得到的大量数据中发现,那些能够准确理解自我克制原理的孩子可以更成功地延迟获得满足。“有趣的是,四岁大的孩子就开始明白思维的规则了。那些不能延迟获得满足感的孩子通常把思维的规则搞反了。他们以为抵抗棉花糖诱惑最好的办法是盯着它,是密切关注目标。其实这个想法很糟糕。你一旦这么想,你会等不及我离开屋子就按铃。” 米歇尔说。

在米歇尔看来,意志力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棉花糖实验为何可以成功预测被试未来的行为。米歇尔说道:“如果你能克制自己的热望,那你就会为SAT考试好好复习功课,而不是去看电视,你就会为退休后的生活存更多的钱。这就不仅仅是棉花糖那点事儿了。”

米歇尔和他的同事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甚至在十九个月大的被试身上都出现了这些差别。通过观察刚会走路的幼儿跟母亲分开时的反应,他们发现有的孩子立刻开始哭闹或者死死抓住门,而另一些孩子则会通过玩玩具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从而克服紧张。当这批孩子长到五岁大的时候科学家们再把他们作为棉花糖实验的被试,他们发现那些容易哭闹的孩子更难抵抗所面对的诱惑。

克制能力在早期就能够表现出来,这提示它有一定的遗传基础,这也是人格特质由先天决定的一个例子。不过米歇尔反对如此轻易就下结论。“要区分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就跟要区分人格和环境条件一样困难。”他说,“两种影响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当米歇尔让布郎克斯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做“延迟满足实验”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延迟的能力要低于平均水平,至少跟来自帕洛阿图区的孩子比起来是这样。“如果你在贫困中长大,你很少有推迟满足欲望的机会。” 米歇尔说,“如果你不经常实践这种克制能力,你就不清楚如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就难以学会一套克制欲望的策略,而这些好的策略也就不会成为你的习惯。”换句话说,就像学习如何使用电脑一样,人们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学习如何思维。

不过米歇尔发现了一条捷径。他和同事教给孩子们一套简单的思维技巧——例如把糖果当成一幅画,画周围有一个想象的画框——这使得他们自我克制的能力大为提高。那些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等的孩子现在可以耐心等上十五分钟了。“我所做的只是给了他们一点点如何使用思维的提示,” 米歇尔说道,“一旦你认识到意志力其实就是学会如何控制注意力和思想,那么你就可以增强它。”

马克·伯曼(Marc Berman)是个研究生,他瘦高个儿,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当他谈到自己的研究时流露出的热情极富感染力,就好像一个新生第一次上哲学课一般。伯曼在约翰·乔戴德(John Jonides)的实验室工作。约翰·乔戴德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在最初的Bing课题里面负责脑部扫描的实验。伯曼知道检测成年人的自我克制能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说:“我们不能给他们棉花糖。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一项延迟满足感的长期研究。如果他们一眼看出你的目的是要测试他们的延迟能力,那他们就会努力附和你的实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碰棉花糖的。”

这意味着乔戴德的实验团队不得不找出一种间接的检测意志力的方法。一个小孩子推迟吃棉花糖的行为依赖于他排除吃棉花糖这种想法的能力,基于这个前提,他们选定了一系列任务来检测被试控制工作记忆内容的能力(工作记忆是我们随时可以意识到的数量相对有限的信息)。乔戴德认为这就是自我控制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兑现”的:作为一种引导我们注意力焦点的能力,防止我们的决定被错误的想法所左右。

去年夏天,科学家选取了五十五名被试,克制能力强的和克制能力弱的各占一半,然后发给他们每个人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储了检测工作记忆的实验程序。其中的两个实验相当有意思。第一个是叫做“压抑任务”的直接练习。给被试显示四个随机词汇,两个蓝色两个红色,并要求被试看完这些词汇后尽力把蓝色的词汇忘掉而努力记住红色的。然后科学家给出一系列的“探针词汇”,并询问被试这些词是否是先前要求他们记住的那些。虽然这个实验跟延迟满足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实它们检测的基本机制是一样的。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那些克制能力强的人在做压抑任务时也完成得比较出色,他们不会把该忘记的词当作该记住的词。

第二个实验叫做“反应/不反应任务”,在这个任务中一组表情会在被试面前闪现。一开始要求被试每当看到一个笑脸的时候就按下空格键,这并不费劲,因为笑脸会自动触发所谓的“亲近行为”。然而几分钟以后则要求被试在看到愁眉苦脸的时候才按空格键,这时被试就需要克服本能的冲动了。结果显示那些克制能力强的人在看到笑脸时更能抵抗按键的冲动。

当我去年夏天第一次跟科学家们谈起这些实验的时候,他们起初很担心在两个群体之间很难发现什么差别。直到今年一月份他们才获得足够的数据进行分析(一点也不奇怪,要从克制能力低的人那里要回笔记本电脑也困难得多-_-!),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两组人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个图表显示随着四岁时测试延迟满足的时间缩短,他们在成年后的测试任务中出错的次数显著增加。

科学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这种行为上的差异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是否也能探查到。虽然乔戴德和他的团队刚开始进行扫描工作,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但他们对实验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对这些测试任务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我们知道该扫描哪些部位,也能够估计到将会发现什么结果。” 乔戴德说道。他一口气罗列出相关脑区的名称,这些部位是他们业已证明负责工作记忆训练的区域。这些脑区主要分布于额叶皮质——眼球后上方的大脑区域——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前扣带以及左右额下回。科学家早就发现这些区域跟自我控制有关,同时它们也是工作记忆发挥作用和引导注意力所必需的。在科学家看来这不是一个巧合。“我们有强烈的本能要得到棉花糖或按下空格键,” 乔戴德说“唯一能够抵制这种本能的方法就是回避这些事物,也就是说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把它叫做意志力,但它其实跟意志无关。”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正田裕一(Yuichi Shoda)曾经是米歇尔的研究生,他负责这个课题中有关行为学和基因组学方面的实验。他对那些“棉花糖实验”的受试者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随访。正田裕一了解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成绩单和社交礼仪到他们应对挫折和压力的能力,他无所不知。从基因组学方面着手的研究能够取得多大进展还是个未知数。自从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许多研究都旨在寻找决定人格的遗传学基础,但是对于许多所谓与人格相关的基因目前还存有争议。“人类是相当复杂的生物” 正田说,“就算人格特质中最简单的方面也要通过许多基因共同起作用。”科学家们决定把精力集中在参与多巴胺信号通路的基因上,因为这种神经递质被认为跟动机和注意力有关。然而,哪怕造成延迟满足的基因间的确存在微小的差别——这是很有可能的——正田也不指望自己能够发现它,因为样本量实在太小了。

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对当时的许多被试进行家访,其中也包括卡罗琳·韦斯,因为他们想更好地了解家庭环境如何参与塑造自我控制能力。“他们把我家厨房变成了实验室” 卡罗琳告诉我说,“他们支起个小帐篷,然后在那里用饼干给我的大女儿做延迟满足的测试。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希望自己女儿能够忍住。”

检测工作记忆的实验和脑部扫描得到的数据越来越多,米歇尔对进一步实验可能得到的结果也更加充满兴奋和期待。“我对于仅仅运用一台高档仪器进行脑部扫描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fMRI的数据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米歇尔正在申请一项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用于从注意力的控制和引导方面来研究像强迫症和注意力缺失这样一些精神疾患。米歇尔和他的团队希望找到和大量精神疾病都有关的神经环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环路,那么有助于四岁小孩延迟满足的办法,也可以帮助成人对付他们的综合征。最让米歇尔激动的一个例子是,那些四岁时在“棉花糖实验”里失败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年后变成了克制能力很强的人。“这个人群是最令我感兴趣的” 米歇尔说,“他们从根本上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米歇尔还在准备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该项研究试图考察是否可以让几百名来自费城、西雅图和纽约的小学生学会自我控制的技巧。此前,他通过教授小孩子一些简单的“思维转换”技巧,比如把棉花糖想象成云彩,从而使他们在棉花糖实验中完成得更好,但是这些新技巧能否长期保持还不清楚。换句话说,这些技巧只是在实验中起作用呢,还是可以被孩子运用到生活中,比如决定是做作业还是看电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安杰拉·李·杜可华(Angela Lee Duckworth)负责这个课题。她是在高中做了几年数学教师以后开始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的。“通常,那种经历令人相当沮丧”她说,“我渐渐相信给那些没有自制能力的小毛头上代数课简直就是徒劳。”因此,在杜可华三十二岁的时候,她决定做一个心理学家。她主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是考察自制能力和平均积点之间的关系。通过调查一些八年级的学生是否愿意现在得到一块钱还是愿意等到下周拿两块钱,她发现延迟满足的能力比智商测试能更好地预测学生的在校表现。她说她的研究表明“智力虽然很重要,但自制力更重要。”

去年,KIPP的合伙人大卫·莱文(David Levin)拜访了杜可华和米歇尔。KIPP是一个由全美六十六所公立特许学校组成的联合组织,这些学校以加班加点而闻名——学生早上7:25上课到下午5:00才放学——当然他们的考试成绩也远远高出当地的平均成绩。(南布郎克斯区KIPP学校八年级的学生中,有超过80%的八年级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达到甚至超过年级水平,而这个数量几乎是纽约市平均水平的两倍。)“KIPP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性格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 莱文说,“教育工作者在孩子们还上幼儿园的时候倒喜欢谈论性格技巧——在送他们回家的时候给一张评价他们‘和别人相处融洽’或者‘守规矩,排队发言’的卡片。可是,当真正需要这些技巧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停止帮助他们提高了。我们只是袖手旁观怨声载道。”

自我控制是KIPP所强调的基本的“性格优势”之一——例如,费城的KIPP学校给学生发放绣着“别吃棉花糖”标语的衬衫。但是莱文对这个项目能取得多大进展还没有把握。他说:“我们懂得怎样教数学,但衡量性格优势要困难得多。” 因此他来拜会杜可华和米歇尔,答应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和KIPP的学生进行接触。莱文还帮助联系那些希望参与到这个实验中来的其他学校,包括布郎克斯区一所叫河谷(Riverdale)的私立乡村学校, 华盛顿州雪兰(Shoreline)市一所专收天才儿童的叫做长荣(Evergreen)的学校,以及费城的特许专科学校。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研究者们已经在教室里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试图找到一种能够把心理学概念介绍给小孩子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研究针对的是四至八岁的学生,所以课程主要靠同龄人的榜样来起作用,例如给幼儿园小朋友看棉花糖实验里成功转移注意力的小孩子的录像。科学家们已经得到一些鼓舞人心的初步结果——经过一些课程的培训后,学生在诱惑面前显示出较强的抵抗能力——不过,科学家们对长期研究会得到什么结果还很谨慎。“当人们做这类跟教育有关的大规模研究时,常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原因导致实验功亏一篑。” 杜可华说,“也许因为某个教师没有给孩子们放录像,或者该做测验的时候偏偏学生要出门做实地考察。这些问题都让我寝食难安。”

米歇尔主要担心的是,就算他的教学计划有效,这些功效也很有可能被一些科学家不能控制的因素所抵消,例如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知道仅仅教孩子们思维上的技巧是不够的——真正的困难在于把这些技巧转变成习惯,那需要多年的刻苦实践。“这个时候家长就该发挥重要作用了” 米歇尔说,“他们是不是把每天迫使孩子克制作为常规?他们是不是鼓励孩子忍耐?他们是不是让孩子觉得等待是值得的?”在米歇尔看来,童年最常见的一些小事——例如饭前不吃零食,或者攒零花钱,或者忍耐到圣诞节第二天早晨再去打开礼物——这些都是在对认知能力进行用心的训练:我们在学习如何思考,从而战胜自己的欲望。不过米歇尔对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并不满意。他说:“我们应该对孩子说‘看到这些棉花糖了吗?别急着吃,你可以忍忍的。我来教你怎么做。’”

爱自己1985

回复 3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QQ20140526-1

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冰雪菱落

回复 4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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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刘鹤婷123

回复 5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无标题

Takshy

回复 6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关于

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