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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巫医——反安慰剂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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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人生时代

回复 1 楼 2016-01-12

当心巫医——反安慰剂的前世今生

本文的原文在这里。译者:Dinah,自述:“本人大龄已婚非文艺女青年是也。水瓶座,爱八卦,爱生活。闲来无事喜欢看科普节目。有点七零后倾向的八零后。”她的其他译作在这里。

海伦·皮尔彻( Helen Pilcher)报道

漆黑的深夜,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墓地里,万斯·范德斯(Vance Vanders)与当地的巫医吵了一架。巫医掏出一瓶难闻的液体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对他说:“你就要死了,没人救得了你。”

回到家以后范德斯躺到床上,身体状况竟急转直下。几周过后,他已骨瘦如柴,被送进了地方医院,眼看大限将至。医院的医生即查不出病灶,也没有办法减缓他的衰弱。直到这时他的妻子才告诉一名叫德雷顿·达赫迪(Drayton Doherty)的医生,之前有巫师对他施过魔法。

达赫迪医生思索良久,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把范德斯的家人叫到病房。他告诉他们,头天晚上自己设计把那个巫医引到了墓地,并把他按到树上,使劲掐住他的脖子,逼他讲出了诅咒的原理。巫医用蜥蜴卵蹭进了范德斯的肚子,并在他的肚子里面孵化,其中一条活了下来,正在啃噬着范德斯的身体。

达赫迪叫来一个护士,她带来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剂强力催吐剂。他很郑重的检查了设备并将催吐剂注射进范德斯的胳膊里。几分钟后,范德斯开始不可收拾地吐了起来。这时,达赫迪趁屋子里的人不注意放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一只藏在袋子里的绿色蜥蜴。“万斯,看看你都吐出了什么东西!”他叫道,“巫师的诅咒解除了”。

范德斯惊奇地看了一眼蜥蜴,心下恍然,一头栽倒回床上发起梦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脑清醒、食欲旺盛,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一周后顺利出院。

四名医学专家可以证实这个发生在80年前的案例。范德斯最后得以存活也许是该案例最不同寻常的地方。要知道,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不少人们被诅咒后死去的案例。

由于没有医学记录和尸检报告,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死因。然而这些案例的共同线索是,有个大人物对他们实施了诅咒,可能通过念咒,或只是用一根骨棒指了指受害者。之后不久他们就死了,表面上看纯属自然原因。

新巫术

你可能以为这种事情越来越少见了,而且只会在古老的部落里面才会发生。但是根据田纳西州纳什威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生克里夫顿·米德(Clifton Meador)所说,诅咒依旧以全新的形式存在着,他本人就曾经手过与范德斯类似的病例。

以萨姆·舒曼(Sam Shoeman)为例,他在1970年代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只剩数月之命。几个月后舒曼果然去世了,但是尸检报告却显示,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他肺部的肿瘤很小,且并没有扩散。“他不是由于癌症而病死的,而是因为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而担心死的。”米德说。“如果周围的人都相信你快死了,你很快也会相信自己离死不远了。你身体的每个部分也都开始奔向衰亡。”

舒曼这样的例子稍显极端,但下面要说的一些现象就要普遍的多。比如,许多病人备受有害副作用的折磨,仅仅是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会发生这些副作用。此外,在相同的风险因素条件下,相信自己是某种疾病的高危人群的人比自以为是低危人群的人更容易罹患该种疾病。。似乎现代巫医除了穿上白大褂、挂着听诊器之外,并没有多大进步。

相信自己患病就会真的得病的说法听上去有点牵强,但至少严格的试验已经确实证明这种说法的反命题是成立的,即:积极的建议会促进健康。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它虽不能产生奇迹,但确实能产生可量化的身体反应。

安慰剂效应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反安慰剂效应,这种效应使假药片和坏消息产生有害的影响。反安慰剂这个词的拉丁语原意就是“我将作恶”。这个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但是针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却远远比针对安慰剂效应的研究要少。毕竟,要想设计令人消沉的研究很难通过伦理审核。

我们已经确知反安慰剂的影响十分广泛。“如果巫术致死的事情确实存在的话,它可能是反安慰剂现象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哈恩(Robert Hahn)说道,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反安慰剂效应。

在医学临床试验中被故意施以无效诊疗的对照组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病患感到有害的副作用,且严重程度有时跟真正的药物所引起的副作用相当。对涉及数千病患的15次试验的回溯研究显示,服用乙型阻断剂的实验组和没有受到有效治疗的对照组都表现出水平相当的副作用,如疲劳、抑郁症状和性功能障碍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得不因此退出了研究。

有时这些副作用会危及生命(见“用药过量”部分)。“信念和期望不仅仅是意识和逻辑现象,它们还能产生生理作用。”哈恩说。

用药过量

德雷克·亚当斯(Derek Adams)与女友分手后伤心欲绝,把所有的药片都吞下了肚……马上就后悔了。他怕自己就此死掉,赶紧让邻居把自己送到医院,可一到那儿他就虚脱了。浑身发抖、面色苍白、昏昏欲睡、血压下降、呼吸急促,不一而足。

然而化验结果和药物检测报告却没有发现异常。亚当斯在四小时内打了六升点滴,还是毫无起色。

这时来了一位抗抑郁药临床试验组的医生。亚当斯一个月前加入了这项研究,并且情绪有所好转,但与前女友争吵后他自暴自弃地吞下了剩下的29片药丸。

这位医生告诉亚当斯他是对照组的,所以他自以为“过量服用”的药片其实并无任何危害。亚当斯听完大吃一惊,紧接着喜极而泣。15分钟后他完全恢复了清醒,血压和心率也回到正常水平。

反安慰剂效果在日常医学实践中也屡见不鲜。约60%的病人在化疗之前就开始感到恶心。“也许在几天前就开始了,”纽约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临床心理学家盖依·蒙特哥莫里(Guy Montgomery)说道。有些时候仅仅是想想治疗手段和医生的声音就足够让病人无比痛苦。这种“预料之内的恶心”有一部分由于条件反射——病人潜意识里将他们的经验与恶心联系起来;一部分由于心理预期。

让人担忧的是,反安慰剂作用还会传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来源不明的症状在各种人群中传播,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性癔症(mass psychogenic illness,MPI)。其中一次爆发引发了最近的一项研究(见“它会传染”),研究者是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的心理学家埃尔文·科斯奇(Irving Kirsch)和朱莉安娜·马佐尼(Giuliana Mazzoni)。

它会传染

1998年11月,田纳西高中的一位教师闻到一股“汽油味”,并感到头疼、恶心、呼吸急促和眩晕。全校师生随即被疏散。接下来的一周内,超过100名师生来到当地医院的急诊室,症状与那位教师大同小异。

然而,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医学检测,却没法找到对这些症状的医学解释。事后一个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报告病症的人中以女性和认识或看到患病同学的人居多。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尔文·科斯奇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安慰剂效应。“就我们所知,并没有发现环境有毒物质,但他们却感到了病痛。”

科斯奇认为,看到同学出现症状使得其他学生认为疾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引发了群体性癔症。这样的群体性癔症在世界各地都曾爆发。1998年在约旦,800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明显发生了副作用,其中122人被送往医院。但对疫苗进行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他们要求一组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吸入正常空气样本,却告诉所有人这是一种“疑似有毒环境污染物”,有可能导致头疼、恶心、皮肤瘙痒和嗜睡。一半参与者还目睹了一位妇女吸入样本并明显的出现了这些症状。吸入空气样本的学生们与没吸入样本空气的学生相比更倾向于报告出现上述症状。而且女生更倾向于报告出现症状,特别是那些看到其他人明显患病的人——这种倾向在其他群体性癔症中也出现过。

这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听说或者观察到了某种潜在的副作用,他自己就更容易出现副作用。这让医生们左右为难很难办。“一方面人们有权知道会发生什么副作用,但是这又会增加他们出现这些症状的几率。”马佐尼说。

蒙特哥莫里认为,这意味着医生需要仔细斟酌用词,尽可能减轻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去说。”

催眠也可能有所帮助。蒙特哥莫里继续说道:“催眠能改变心理期望,减少焦虑和压力,从而改善结果。我认为治疗所有会受心理期望影响的症状时都可以运用催眠的方法”。

这些措施能否抵消反安慰剂的效应?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什么情况下反安慰剂效应才会出现?这些效应引起的症状会持续多久?

与安慰剂效应一样,反安慰剂效应似乎也千差万别,并且很大程度上与情境密切相关。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in Tübingen)的心理学家保罗·恩克(Paul Enck)认为,通常安慰剂效应在临床环境中的效果比实验室环境下更明显。因此反安慰剂问题也许在现实世界中有更显著的效果。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验室实验只能模拟较温和而短暂的反安慰剂症状。

真实后果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没法弄清楚。性格乐观或悲观可能会有影响,但是人的个性总会变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屈从于群体性癔症,而女人报告的症状要多于男人。恩克认为对于男性,心理预期比条件反射更容易影响反安慰剂症状,而女性则正好相反。“女人更倾向于相信过去的经验,而男人则更喜欢就事论事。”

很明显,这些心理现象确实对大脑产生了影响。去年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的琼-卡·苏比塔(Jon-Kar Zubieta)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法(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扫描了使用安慰剂或反安慰剂的被试大脑,结果显示反安慰剂效应与多巴胺和类鸦片活性肽的活性降低相关。这可以解释反安慰剂增加疼痛的原理。安慰剂自然引起了相反的效果。

同时,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院的法布里奇奥·贝内德蒂(Fabrizio Benedetti)发现一种叫做丙谷胺的药物可以抑制反安慰剂引发的疼痛。这种药能够阻断受体接受一种叫做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CCK)的荷尔蒙。通常对疼痛的心理预期会导致焦虑,从而激活胆囊收缩素的受体,增加病痛。

然而反安慰剂效应的根源并不是神经化学,而是信念。根据Hahn的说法,外科医生为自觉不治的病人执刀时总是格外小心,一项研究发现,相信自己特别容易患上心脏病的女性罹患冠心病去世的可能性比正常女性高四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反安慰剂效应确实存在。尽管如此,在这个理性的年代,很难接受信念能置其人于死地的观点。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遇到一个衣着奇怪的人拿着骨头跳来跳去嚷嚷“你就要死啦,你就要死啦”都会一笑了之。但如果一个衣着讲究、造诣精深的医生拿着你的体检表对你说同样的话,你又会作何感想?恩克认为,社会和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米德说道,舒曼的误诊和随后的死亡,与巫医致死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强势的医生宣判了他的命运,“受害者”和家人毫无置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并且以此为基准行事。舒曼、他的家人和医生全部相信他会因癌症而死,这成了一则自证预言。

“坏消息会促使生理状况恶化。我认为,可以做到让人相信自己快死了,并且也确实马上死了。”米德说。“我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我不认同语言和符号能够致死的想法,这是对生物分子模型世界观的挑战。”

也许等到发现巫医致死的生化原理的那一天,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类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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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人生在

回复 2 楼 2016-01-12

对伪心理学说不之见证和个案研究证据(中)

为什么见证叙述毫无价值:安慰剂效应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几乎每种产生于医学和心理学的疗法都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并且总能催生出一些发自内心认可其疗效的人。医学文献记载了猪牙齿、鳄鱼粪便、埃及木乃伊的粉末,以及很多更富想象力的东西都曾经具有疗效 (Harrington,1997 ;Shapiro,1960)。事实上,人们早已熟知,仅仅暗示正在接受某种治疗,就足以使许多人感觉病情好转了。

无论治疗是否有效,人们都会报告某种疗法曾经对他们有所帮助,这种倾向被称为安慰剂效应 (Christensen,2001 ;Ernst & Abbot,1999 ;Harrington,1997 ;Kirsch,1999 ;Russo,2002 ;Stewart-Williams & Podd,2004)。安慰剂效应的概念在电影《绿野仙踪》中有绝佳的阐述。仙女并没有真的给铁皮人一个心脏,没有给稻草人一个大脑,也没有给狮子以勇气,但是他们都感觉更好了。实际上,直到近一百多年,医学才发展出较多具有确凿疗效证据的治疗方法,因此有人曾经这样说:“本世纪以前,整个医学史只能说是安慰剂效应的历史罢了” (Postman,1988,p. 96)。

我们可以通过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考察来说明安慰剂效应这一概念。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所有的新药研究程序都必须包括对安慰剂效应的控制。一般来说,如果在一组病人身上试验一种新药,就要组建一个患同样病症的对等组,给他们服用等量不含任何药物的药剂 (安慰剂)。两组病人都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药。这样,两组进行比较时,安慰剂效应——即给予病人任何一种新的治疗都会使他们感觉好些的这种倾向——就能得到控制了。仅仅报告百分之几的病人吃了新药后症状得以缓解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控制组的数据,就不知道报告症状缓解的病人是由于安慰剂效应还是药物本身的疗效。

安慰剂效应在抑郁症治疗中是29% (即29%的病人服用安慰剂后报告症状缓解了),在十二指肠溃疡中是36%,在偏头痛中是29%,食道炎是27% (Cho,Hotopf,& Wessely,2005)。一项研究 (Bower,1996b)建议,将安慰剂效应与当下流行的抗抑郁剂百忧解结合起来,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自身的作用。安慰剂效应的效力是很强的,以至于曾有报告说有人对安慰剂成瘾 (Bok,1974 ;Ernst & Abbot,1999),这些人需要服用剂量越来越大的安慰剂来保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当然,在有关药物治疗的实际研究中,安慰剂控制并不只是一个什么都不含的药片,而是含有当前认为最有效的药用成分。实验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新药是不是比当前最有效的药还要好。

你每次吃处方药时都会得到安慰剂效应的提示信息,下次吃处方药的时候 (如果你非常健康,就看看你祖母的药吧!),仔细查看一下药物附带的说明书 (或者登陆药品制造商的网站浏览一下),你将在药物问题说明里看到安慰剂效应的信息。例如,我吃一种叫做Imitrex (琥珀盐酸)的药物来缓解偏头痛。此药附带的说明书告诉我:控制研究已经证实,在服用一定量的药物之后,57% 的病人在两个小时之内其症状得到了缓解 (我就是这幸运的57% 之一!)。但是说明书同时告诉我,同样的研究显示,这类偏头痛中安慰剂效应是21%——有21% 的人在服药后两小时内症状得到缓解,即使他们服用的药物里是中性材料而非琥珀盐酸。

安慰剂效应在心理治疗中也很常见 (Wampold et al.,1997)。许多有轻度和中度心理问题的人,在接受心理治疗后说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控制研究证明:这一康复比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安慰剂效应和时间推移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时间推移通常被称为自然康复现象。大多数有效的治疗都是由于治疗效果和安慰剂效应以某种不为人知的组合而产生的效果。正如多兹 (Dodes,1997)指出的:“即使严重的疾病也有恶化和缓解的时候;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癌症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p. 45)。他同时也警告说,对于安慰剂的积极反应并不意味着病人的病是虚构出来的,他还警告,与流行的观念正相反,安慰剂可以是有害的:“安慰剂效应能够通过证实或强化想象中的疾病来‘诱发’慢性病。病人会对那些利用安慰剂效应的非科学从业者产生依赖。” (Dodes,1997,p. 45)

在关于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中,怎样合理地对待安慰剂效应控制组,往往令人颇费周折。但是,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理解研究者为什么要将药物治疗的真实效果与安慰剂效应及自然康复区分开却很重要。高登•保罗 (Paul,1966,1967)关于治疗效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例子,告诉我们这类研究结果揭示了什么。保罗调查了几组学生,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话时会产生不适和焦虑”。

实验组接受了针对语言紧张问题的脱敏疗法,85% 的被试表现出显著的改善。安慰剂组拿到了一些药片,他们被告知这些药片是有效的镇定剂,但实际只是一个碳酸氢钠胶囊。在该组中,有50% 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好转。第三组根本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仍然有22% 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好转。这样看来,对于这一特定问题来说,自然康复比例为22%,另外28% 表现出的改善产生于安慰剂效应 (50% 减去 22 %),脱敏疗法所具有的真实疗效则高于安慰剂和自然康复加起来的效果(85% > 50%)。

和保罗的研究类似,其他研究也显示,心理疗法确实优于只用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 (Hollon et al.,2002 ;Lipsey & Wilson,1993 ;Nathan & Gorman,1998 ;Shadish & Baldwin,2005)。但是, 使用了安慰剂控制组的实验也表明,仅报告有多大比例的人感觉自己有所好转,会严重高估治疗的实际效果。问题就在于,得到见证叙述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 (Thomas Gilovich,1991)指出:“人类拥有如此容易自愈的身体,即使医生不做任何事情,很多寻求医学帮助的人也将体验到积极的疗效。如此一来,当自然康复的比率很高的时候,即使是毫无价值的治疗手段也能显得有效” (p. 128)。简言之,无论干预的效果如何,只要运用治疗干预,潜在的安慰剂效应就会显现。问题在于,安慰剂效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某个人使用的疗法多么荒唐,只要是被应用于一大群人的话,总有一些人会乐于为它的效果做出见证 (清晨头部击打疗法,每天使用让你神清气爽!给我寄10.95 美元,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特制的、经过医学测试的橡胶锤)。

但我们确实不应该拿这种严肃的事情开玩笑。轻信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的证据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曾为抽动性秽语症做出科学界定——将之定义为器质性紊乱——的研究小组 (Shapiro et al.,1978 ;见第2 章)指出,人们对于个案研究证据的错误依赖,使得关于该病的、不可被证伪的精神分析理论长期盘踞不去,阻碍了对于该病病理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英国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的华盛顿记者史蒂芬•巴蒂安斯基 (Budiansky,1984)在总结医学领域中的这种现象时说了如下一段话,强调了很多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一些科学的观点:

科学回避个人化的东西。虽然这种倾向常常被归结为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冷静,但事实上,它确实是20 世纪人类智慧的伟大战利品之一。科学家们深知,要探寻自然界的原因和结果,就必须排除个人的感觉及经验。健康科学曾经有过一个粗糙的阶段,人们生病有许多原因,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论接受何种“治疗”之后,都会有所好转。各类庸医庸术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凭借的就是那些对疗效满意的患者的见证叙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人们要跳出个人经验的束缚有多么困难。 (p. 7)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篇社论,论述了在医学科学的从业者眼中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的地位。“例如,如果这本杂志收到一篇论文,说一个患胰腺癌的病人在服用了大黄根 (rhubarb)后康复了……我们可能会发表一篇个案报告,但是,我们发表它并不是宣告它为一种新的疗法,而仅仅是推荐它作为一个值得用正规的临床实验进行验证的假设。与之相反,关于各类偏方秘方的轶闻 (通常发表在通俗书籍和杂志上)则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并且这些轶闻本身也不足以作为支持那些疗效的文献。” (Angell &Kassirer,1998,pp. 839–840)。

“ 鲜活性”问题

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宣告了见证叙述作为证据是无效的,这么做尽管很痛快,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障碍,它阻碍了人们理解这一问题。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人类记忆和决策中的所谓“鲜活性效应” (Kunda,1999 ;Ruscio,2000 ;Sinaceur,Heath,& Cole,2005)。当面临问题解决或决策情境的时候,人们会从记忆中提取与当前情境有关的信息。因此,人们倾向于利用更容易获得的、能够用来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可获得性造成强烈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信息的鲜活性。

问题在于,再没有比发自内心的个人见证更鲜活、更引人注目的了,这都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或者是真实的事。个人见证的鲜活性常常令其他一些更可靠的信息黯然失色。购物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前权衡了半天,最后却由于某个朋友或某则广告对于另一产品的推荐,而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己的选择。买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翻看了《消费者报告》中的数千份消费者调查之后,我们终于决定要购买一辆A 品牌的车;又参考了几本汽车杂志之后,看到里面的专家们也都推荐A 牌子的车,这更坚定了我们的选择——直到在一次聚会上,我们遇到一位朋友,他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买了一辆A 牌子的车,结果是辆残次品,光维修就花了几百美元,而且这哥们决定再也不会买这个牌子的车了。显而易见,这样一个个别案例本不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是在收集了针对数千名用户所做的调查报告和众位专家的评判之后才决定要买A 牌子的车的。然而,我们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把这个个别案例看得很重呢?

购买汽车的例子说明,鲜活的个人见证所造成的问题并非心理学领域所独有。鲜活性影响人们决策,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难找到。作家迈克尔•刘易斯 (Michael Lewis,1997)描述了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 (George Will)——一个声名狼藉的反对政府干预的人——是如何在目睹了一场发生在其家门口、导致有人死亡的车祸之后,发表专栏文章呼吁强制使用安全气囊的。

设想一下,一个周五的早上,你在报纸上看到下面这样一个标题:“喷气式客机坠毁,413 人死亡”。天啊,你也许会想,多可怕的事故啊!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情啊!继续设想,在接下来一周的周四,你起床看到报纸写道:“另外一场空难,442 人死亡。”“哦,不!”你也许会想。“不要再有任何灾难了,多么可怕啊,我们的空运系统怎么了?”然后想象一下——请尽可能地想象——接下来的周五你起床时看到的是:“第三起空难悲剧:431 人死亡。” 不但是你,整个国家都会抓狂的。联邦政府会被要求尽快调查此事,所有航班禁飞,各种调查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还有海量的法律诉讼被提起。《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将会对此作封面报道,它还会占据近期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头条。电视纪录片将会对此主题做深度挖掘。躁动和喧嚣是巨大而深远的。

这并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问题,它是真实的。每周都有喷气式客机坠毁。也许不是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而是很多小型飞机;或者也不是小飞机,而是小型交通工具,这种小型交通工具叫做汽车。在美国每周都会有超过350 人死于汽车交通事故(每年超过19 000 人) (National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2004),人数足够坐满一架巨大的喷气式客机的了。

每周在高速公路上死于车祸的人数,相当于一架喷气客机的载员数,但我们对此漠然置之。这是因为,“能坐满一架喷气式客机的人死了”这一信息没有通过媒体以一种鲜活的形式传达给我们。因此,每周死于汽车交通事故的350 人 (加上每周死于卡车或摩托车的330 人),对我们来说不具有鲜活性。我们在餐桌前不会像谈论一架喷气式飞机坠毁并且死了很多人那样谈论这些死于车祸的人。我们不会就汽车出行的安全性和必要性进行争论,但是,如果大型喷气式客机每周都发生坠毁,并且每次都导致350 人死亡的话,我们就会讨论空运交通的安全性。车祸中死亡的这350 人不会上新闻,因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媒体不会为我们生动地呈现这350 名死者,因为他们并不是死在同一个地方。相反,媒体呈现给我们的有时候是一个数据 (例如,每周350 人)。这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思考了,但是我们对此毫无反应。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任何行为相比,驾驶汽车都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行为 (Galovski,Malta,& Blanchard,2006 ;National Safety Council,2001 ;Ross,1999 ;Sunstein,2002)。然而,关于它的风险和相对应的收益,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大讨论。这对于住在郊外、需要驾车往返的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我们从不去问这样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没被意识到,而没被意识到的原因就是:代价和风险没有像空难那样以鲜活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想想下面这个例子的荒谬之处吧。一个朋友开车20 公里载你去机场,因为你要乘飞机作一次750 公里的旅行。分别的时候,你的朋友很可能会说,“一路平安”,这个临别赠言其实是具有悲伤的讽刺意味的,因为你的朋友在回家的20 公里路上死于车祸的风险,要比你飞行750公里的风险高出3 倍 (National Safety Council,1990)。这就是鲜活性问题,它解释了A 对B 的安全祝福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因为恰恰是A 正处在更大的风险之中 (Sivak & Flannagan,2003)。

科尔 (Cole,1998)报道了这样一个民意测验,在环球航空公司 (TWA)空难事故后,如果飞机能够提高安全系数的话,很多人都愿意为自己的往返机票多付50 美元。同样是这些人,却拒绝为机动车中的安全功能支付50 美元,即使那样会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同样地,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当他们驾车10 公里去买一张彩票的时候,他们在车祸中丧命的几率要比他们获得头奖的几率高16 倍 (Orkin,2000)!

这些例子并非只是假设,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乘飞机出行的人数锐减,因为人们害怕飞行。当然,人们还要继续外出旅游,而不只是待在家里。他们只是改为其他方式出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驾车。但是,自驾游比飞行要危险得多,从统计学上讲,注定有更多人因转成自驾游而死亡。事实上,研究者估计,在2001 年的最后一个月,有超过300 人由于乘坐汽车而非飞机旅行导致死亡 (Gigerenzer,2004)。有一个研究团队能够以一种鲜活的统计来传达出驾驶机动车有多么危险。西瓦克和福兰纳根 (Sivak & Flanagan,2003)计算出,如果驾车和乘坐飞机的危险系数是一样的话,那么“9•11”这个级别的事故将会每个月都发生一次!

在媒体的帮衬下,鲜活性误导个人判断的情况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广泛存在。一项研究 (MacDonald,1990 ;Cole,1998 ;Radford,2005)调查了父母最担心他们的孩子遭遇哪种风险。结果显示,父母最担心的是孩子遭绑架,而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700 000。相形之下,父母则不太担心孩子在车祸中身亡的危险,然而这种可能性比遭绑架要高出100 倍。显然,对绑架的担心大部分是媒体渲染的结果。这项研究结果说明,由于鲜活性效应对知觉的扭曲,“美国父母所担心的竟是一些不大可能发生的事” (MacDonald,1990)。一个研究人员哀叹道:将担心聚焦在“当下流行”的事件上,势必会误导父母的注意力,导致他们“忽视了他们本来能够施加更多影响的方面,例如学业成绩、看电视的坏习惯、吸毒和驾车安全等” (MacDonald,1990)。

作家彼得•鲍耶尔 (Boyer,1999)描述了支持持枪自由的议员们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培养美国人对危险的错误知觉,他们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放在“入侵者”破门而入的鲜活案例上。这里的潜台词是:拥有一杆自我保护的枪将会降低你的风险。鲍耶尔 (1999)指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当真实的统计展示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枪在好人手里”的时候,枪械制造工业却力图关注“枪在坏人手里”。在这个国家,罪犯并不是导致大多数枪击死亡案的原因。饮弹自尽的人数事实上要远多于被枪杀的人数。大多数死于枪支的人都是枪支走火和自杀——这就是为什么有研究指出,把枪支带回家实际上反而增加了家庭的风险 (Miller,Azrael,& Hemenway,2002 ;Samuels,2004)。

最后,我们对可能患上糖尿病的担心要小于对因感染葡萄球菌而住院的担心,即使前者波及450 万美国人,而后者每年只有1500 人而已 (Fountain,2006)。这是因为,就个人而言,我们能够对前者做出一些对策 (改变饮食或者锻炼),而对后者却无能为力。

单一个案的压倒性影响

人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使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信息,人们的判断也常常受到某个突出例子的影响,对此心理学家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威尔逊和布里克 (Wilson & Brekke,1994)证明了鲜活性问题是多么具有欺骗性,以及它是怎样影响实际的消费者行为的。他们调查了两类信息如何影响人们选择两个不同品牌的避孕套(品牌A 和品牌B)。一类信息是《消费者报告》杂志中的一篇调查报告,另一类则是两个大学生对于偏好的避孕套品牌的观点。首先,威尔逊和布里克调查了一组被试,询问他们更乐于受哪种信息的影响。该组中超过85% 的被试都认为比起两个学生的观点,他们更乐于受《消费者报告》文章的影响。研究者随即招募了一组相似的被试,在研究中,被试被告知他们将会免费得到一些他们自己选择的避孕套。被试被告知可以参考以下两类信息中的任何一类或两类:一类信息是在《消费者报告》杂志中的一篇调查报告,另一类是两个大学生的观点。尽管此组中只有不到15% 的人愿意接受两个大学生的观点,但还是有77% 的人同时询问了两类信息。很显然,被试无法抵御他人见证的诱惑,尽管他们不认为自己会受其影响,但他们事实上却被影响了。当被试同时选择了解两类信息并且这两类信息相互冲突时,接受学生推荐意见的人数比接受《消费者报告》推荐意见的人数多31%。

另外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对鲜活的轶事信息做出不同反应的例子,来自于在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媒体对越战的报道。随着战事的拖延,美军的死亡人数仿佛无休止地增加,媒体开始报道当周美军死亡的人数。

一周接一周地过去了,这个数字在200 至300 之间徘徊,公众似乎已对这种报道习以为常了。然而,某杂志用几个版面的篇幅连续刊登了前一周阵亡者的个人照片。这时公众非常具体地看到了在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一周内逝去的大约250 个鲜活的生命。结果,此举导致了大规模的、针对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的抗议声浪。250 张照片所产生的影响是每周数字报道所远不能及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克服这种不相信数字、必须亲眼目睹才去相信的倾向。绝大多数影响我们社会的复杂因素都只有靠数字才能捕捉。只有当公众学会像重视图像材料一样重视以数字形式表达的抽象材料时,公众自己的立场才不会像屏幕上闪过的最新图像那样变化无常。

2004 年,一档叫做《晚间在线》的电视节目在伊拉克战争一周年之际,公布了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700 多名战士的名字和照片,在这一时刻,历史又重演了。这一做法与该档节目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播放受害者的姓名和照片的套路完全相同,当时这些照片的播放都征得了受害者家属同意。然而,死亡士兵的照片还是引发了战争支持者的抗议。有些人控诉节目主持人泰德•考佩尔对这场战事抱有敌意,但是这些指控显然瞄错了对象,因为考佩尔并不反对这场战争。相反,考佩尔说,“你们中的一些人深信我是反对战争的,其实我并不是,但这不是重点。我只是反对那种一直以来的幻觉,即认为战争仅牺牲少数人,不会连累我们余下的人” (CNN.com,2004)。战死的人数并非没有被报道,这700 多人死亡的消息日复一日地出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份报纸上。但是争论的双方都知道,公众尚未对那些数字进行“加工”——没有计算代价,是因为那些数字还太过抽象。双方都知道很多人在看过这些照片之后,都会从头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并开始真正在意战争的代价。

不仅公众受到鲜活性问题的困扰,在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有经验的临床从业者一直都在努力摆脱个别案例的压倒性影响给他们的决策带来的阴影。作家弗兰辛•卢索 (Russo,1999)描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肿瘤专家威利•安德森面对的两难境地,安德森一直提倡控制实验,并会定期招募一些病人来做有控制的临床测试。但是他仍旧纠缠于自己对突出个案的反应,那些鲜活的个案对他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尽管他相信科学,但仍承认“当真实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你的时候,你将被他们的期望以及自己对他们期望的期望所包围,这确实非常困难” (p. 36)。但是安德森知道,有时对他的病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看着你的那个真实的人”,并且遵循最佳证据的指示。最佳证据来自于有控制的临床试验 (将在第6 章表述),而不是看着你的那个人的情感反应。评估证据的时候,鲜活性问题是一个我们都要面临的难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媒体影像的环境中,对于社会来说,不受影像支配而基于有效的证据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作家巴瑞•格拉斯纳 (Glassner,1999)讲述了一个特别相似的例子。在1995 年的一场奥普拉秀中,围绕着某一次外科手术而展开讨论 (这里不具体说出外科手术的名字,以免渲染鲜活性效应)。这种手术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一些人声称在手术过程中受到过伤害。来自梅奥临床医院、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证据都显示,这种手术总体上是没有危险性的。就在此时,一位声称受到过伤害的妇女从观众席里跳出来并喊道:“我们就是证明,我们这些坐在这儿的人就是结论!” (Glassner,1999,p.164)。你认为哪种说法会让数百万电视观众记忆犹新——是来自梅奥临床医院的研究,还是大喊自己就曾受到过伤害的那位妇女?

总之,过于依赖见证证据的问题一直存在。此类证据的鲜活性常常掩盖了更加可靠的信息,并且混淆视听。心理学教师担心的是,仅仅指出依赖见证证据的逻辑谬误,并不足以让人们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理解这类数据的缺陷。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让人们理解这个概念吗?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法宝——一种与学术方法略有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是以鲜活性来对付鲜活性,是以一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对付见证证据,让见证用自身的荒谬来击溃自己。这个方法的实践者,就是独一无

二、毋庸置疑的“了不起的兰迪”!了不起的兰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詹姆斯•兰迪 (James Randi)是一位魔术师,并且是个多面手,他曾经被麦克阿瑟基金会授予过“天才”奖。多年来,他一直尝试着教公众学会一些基本的批判性思维的技巧。“了不起的兰迪” (Amazing Randi,他的艺名)通过揭穿“通灵”骗术和庸医疗法来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尽管他拆穿了很多魔术和伪装的所谓“通灵术”,但最为著名的,还是他拆穿20 世纪70 年代通灵术超级明星尤里•盖勒 (Uri Geller)的把戏的那一回。盖勒靠吹嘘通灵术红透荧屏,他对媒体的蛊惑程度简直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各大洲的报纸、电视节目和主要的新闻杂志对他争相报道(盖勒仍健在,还在写书;Radford,2006)。兰迪发现并揭露了盖勒经常表演的通灵术“绝活”其实不过是些普通和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魔术把戏,包括使勺子和钥匙弯曲、使钟表开始走动等等,这些对于一个优秀的魔术师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自从盖勒被拆穿以后,兰迪继续将他那非凡的才智用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他不断揭露超感官感知、生物节律、超自然力、 通灵外科手术、天外来客、漂浮术以及其他伪科学的谬误,帮助公众了解真相 (Randi,1983,1995,2005 ;Sagan,1996)。

兰迪的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去证明,对于任何一个荒谬的事件或无中生有的言论而言,获得见证是多么地容易。他的手法就是,让人们掉进其见证所编织的陷阱里。兰迪常常使用脱口秀这一理想的美国文化载体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经常作为嘉宾出现在节目中,但不以真名示人。在几年前纽约的一个节目中,他对观众说,今天早晨开车经过新泽西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橙色的V 形物体飞过头顶飘向北方。几秒钟之内,正如兰迪所说,“电台的接线总机像一棵电子圣诞树般闪烁起来” 。一个接一个的目击者打电话过来证实这一奇异的景象。可他们运气不好,这一“景象”只是兰迪想象出来的,但是打电话的人提供了许多兰迪“忽略了”的细节,包括其实有多个“飞碟”飞过。这个小小的把戏证明,个体关于“某事发生”的报告是多么不可靠。

在加拿大的温尼伯市,兰迪在一个广播节目中以“星相学家”的身份出现。节目一周前,听众被要求提交他们的笔迹样本和出生日期。有三个人被甄选出来,并且进行电话连线,这样兰迪就可以“解读出”他们的性格特征。他大获成功,三位听众在1~10 分的准确性量表上给出的评分分别为9、10 和10。兰迪在节目的最后向听众解释了他的秘诀。他其实只是逐字逐句地读出了占星师希德尼•奥马尔在最近的一个电视节目中给三个观众的“解读”而已。

在另外一个广播节目中,兰迪揭示了另外一种伪科学——生物节律能够如此流行的原因 (Hines,1998,2003)。一位听众同意每天都记日记,并将日记与一份特别为她准备的两个月的生物节律表做比较。两个月以后,她打回电话告诉听众:生物节律绝对不是盖的,因为节律表预测实际行为的准确率超过了90%。兰迪不得不把他的秘书所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告诉给这位听众,秘书错误地将本该发送给另外一个人的节律表发给了她,而不是她自己的。然而,这位妇女还是同意看一下真正属于自己的表格是怎样的,于是,又一份表格立即发送给了这位妇女,并且请她再打电话过来。几天后,这位妇女带着解脱感打进电话,说她自己的表格也同样十分准确——事实上更为准确。在下一期节目中,大家发现,另一个错误发生了。这位妇女收到的是兰迪秘书的节律表,而不是她自己的!

兰迪的生物节律和占星术小把戏,其实是一种被命名为巴纳姆效应 (Barnum,著名的嘉年华和马戏团的团主,提出了“每分钟都会有人上当受骗”的说法)现象的范例。这一效应曾被心理学家广泛地研究 (例如,Dickson & Kelly,1985),研究者发现,大多数成年人都会认为泛化的个性总结都是准确的,并且都是对自己独特的描述。这里有一个来自谢尔默 (Shermer,2005,p. 6)的例子:

你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总是及时地帮助别人。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点点自私……有时候你太忠于自己的感受以至于会暴露过多的自己。你善于思考,并且对任何事情,在改变想法之前都希望看到证据。如果你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你会非常小心,直到你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才会充满信心地行动……你知道怎样做一个好朋友,你懂得训练自己,所以在别人看来你都在掌控之中,但其实有些时候你是缺少安全感的。你希望在人际关系中比现在更受欢迎,更加自如。你面对世界表现得很有智慧,这种智慧来源于艰难的体验而非书本学习。

大多数人都发现,这个总结是对其个性非常准确的概括,但是很少有人自发地意识到大多数其他人也同样认为它描述了他们自己!许多众所周知的语句和措辞 (如这个例子)使很多人认为适用于他们自己。谁都能够将其作为一个个人化的心理“分析”提供给“顾客”,而这些顾客常常会为个人化的“性格解读”的“准确性”而感到震惊,却不知道其实每个人的解读都是一样的。当然,巴纳姆效应正是手相学和占星术的基础 (Kelly,1997,1998)。巴纳姆效应还可以证明产生见证有多么容易,以及为何见证毫无价值。

这就是詹姆斯•兰迪运用这些小把戏努力想要达到的目的——给人们好好上一课,告诉人们见证证据是没有价值的。他不断地证实,形成有利于虚假主张的见证是多么容易。正是这个原因,用见证来支持自己提出来的特定理论是毫无意义的。检验一个主张时,只有来自于有控制的观察中的证据才是足够充分的。

在星座血型、色彩性格等“伪心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对"伪心理学"说不》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心理学。卓越链接:对"伪心理学"说不

KG宇一前

回复 3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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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井森森kiss

回复 4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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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教育教育你

回复 5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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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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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