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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折磨的灵魂:他们缘何天生“冷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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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折磨的灵魂:他们缘何天生“冷血”(上)

刊载于《纽约客》2008年11月10日号,原文在此

作者:John Seabrook 译者:达文西

译者简介(附带广告):死文科生,中文专业。一开始逃避理科,后因对哲学感兴趣,与科学迎面相遇,上天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展示了理科与科学的美。

魔都“达文西哒哒哒小分队”很快会组织第一次活动,透个信,活动内容很可能是“走进解剖实验室”,一起来了解奇妙的人体。

suffering souls 美国西新墨西哥州监狱位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市西部约70英里远的内陆沙漠地区,监狱不远处的格兰茨曾是一个依赖服刑人员开采铀矿的新兴城市。

监狱塔楼的顶部是一个玻璃房间,装着百叶窗,天花板处的曲柄把手可以控制探照灯。地板上的盒子里有一些催泪弹,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催泪弹马上就能派上用场。

塔楼下方监狱裙楼是座六面体建筑,周围以高耸的铁丝网隔离,铁丝网顶端的锋利金属丝在沙漠日头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光。监狱东面的Mt. Taylor终年被积雪覆盖,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往西面极目远眺能看到Zuni山脉。

去年4月份某天清晨,Kent Kiehl医生大步穿过监狱停车场入口,他边走边说:“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到达大门口,整个监狱的人都会知道,我来了。” 这位犯人们口中的“大夫”那天穿蓝色外套,系黄色领带。他个子很高,宽肩膀、身板结实,褐色头发梳得很整齐。比起“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头衔,他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学足球运动员。

不过他只要一开口,就立刻又变成了学校里博学的好学生,他嗓音极尖,那无所不知的学识和那粗犷的说话方式一定会让你震惊。

年仅38岁的Kiehl已然是全球精神疾病研究领域中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一种被称为psychopathy的“冷血症”。北美监狱中有15%至25%的犯人患有这种精神疾病,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全人类成年男性中有1%患有此病。(女性患者的比例则小得多)

“冷血症”患者们不会像其他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那样表现出狂热、歇斯底里或焦灼紧张的情绪,他们最主要的特征是完全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和悔恨心,心理学家称之为“严重情绪冷漠”。比起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它更为隐蔽,也更难描述。由于冷血症缺乏易于解读的症状,在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者中一直存在关于其诊断标准和诊断方法的辩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没有将“冷血症”明确定义;却用A.P.D“反社会性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一宽泛的术语将之涵盖。

目前,专家们对“冷血症”的形成原因几乎没有达到什么共识。包括大范围双胞胎研究在内的大量证据显示,遗传组成(genetic component)扮演了一定角色。然而缺乏关爱的家庭比那些充满亲情、教育良好的家庭更易引发“冷血症”。

“冷血症”可以像血压那样被用数字来衡量;也可以像白血病一样被分类。研究人员们争论的焦点是,测量方法是应该集中在被试的具体行为上,还是应该包含对被试人格特征的分析,例如欺骗、油滑和不知内疚等。唯一令每位研究者都同意的是,“冷血症”很难治疗。

对某些研究人员来说,“冷血症”这个词与犯罪行为和大众文化形成了长久和负面的关系:开始是改编自真实犯罪事件的纸浆小说,发展到现今如CBS“犯罪心理”的电视节目,还有 Thomas Harris(《沉默的羔羊》作者)和Patricia Cornwell(以一系列法医探案小说闻名)等作家们“推波助澜”。“冷血”这个词饱含了负面、恶毒元素,使得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全都带上了诡异色彩。

精神健康部门对冷血症研究进展的漠视令Kiehl受挫,他说:“想想看,犯罪引发的经济损失每年都是天文数字,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四十岁前平均因四起犯罪行为而获罪,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将冷血症划入科研范畴。而对精神分裂症研究的投入资金则多了上百倍,其实精神分裂症引发的犯罪比例要小得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看作受害者,而冷血症患者却被认为是施虐人。对前者,我们倾注同情心;而对后者,我们却将他们锁起来。”

2007年1月,Kiehl把便携式fMRI(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带进了监狱——这可是第一个安装在监狱里的fMRI。目前为止,他已经在监狱内招募到好几百名志愿者加入研究工作。

Kiehl希望扫描得出的数据能证实他06年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期刊上发表的理论,他认为引发冷血症根本原因是脑内“旁边缘系统”(paralimbic system)的受损或缺失。“旁边缘系统”是一个大脑区域网络,自眶额叶一直延伸到后扣带回皮质,这个系统与人类的感情处理、抑制作用以及注意控制有关。

Kiehl梦想着有一天能扭转大众对冷血症患者的态度并且最终找到治疗的方法:“假如你能将相关脑区域准确定位,那么就或许能找到治疗那个区域的药物;即使你只治疗了那个区域中百分之五的毛病,诺贝尔奖也是囊中之物。”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关押了406名犯人,他们的服刑时间少则一年,多则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新墨西哥州使用数字1至6的编排方式来标明犯人们的暴力程度(6指代暴力程度最高),Kiehl工作的监狱内的犯人们暴力指数涵盖了从1到5的范围。

尽管并非所有冷血症患者都很暴力,但大部分人的暴力指数被编为4、5、6。不像许多学院派的冷血症研究者,Kiehl花很长时间同他的被试共处。他告诉我:“在会议中遇到同事们时,他们总喜欢问我‘冷血症患者看起来怎样?’这群人花费二十年研究冷血症,却从来没见过哪怕一个病人。”

比起监狱里冷血症患者的人数,散落在社会群体中的患者数字要庞大得多,假如1%的概率正确的话,仅美国就有一百多万“冷血动物”。一旦脱离监狱环境,这种病症在社会上就更加难以被发现或确认。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十分成功的“社会精英”,有着体面出色的工作,在各个领域大展拳脚。除非触犯了法律或者被犯罪行为评定系统给盯上,否则他们压根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西新墨西哥州监狱的典狱长Anthony Romero在会议室向Kiehl展示了几样从犯人那儿没收的东西,有手工制的剃刀和简陋的纹身所用器械等等。

典狱长Romero解释说,Kiehl不仅用扫描仪研究冷血症,同时也衡量滥用药物者在治疗过程中大脑的依赖程度变化,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出资、Kiehl主持的。

犯人中的志愿者人数超过了90%(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块头太大而找不到适合的扫描舱),作为一项“附属福利”,Kiehl为志愿者们提供脑部临床检查(他在5% 的志愿者脑部找到了之前未被发现的肿瘤)。

Kiehl以志愿者们脑部影像照片作为占用他们时间的报酬(西墨西哥州监狱规定监狱劳动力报酬为每小时1美元),犯人们还可以把脑部扫描成像张贴在自己牢房里。典狱长Romero说“犯人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谁的脑子最大的笑话”。

扫描仪封装在一辆牵引式挂车里,车子停在服刑犯资料中心库房的后面。我们一行人跟随教官穿过庭院来到供犯人改造用的侧楼,侧楼中间有一大片公共区域,四周围绕着一圈双人牢房。

犯人们都在自己牢房门口肃立,有些人手上还拿着拖把和扫帚。我走进一间空着的牢房,一眼就看到在这间牢房服刑人员的脑部扫描成像,已经卷了边的扫描图上显示着黑白双色的粗糙图像,被钉在书桌上方。

随后我们走过牢房通道,从另一头的门出去,其间经过的一副巨大的海报,上面的一行字被划了线:“我在这儿是因为我无力给自己提供庇护。”教官带领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参观,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除了用来接待Kiehl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的学生们探访精神疾病患者之外,也被用作“药物滥用”研究项目的会议、商讨工作。Carla Harenski 是由Kiehl指导的一名博士后,她曾在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接待过一名犯人,那位犯人身型魁梧,脖子上留着刺青。同所有研究人员的办公室一样,Carla的那间办公室也装着防止犯人突然发动攻击的求救按钮。

为了区分出监狱志愿者中间究竟哪些人患有冷血症,Kiehl和他的学生使用了一套修订版的“冷血症症状量表”(PCL-R)。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是加拿大心理学家 Robert Hare根据其常年在狱中对冷血症犯人们所作的研究而设计的。

Robert Hare是Kiehl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正是他本人亲自教授Kiehl如何使用这套量表。研究者们通常会与犯人面谈三个多小时,然后将犯人的记录和个人历史与他的陈述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会依次对照20个项目为研究对象“评分”,比如寄生状态,病理性谎言,欺诈行为,无聊倾向,情绪浅薄,移情缺乏,冲动控制障碍,放荡行为,无责任感,青少年犯罪记录和犯罪类型多样化,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趋势,并根据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特征明显程度用数字0、1、2来标注。

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同意,测试对象的评分若大等于30分就被看作是患上了冷血症。Kiehl说:“有的人得分35或36,他们明显异于常人。这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哈,逮住你了,你就是我做这些工作的原因。’”

最近Harenski与一名评分高达38.9的犯人进行了谈话:“他杀了他的女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欺骗了。” Harenski告诉我们说:"这个犯人描述犯罪过程的方式如此令人着迷,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哪怕当他讲到一些恶心的事情。”

心理学家Reid和M. J. Meloy组织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精神健康及刑事犯罪方面的专业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曾在与冷血症患者面谈时产生不由自主的恐惧感。两位Meloy认为,这种反应可能源于古老的物种间猎食反应系统(intraspecies predator-response system)。然而现年30岁的Harenski却不在恐惧者之列。他补充道:“我只是觉得兴奋。我对自己说‘哇,我逮到一头真正的冷血动物’。”

大厅尽头有一扇门通向挂车停放的地方,挂车内部有一片小的休息区可以落座,电脑显示器和硬盘驱动器安装在中间的操纵台上,fMRI扫描舱位于挂车尾部,扫描舱表面盖着白色模制塑料。

Keith是Harenski的丈夫,在Kiehl的实验室担任MRI主技师,负责在研究过程中操纵扫描仪。通过电脑屏幕能看到被试脑部的扫描状态,志愿者们躺在那儿,旁人只能看到他套着脏兮兮袜子的脚从扫描舱里伸出来。

Kiehl和他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设计出了两套测试题,或者称之为“任务”,两套测试分别建立在“字本位”和“图本位”的基础上。Kiehl说他已经尽量避开设置复杂的道德问题,比如用经典的“电车困境”(译者注:trolley dilemma: 一辆行驶的有轨电车奔向5个人,如果按目前的状况继续行驶的话,这5 个人都会被撞死。拯救这5 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扳动道岔,使该电车被切换到另一副轨道上去,这样的话只会撞死1 个人而不是原来的5 个人。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这样做,即牺牲1 个人而救5 个人。)问题去拷问志愿者,是否会选择为了救5个人而牺牲1个人的性命。冷血症患者很难理解这类问题的用意,即使理解了,也可能不会认真作答。

“要尽量降低志愿者和你‘捣浆糊’的可能性”Kiehl说,“同时让对照组完成同样的任务,对照组包括一名没有患上冷血症的犯人,和另一名并非来自监狱、但在智力和教育背景上与犯人们相似的个体,然后,‘字本位'测试就可以开始了。研究者们向犯人志愿者展示一系列词汇和短语,并让他们评定这些词语是否违反道德。短语一般有三种类别:第一种是相当于“和你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之类明显违反道德的字句;第二种则是类似于“堕胎”这样模棱两可的短语;还有一种就很中性化了,比如“听取他人意见”。

电脑软件不仅捕捉犯人志愿者的回答,同时也对他们做出选择所花的时间进行计时。成像技术还会捕获脑中负责做决定的区域,并记录该区域神经元在测试过程中的活跃程度。

脑中的神经元在“发放”时会消耗氧气,血液里含铁元素的血红蛋白细胞则会补充氧气。当成像技术捕捉大脑横截面非常微小且飞速运动的一系列"脑薄片" 时,扫描仪的磁体就会把血红蛋白里的铁分子临时调整排列。磁体具有超导性质,这意味着其工作温度非常之低(零下269摄氏度)。

这台机器装有液氦冷却系统,不过万一系统故障,磁体就会“失超”。“失超”是每一个MRI技师的噩梦:买一个新的磁体得花费两百多万美元!

测试的时候志愿者戴上一个缠绕着线圈的头盔以收集磁数据,头盔里面的投影设备向志愿者展示测试用的词汇。另外还有一个通过志愿者的手汗测量“皮肤电传导”的传感器。

在扫描仪绘制功能性成像时,机器会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哔哔”声,并以一声响亮的钻孔声结尾。而到脑部剖析扫描的时候,机器又会发出低沉、快速的打击音,像是有颗金属的心脏在跳动。志愿者在此过程中交叉了一下两只脚踝,然后分开,又动了动他的脚趾头。

冷血症可以追溯到《圣经》里杀害亲弟弟的人物——该隐,尽管这类人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中更为普遍,但他们其实在所有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尤皮克爱斯基摩人(Yupik Eskimos)有一个专门的词——kunlangeta来形容那些说谎不打草稿、喜欢欺骗、偷窃并且擅长诱拐女人上床的“高手”们,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Jane M. Murphy于1976年对此做过研究。她问一名爱斯基摩人,群体成员一般会怎样对待kunlangeta。那名爱斯基摩人答道:“趁别人不注意,有的人会把他从冰面上推下去。”

法国外科医生Philippe Pinel在1801年首次把此种病症引入临床医学范围,他称之为“非谵妄性躁狂症”(mania without delirium)。19世纪早期,美国外科医生Benjamin Rush记录过一种“道德感紊乱”的情形,患者既没有妄想症也没有精神病,然而他们深深沉浸于反社会行为无法自拔,并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Rush注意到,这种情形会在患者生命早期就开始呈现。

“悖德狂”(moral insanity)这个术语在19世纪中期流行开来,并曾在美国和英格兰广泛地用于称呼那些无可救药的犯罪分子。“冷血症”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受折磨的灵魂")1880产生于德国。1920年代的精神病医生们则给那些他们无计可施的、缺乏良知感、暴力且反社会的罪犯们按了个统一的名称——“构成性冷血低劣症”(constitutional psychopathic inferiority)。

1930年代末期,美国精神病医生Hervey Cleckley开始收集他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工作时诊治的某一类病人的数据。 这些病人来自不同的社会和家庭背景,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却来自当地声名显赫的家族。Cleckley想要为原先模糊的“构成性冷血低劣症”找到精确定义,并将这种病状与其它精神疾病区分开来。

他最终分离出了16条被他称为“主要”冷血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例如有吸引力、聪明、不可靠、不诚实、不负责任、自我中心、情绪浅薄、缺乏移情能力、缺乏洞察力等。“除了非常浅层次的美丑观念之外,善、恶、爱、荣誉、幽默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打动他们。”Cleckley在其1941年所著的《神志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中这样形容了冷血者,他的这本著作已经成了这门现代科学的基础。Cleckley解释说:“尽管他们谈吐风趣,举止聪明迷人,但他们手里都拽着等你上钩的诱饵。”

Cleckley强调了他的研究对象们虚伪、掠夺的天性,说这些高度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完美地伪装成情感正常、高智商以及有社会责任感”的“冷血动物”。这种伪装在现实社会中不仅能蒙混过关,甚至可说是天衣无缝。Cleckley强调,他们自私的行为同时也是拜“胜者为王”式美国文化的熏陶。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精神病学专家都不想和“冷血症”扯上关系:首先,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在好些研究报告中都显示谈话治疗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反而让情况更糟糕,因为谈话会让这些病人学会应对周旋的技巧。

目前还没有任何手段能清楚地衡量与这些症状有关的人格特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根据犯罪纪录来评估对方的行为是否符合“冷血症”症状。

最后,“冷血症”这个词的着眼点是个体内部的病变,这有悖于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思潮,即认为社会偏差应该从外部寻找原因。1930年,由心理学家G. E. Partridge创造的新词“社会病态”开始流传开来。1958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蟑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用“社会病态人格”(sociopathic personality)来形容这类症状;1968年又把这种病症更名为“一般性反社会人格障碍”(general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Cleckley的书最终失去了市场,晚年时的他形容自己好像“旷野中的哭喊”。他死于1984年,后世的人们记得他,多半是因为他与Corbett Thigpen合著的描写多重人格症的《三面夏娃》一书。

1960年,Robert Hare接手了一项工作:在温哥华市外20英里远处的一间重兵把守的监狱担任驻守心理医生。上任第一天,就有一名深色头发、又高又瘦的犯人走进办公室说:“我说医生,工作咋样?听着,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后来Hare医生记录了这次会面:“他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吡卜作响,他看我的眼神如此直接而犀利,都让我怀疑我以前是否真正地这样去看过一个人。”

Hare问这个被他称为Ray的犯人遇到了怎样的问题,“犯人掏出一把刀在我鼻子前摇晃,整个过程他都微笑地看着我。” Hare回忆道。他在1993年出版的《灭绝良知:我们周围冷血症患者的纷扰世界》(Without Conscience: The Disturbing World of the Psychopaths Among Us)中提到了这件事。Ray告诉医生,他本来打算将这把刀用在另一个犯人身上,因为后者曾向他的“被保护人”示好,在监狱的黑话中,“被保护人”指的是同性恋伴侣中被动的一方。

在Hare驻守监狱的八个月中,Ray虽然从来不曾加害,却成功地操纵了他。两年半后Hare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假释出狱的Ray还试图用假造的成绩单在哥大登记注册。

驻守监狱的那段日子,Hare对冷血症的文献还不熟悉。那一年年底,Hare举家搬到了安大略省伦敦市,在西安大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Hare在东部旅行时,有一次下山途中刹车失灵,他回想起Ray曾经在监狱的修车场里动过他的车)。

Hare的论文重点研究惩罚机制对人类学习和表现的影响,有一天在图书馆,他发现了《神智健全的面具》这本书,读了Cleckley所写的案例后,他把自己想像成Ray,以及他在重兵把守的监狱里头所遇到的另几种犯人。这些人真的是冷血症患者吗?第二年开始,除了阅读Cleckley的著作之外,Hare还阅读了Cleckley综述的早期文献。196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温哥华,并且为自己制定了此生的工作目标:研究冷血症,并制定一份冷血症病状量表,这就是此后Kiehl用到的20项诊断标准。

多亏了这份量表,在不同地域工作的科学家们才能自信地判定他们各自的被试可以归入相近的类型。

PCL在法庭上也有了多种用途。整个加拿大的假释委员会在听证时都会使用PCL,美国也在越来越倚重PCL。在美国允许执行死刑的37个州,检方通常会在法庭对死刑案件量刑之际上呈被告在冷血症量表上取得高分的事实,以作为量刑时的“加重因素”。

冷血症评分同样被用于儿童监护案件,被判高分也许会导致父母中的一方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眼下,Hare在冷血症研究领域享有极高权威,他指导过的学生们已经在加拿大监狱管理系统担任重要行政职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Hare之后两代的冷血症研究者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

Kent Kiehl八岁的一天,他那位在《塔科马新闻论坛报》(Tacoma News Tribune)任编辑工作的父亲Jeff,在家中谈到当地一位名叫Ted Bundy的人:“据说就是这个街头小混混杀了那些女人。”Bundy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搬到塔科马港,他因对至少30名女性实施性侵犯和谋杀而在1970年代臭名昭著,然而他的外表看起来却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他曾经获得过来两封对他极尽赞扬的推荐信,一封来自他曾经就读本科学位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信中形容他“非常地聪明,风度优雅,积极性高,并且为人正直”);另一封是来自与他共事过的华盛顿共和党理事Dan Evans。讨巧的外表,迷人风度和出色语言能力,让Ted Bundy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猎手”:他于1979年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并获死刑,之前他在塔科马港那一带人们的心中都一直是无辜的,Bundy在1989年于佛罗里达被执行死刑。

Kiehl的父亲是个体育迷,但他长年受一种肌肉萎缩症的折磨而行动不便(Kieh2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爸爸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成为大学足球队一员。” Kiehl也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在Washington Huskies大学5万名“粉丝”面前踢上一回。他后来上了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并在几千人面前踢球。他决定向医学发展并且登记成为预备医师之后,再也无法平衡学业和体育爱好之间的关系。大二时一次膝关节受伤后,Kiehl作出了最后的选择。

Kiehl选修了一门心理语言学专家Debra Long教授开设心理学课程,Debra Long同时也是他的学业导师,Kiehl很享受他和Long对情绪处理和脑所做的研究。

Long教授问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Kiehl回忆道:“我对她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干坏事,他们怎么会变成那样的,就像Ted Bundy。而且我也想研究脑。” Long教授给出的建议是,Kiehl应该把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冷血症。

Kiehl根据他对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485名本科生调查所得的数据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他分发给学生们Hare的冷血症量表让他们填写。最后他发现,有冷血症特质的人中间,破坏性行为所占比例极高。

Kiehl早年在冷血症领域接受训练时,正赶上功能性神经成像技术的出现,Kiehl是个电子产品迷,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实验所需的计算机技术。最早期的技术是用来衡量事件相关电位(简称E.R.P.)的,它可以通过使用镶嵌了电极的帽子来绘制脑部活动情况的图表。

1991年E.R.P.系统在温哥华监狱的使用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Robert Hare和两名研究生向公众展示了冷血症患者与普通人之间处理“爱”“恨”之类词语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在Bronx V.A.医学中心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Hare、Joanne Intrator等研究人员发现,冷血症患者的脑在加工带感情色彩的词语时使用的部位与一般人都不同。

常人在处理带感情色彩的词语时,脑活动集中在中脑的边缘区域,因为那是处理情绪的中心;而“冷血症”患者们脑活动的中心却是大脑前部专司语言的部分。Hare解释道:“看起来他们只能从语言角度来理解感情色彩词语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能理解歌词,但无法理解曲调。”(待续,还真是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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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舒

回复 2 楼 2016-01-12

受折磨的灵魂:他们缘何天生“冷血”(下)

刊载于《纽约客》2008年11月10日号,原文在此,上半部分在此

作者:John Seabrook 译者: 卜芝索芸

译者简介(真的够简):

刚开始在科学松鼠会潜的时候读的还是工科,现在转基础心理学了,很荣幸和达文西一起来翻译这篇文章.(祈祷大家在看完后,别用我的ID总结感受:)

自那时起,脑成像就开始主导认知神经科学,尽管它在冷血症的研究中应用得还并不广泛。迄今,冷血症的fMRI研究仅巩固了这项技术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各种模型。Kiehl曾经研究过这些理论,那时,他正在Hare设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攻读博士。一些科学家认为,冷血症患者受严重且广泛的注意力缺损之苦,因此,他们总是会暂时忘记特定反社会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后果。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系主任Joseph Newman是该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模型基于传统研究方法,如,用大脑受损的老鼠进行实验室研究,以及用著名的纸牌游戏对人类进行研究。在纸牌游戏中,玩家会逐渐开始输钱,控制组的玩家在所得减少时就会停止,而冷血症患者只关注选了下一张牌后的结果。对冷血症的另一种假设是,患者缺乏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更关键的是缺乏道德恐惧感——对惩罚的恐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David Lykken开此项研究的先河,现在已经有James Blair, Christopher Patrick等人领过了接力棒。这个模型的最新假设是:冷血症是杏仁核的功能障碍所致。杏仁核是位于中脑的一束杏仁状的灰质,它是负责情绪加工的一个脑区。

当Kiehl来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Hare将他派往附近新开的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Kiehl事后回忆道:“Bob说:‘有个刚开的监狱,住着最糟糕最糟糕的囚犯——你可以在那儿工作。’于是我提交了做E.R.P研究的申请,见了监狱的精神病医生Johann Brink。他说,‘我给你找了这间办公室,这是你的钥匙,那边就是囚犯了’——这就是对我的培训。他们打开门,有五十个纹着纹身的家伙看着我。第一周,我和一个连环杀手面谈。他告诉我他杀了十六个人,还描述是如何把他们切碎的——当时我就隔着桌子坐在那家伙对面。”

Kiehl对一个在PCL上得了“满分四十分”的囚犯印象最深,我管那个囚犯叫George。George来的那天早上,Kiehl正在监狱。经过一番处置,George脱得一丝不挂,在倾盆大雨中走过牢房外的路。“我新来的,”他后来跟Kiehl解释,“我想立刻证明,我是个疯狂的混蛋,离我远点。”George详细讲述了他罪恶的过去。他自儿时开始犯小错,十七岁被判纵火罪。九十年代早期,他因为非法入侵住宅在监狱待了十八个月,之后搬回去与他妈妈同住。一天,俩人吵架,她拿起电话呼叫警察。“伙计,你能相信吗?这婆娘居然有这胆子。”George问Kiehl。他用电话线缠住母亲的脖子,将她勒死。“然后我把她扔下了地下室的楼梯,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死了,于是我找来把菜刀捅她,她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声音,我猜是气体在往出蹿,但我不确定,所以我抓起一个大丙烷气罐把她的脑子砸出来了,”然后,他离开了三天。“我回来时,房子发臭——臭气熏天。”他用漂白剂清理了整个地下室,裹起他母亲的尸体,塞到她汽车的行李箱里,开进了山。

路上,一个警察拦住问他是不是喝醉了。George说自己只是在找地方方便。警察给他指了条土路,George就开过去把尸体留在了林子里。结果,他抛尸的地方是一片松树甲虫猖獗的山区,几天后一个林业员发现了尸体。“该死的松树虫子”George忿忿道。一开始,警察在房子里找不到任何证据,但是George忘了清理溅有血迹的甲烷气罐。当他被定为误杀罪并判处终身监禁时,George只是笑了笑。

Kiehl本想扫描George的脑。但fMRI机器通常在医院或神经科学中心,将囚犯从牢里送到机器跟前又复杂又花钱。得需要周密的安保措施保证人员安全、防止罪犯逃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Kiehl已经因为扫描罪犯的困难和那些科学家得要处理的小数据样本屡次受挫了。“你会想有800个被试,而不是8个。”他说。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八年里,Kiehl只扫了五十来个囚犯。之后在耶鲁大学作副教授的七年中,他扫描了约两百名曾是囚犯的人,不过只有一部分的PCL得分高。

从1993年开始,Kiehl就在想补救的法子:一天在温哥华的高速公路上,他开过一辆侧边写着“移动MRI机”的卡车。“当时,我就想,嘿,要是在监狱有上这么一个该多好,”Kiehl说。当时,他对搞到扫描仪需要的两三百万美元没抱什么希望。最终,2006年,新墨西哥大学找他商量把实验室搬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的事。

Kiehl在新墨西哥大学被任命为副教授,和阿布奎基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的主要研究者。该组织按他的要求,购买了一台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轻便式扫描仪。2007年1月这部机器安装在了新墨西哥州惩治所(the Western New Mexico Correctional Facility),在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资助下,Kiehl开始了扫描。“目前,我们已经在总共一千个序列里扫描了五百多囚犯了,”他告诉我。“四个月里我扫描的精神病态者数是之前工作中总数的两倍。”

今天,Kiehl和Hare有着互补但复杂的关系。Kiehl称Hare为导师,还认为自己是在通过研究冷血症的神经机制对Hare的量表进行证实。Hare则对把fMRI当诊断工具不那么热衷。“有人说,某种意义上,这是新的颅相学,”Hare说。十九世纪,颅相学通过查看脑袋上的隆起判断人的精神特质,它早已坏了名声。“只不过这次隆起在里头罢了。”(Hare本人是脑成像技术的“强烈支持者”,但是他提到,单靠扫描永远是不够的。)Hare认为自己是多面手,觉得Kiehl更像是一个“数据控”。Hare补充道,尽管Kiehl的急性子让人敬而远之,“但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做成事的原因。”

Robert Hare蓄须、削瘦,超然的作派似猫一般。他今年七十出头,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荣誉退休。我五月份在奥巴尼的一家霍姆伍德套房(Homewood Suites)宾馆见到他,他在那里主持一个为期两天的精神病及其量表使用的研讨会。会议的发起者是纽约州心理健康局性罪犯教育与治疗办公室。(the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s Bureau of Sex Offender Education and Treatment)相当比例的性犯罪者都是冷血症患者。针对那些刑期已满但不能予以释放的性犯罪者,纽约州最近开始在精神病治疗机构中筹措一系列特殊计划。

Hare的冷血症量表现在共有三个版本。(一个少年版,一个普通人群版——所谓“筛选版”,用来对没有症状的人进行诊断)每次使用官方PCL评分表,Hare都会收取一笔版权费。整套关于冷血症的文件包中有一本跟书一样厚的使用手册,其中介绍了如何用评价量表,价值263美元。它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奥巴尼(Albany)举行的研讨会是Hare每年要主持的大约五六个会之一。下周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做关于冷血症和罪责的报告;然后去罗马执导意大利宪兵如何使用评价量表,以及如何定义冷血症患者。在奥巴尼,他的听众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其他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

Hare认为自己是在继续Cleckley开创的一项事业——提醒社会注意一项几乎会被继续遗忘的,具有破坏性,代价高昂的精神障碍。法庭经验让Hare知道,冷血症对监狱里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执法者和假释委员会都很重要。和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个体打交道的人们,需要工具去识别冷血症患者,并在他们可预期的行为基础上做出风险估计。(根据几项国内外研究,冷血症罪犯在释放后一年内重返监狱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三倍。)Mary Ellen O’Toole是FBI的顶尖刑事分析员,她的工作是调查全球最极端、最暴力的犯罪事件,包括连环谋杀、连环强奸,儿童绑架,校园枪击,工作场所暴力,家庭凶杀案等极端和/或异常的暴力犯罪。她告诉我,在调查犯罪现场时,她会利用自己针对冷血症的训练——她也曾到Hare那里受训。她会在调查中寻找那些“符合精神病人行为的特征,比如不思悔过、寻求刺激、行为冲动等。”而调查所得的信息又能在“调查、面谈,甚至对被告的起诉”中发挥作用。

Hare想从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常用以诊断精神疾病——译者注)的整体诊断中,把冷血症从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P.D)中区分出来。“这就像肺炎跟感冒,”他说,“它们有些一致的症状,但前者更致命。” 1994年,在DSM第四版出版之前,Hare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到了一些现场研究,它们反映了冷血症和A.P.D的不同。精神病医生John Gunderson领导了人格障碍工作组对DSM的修改。据Hare回忆,John Gunderson曾告诉自己,从理论上说,自己“赢了这仗”。尽管如此,在DSM第四版中,“冷血症”仅以A.P.D的一个同义词出现。(Gunderson说这是机构惰性的表现。)Hare已经在继续跟踪将于2012年面世的下一版的准备工作了,他近来也发电邮给工作组的一位资深成员,询问A.P.D有无任何修改计划。但据他说,回复中并未表态。

Hare出过两本书,将一些冷血症的概念翻译给了普通听众,并尝试教人们如何在自己中间识别“成功的冷血症患者”。在《灭绝良知》(Without Conscience)的引言中他写道:“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你很有可能会和冷血症患者有痛苦的来往。为了你生理上,心理上和财产上的健康,知道如何辨别冷血症患者很重要。”书里写到,容易吸引冷血症患者的职业包括执法,军事,政治,和医药——尽管他强调,这些行业都是有规范和自我监督的。冷血症患者最中意的是商业,Hare说。在他的第二本书、与Paul Babiack合写的《套中蛇:当精神病态者去上班》(Snakes in Suits: 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中,Hare调侃了流行心理学,指出很多特征,像冷酷,缺乏社会良知,一心追求成功,在公司里是可取的,但之外都可能会被视作冷血症。

研讨会第一晚,Hare和我到Smokey Bones吃饭。我们沿着沃尔夫路高速行驶时,前面一个交通灯变黄了。我本想干脆油门踩到底——要不是为了我的乘客的话。后来我还是放慢速度停下来。但身边的车飞速开过,闯了红灯。

“哈,瞧”Hare说,“这么说,那男人可能是个冷血症患者。”那确实是冷血症患者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将十字路口的其他人置于危险中。

但问题是,“冷血行为”——比如自我中心,或缺乏现实的长期目标——在超过百分之一的成年男子身上都有。冷血症特征的这种模糊性会让它看起来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五十年代中期,《无因反叛:犯罪精神病态者的催眠分析》(Rebel Without a Cause: A Hypnoanalysis of a Criminal Psychopath)的作者Robert Lindner将少年犯罪解释为群体冷血症状爆发。Norman Mailer在《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中却将这个说法翻转过来,将嬉皮士看作“哲学性冷血”一样来崇拜,因为他们有鹤立鸡群的勇气。六十年代,社会病态取代冷血症成为主流观点。当下,在我们这个基因决定论的年代,社会又在四处发现冷血症患者,这无疑又会刺激另一些人说,它根本不存在——过度曝光和经费不足的循环将重演。

Hare儒雅、博学。在席间,他将自己对冷血症患者的诊断描述应用在了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由Orson Welles扮演的反面人物Harry Lime就是一例。“亚戈是个典型的冷血症患者。” Hare补充说,“莎翁就是这么写他的。电影和戏剧中他被演的很邪恶,但莎翁不是那么写他的。”(亚戈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塞罗》中的人物――译者注)Hare虽友好但仍对我保持警惕——好几次他都说:“告诉你之前我必须要看你的眼睛。”我们聊起量表。“对量表的现状我开心么?”他反问道。“不,并不总是。拿它判人死刑我开心么?不,我没有。”他也不支持在子女监护权的案子中用量表。然而他相信,当在法庭上用它作出恰当的风险预测时,它的社会收益是远远超过它的缺陷的。Hare拒绝把像Ted Bundy(此君系著名连环杀手,绰号“漂亮诱惑”,以俊美形象吸引异性——译者注)这样的暴力冷血症患者和参与经济犯罪的非暴力冷血症患者区分开。按他的说法,两者都会不择手段。他继续说道:“你能说Ted Bundy比安然公司的家伙们带来了更多灾难么?(指安然公司破产造成的后果——译者注)这么多人没了积蓄,该有多少人自杀,多少声明给毁了啊?”

Hare向我透露,在U.B.C执教时他发现“冷血症研究者最后可能会成为研究对象的受害者。”他讲述了刚工作时,他的一名学生是如何与一个囚犯有了性关系。监狱方在牢房中当场捉奸。和Hare当面对质时,那学生“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没做过’。”他回忆着。那学生是如此确凿地否认了一切,以致Hare开始怀疑那些他曾信以为真的事。

饭后,我们去Hare在宾馆的房间喝苏格兰威士忌,他给我看了他电脑上冷血症患者视频。“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的眼睛。”他说。“看他们是如何控制你的。” 我们看着“Bruce”, 一个长发、牙齿参差的四十岁男人,描述他是如何在小时候谋杀了他的兄弟。他嘴旁的微笑让我脖子上的肌肉疼痛地抽搐,只有不看屏幕我才能感觉轻松些。

我在新墨西哥时,一天早上,Kent Kiehl安排扫描了我的大脑。我到精神研究组织(Mind Research Network)报到,穿上了医院的长袍。我将要完成一项视觉任务——对一系列图片就“道德攻击性”在由0到5的量表上打分。

我爬上轮床,一位技术员将内部装有显示器的头盔调整好,然后缓缓将我送进了棺材一样的扫描舱内。有一瞬,惊慌向我袭来。我右手拿着按键装置,一会用它来给图片的攻击性打分。关注我右眼的虹膜扫描仪将在我做决定时记录我注视的图片部位。头盔上传来MRI技术员那抚慰人心的声音,指导着我。实验的主要设计者Carla Harenski则在隔壁房间监督着整个过程。

fMRI机器发出音调很高的飕飕声。我开始看照片。一张是沾满血的小宝宝。我先想到血,然后意识到情景——出生——给它的道德攻击性打了0分。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脸被打得血肉模糊:这个我打了高分。有一张奥萨马·本·拉登的图片。我打了四分,尽管我觉得我是在做智力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判断。有俩人在足球比赛里不慎撞头,这张图开始得了0分,但后来我把它改成了1,因为也许是犯规呢。我想过故意地答错,像冷血症患者那样。然而我还是如同一个五年级好学生般,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那晚,和Kiehl以及他的三位博士后在学校旁边的餐厅见面时,我拿来了扫描图像给他们检查。精神研究组织给我刻了张盘,我又把图拷到了笔记本电脑里。“在酒吧里看你的脑图像总是不错的。”Kiehl边说边挑出居中的一张切片图。“嗯,看着正常——所有部分都在。”他默默研究了几秒图像。“你的胼胝体看着有点薄,”他说,“等等,这是中央的切片图么?啊,是的。嗯。是的,它是薄了。”胼胝体是左右脑的细长连接物。

“那意味着什么?”我问。

“不确定。”Kiehl说。“我们需要你的完整病历来解读它。”他说他会分析数据再拿给我,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结果。同时,我又严厉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那些道德选择。最终,博士说我没问题。

Kiehl对他的便携式扫描仪有大打算。2008年夏天,为了扫描高风险青年,他将它移到阿布奎基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少年拘留所里。法律上,扫描未成年人比扫描成年人更复杂——被试和他们的家长都得签知情同意书——但Kiehl说他已经成功招到了一百五十名志愿者。利用青少年版PCL,他在这些小孩中确定了五十多个得分超过30的。

虽然心理学家不把未成年人称作“冷血症患者”——他们是“有冷血症特征的青年”——但有相当证据表明,症状出现的年龄早于十八岁;2005年的《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刊登了一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七岁儿童的重要基因风险的证据》。该文作者Essi Viding指出,症状可以在儿童早期检测到。对研究者而言,年轻的冷血症患者尤其有趣,因为普遍认为他们的脑袋比成人更具可塑性。2006年的一项关于专门谈话治疗项目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研究在威斯康星的一个少年拘留所里展开,它涉及141名在青少年版量表中得到高分的未成年罪犯。在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讲师和治疗中心的心理学家Michael Caldwell报告:一旦获得假释,接受过治疗的少年比控制组的少年更有可能摆脱麻烦。“也就是说”,Kiehl告诉我,“毕竟精神病态是可治疗的,要是你逮得足够早的话。”当然,正如他在一封电邮中指出的,就算面对十分暴力的年少罪犯,我们也得承认,“确知治疗是否奏效的唯一办法,是在刑满之后把他们送回社区中……重新释放后,或许你可以将他们置于一个专门的社区或监控项目中。”

迄今,Kiehl已经用那台轻便仪器扫描了九十个成年冷血症患者的脑。他说,数据证实了他的假设——冷血症和边缘部位的功能缺损相对应。“如果你把冷血症患者的脑图像放在控制组旁边,就很明显了。”他对我说。威斯康辛大学的Joseph Newman对Kiehl的假设总体很感兴趣,他希望用这些新数据改进自己的模型,不过,他觉得目前它仍然“是个相当模糊的理论。”

今年秋天,Kiehl计划将扫描仪搬到Grants附近的一个女子监狱去。“据我所知还没人扫描过女性精神病态者。”Kiehl说。除了在精神病态研究领域,他还可以预测这台轻便扫描仪在很多神经生物学研究上的应用。“你可以把它带到伊拉克,上战场前给他们都扫扫,然后下战场后再扫描,用这些数据可以研究创伤后精神压力综合症(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他建议。共情和道德推理的研究者也会想一试Kiehl的扫描仪,但他们得要付得起每小时五百美金的使用费。最近,世界顶尖的共情研究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神经科学教授Jean Decety前往西部,用那台扫描仪研究了合作项目中Kiehl的一些被试。

当Kiehl和他的同事在寻冷血症的生物标志时,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在试图通过DNA研究找出基因标志了。在最近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中,Guillermo Ponce和 Janet Hoenicka指出:两个与严重酒瘾有联系的基因同样可能和冷血症有关。在神经生物学探索的其他领域,人们也正在努力进行包括行为、神经化学、药理学以及心理生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如果可以为冷血症建立生物学基础并开发出药物治疗的话,那人们就能很好地接受一个观点——很多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冷血。如Kiehl所指出的:“在五六十年代,要让抑郁症满足治疗标准通常都很难。然而,DSM第四版已经把抑郁症的定义如此泛化,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到达了它的标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药物公司在游说改变标准——因为他们有方子,即那些可以在中度抑郁时帮助人们的药物。这个做法合适与否就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他补充道:“中度的冷血症终有一天也会被当成一种精神障碍——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治疗的话。”

像研究冷血症领域的很多人一样,Kiehl也明白把冷血症当作一种精神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比如,对治疗没有反应的少年冷血症患者,拿他们怎么办呢?对他们的羞辱的影响是深远的。不难想象某天,人们发明了某种犯罪潜力指标,每个人的冷血症风险都在年龄很小时就确定了。Kiehl最近成为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律和神经科学项目(the MacArthur Foundation’s Law and Neuroscience Project)的一名科学家成员,该项目就将研究一些神经成像的法律影响。

冷血症同样带来了关于司法的基本问题。我们司法体系的核心是有理智的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美国没有针对冷血症患者的精神错乱辩护。)芝加哥大学的Decety这么对我讲:“我们基本上仍然运行在一套圣经式的惩罚系统中——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考虑在多大程度上罪犯的行为是故意的。但神经科学正给我们展示的是,大量的犯罪源于冲动——罪犯无法自控。这点一旦清晰起来,一旦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司法系统将如何应对呢?” Joseph Newman说:“我四处给监狱的工作人员作演讲,告诉他们囚犯不只是混蛋,然后警卫就上来了:‘很喜欢你的讲话,博士,但你是在说这些家伙对他们的罪过都没责任么?’”

Kiehl希望通过下个十年从众多种族群体中建立起一个有一万名冷血症患者的数据库——男性、女性和少年——数据库包含他们的扫描脑图像、DNA以及病史。这个数据库能像Johnson博士的词典服务语言学家一样,为精神病态的研究者服务——作为初始参考。至于这些数据能否保证人们将精神病态视为一项精神障碍,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Hare说:“仍然需要收集大量被试的生平数据,并把它们都和脑扫描结合关联起来,才能让那些图像有意义。”而且就算到了那时,我们仍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行动起来会不顾良知。

尽管如此,对Kiehl而言,有了轻便式fMRI就像是一个体育梦想变为现实。“有时早上起来,我真不敢相信,一切都有了:扫描仪,实验室,我们在积累的数据。这就像赢了超级杯一样。”

(完,终于~)

长街送纸和笔墨

回复 3 楼 2016-01-12

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

译者:晓乐

校对:装大雷

原文:I Have Asperger's, and My Mum Says My Brain Works Differently. H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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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英国达人秀亚军苏珊大妈(苏珊·波伊尔)在成名后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早在她出生时,却被人贴上了“脑损伤”的标签。

冰岛的Emer McHugh问了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孤独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一个问题:“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妈妈向我解释说‘ 我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以下是教授有爱的回复。

你妈妈是对的,现代科学证据表明:孤独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大脑是和别人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异常”。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一般大脑发育模式不同,与一般大脑相比,孤独症患者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会更大或者更小。

大脑结构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胼胝体,它是连接左右大脑半球的结构。大多数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胼胝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变小,从而阻碍了大脑很多区域的连结,这就解释了孤独症患者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整合复杂的概念。

而大脑功能不同的一个例子是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做一些涉及“心智理论(注:了解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区域会被激活,比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是在孤独症患者中却不会有如此表现。

但孤独症患者的大脑也具有优势。当执行注重细节的任务的时候,比如寻找一个指定的物品,他们会更加快速和精确。此外,孤独症患者大脑中负责加工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后顶叶皮质活跃程度相对较低,从而说明孤独症患者处理此类信息具有更高的效率。

孤独症不过是非典型神经发育的一种表现。大脑连接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都有它的好和坏,这种神经多样性的概念会改变人们对孤独症的传统认识。

这儿是神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我天生是左撇子,在20世纪60年代,4岁的我被所在小学强迫改用右手写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的。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不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知道了13%的男孩和8%的女孩生来是左撇子,这没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没有必要强制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长。

有些人可能尝试着做出一个评价,认为某些发展模式比其他的“更好”,但是考虑到人们所处的环境,好与不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曾有一个孤独症患者如此评价“我们就像生活在咸水里的淡水鱼,如果把我们放到淡水中,我们就会生气蓬勃;把我们放到咸水中,我们只能挣扎求生”。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恰巧生活在一个右利手才被认为是正常的世界里,那么左利手就变成了一种残疾。如果环境不再要求“右利手”时,这种残疾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与此相似,在一个期望每个孩子都好交际,能面对面交流和闲谈的世界里,很多孤独症患者就会被视为具有某种残疾。而一旦去除了这种期望,有很大比例的孤独症患者其实可以活的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用“孤独症谱系状态”,而不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我只改了一个词,但这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孤独症谱系状态”同样表明了这些人有某种基于生物学因素的异常,但是却避免了暗指这是大脑发育受损的结果。

但我们要明白:神经多样性并不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神经状态都是同等的,但我们知道:某些神经状态意味着这些个体只能应对特定环境,与能应对更多环境的人们相比,他们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与左利手相比,孤独症更像是某种视觉或者听觉损伤,因为确有一些功能会受到损伤,比如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前文曾提到,如猜测别人的想法或感受)。考虑到拥有这种能力可以使社交更容易,这种能力的缺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孤独症确实会导致某种异常。

我们假定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想拥有典型的与“心智理论”有关的能力,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容易。但是当出现治疗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治疗只针对孤独症不足的方面,并且能让他们的优势自由发挥,如对细节的专注、对特定话题的深入探索和快速识别系统中重复模式的能力。

不管治疗方法是否存在,我们都应该渴望这个世界对孤独症更加友好。考虑到人群中每有1名孤独症患者,就会有99名未患孤独症的人,因此孤独症患者觉得他们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意识到他们的困难并展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也是人们帮助他们的重要途径。

扩展阅读

你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吗?

林1884362

回复 4 楼 2016-01-12

一心不可二用

翻译、校对:Sourire & Xeen

原文: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1/aug/11/neuroscience-psychology

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让你对一些本应容易注意到的画面或声音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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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惊讶于当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你会变得多么地粗心大意!摄影:Sarah Lee/Guardian】

你上了火车,找到座位,打开了你最喜欢的作家的最新畅销书。你对面的夫妇正在聊天,司机提醒火车将稍许晚点,但你仍全神贯注地读书,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声音。事实上,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甚至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快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当你快读完一段内容,抬起头来看一眼时,火车已经渐渐驶离了你准备下车的车站。

类似这样的日常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对某件事集中注意力对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对进入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产生了很大影响。相似情形在实验室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Dan Simons和联合学院纽约分校的心理学家Chris Chabris共同设计的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

这个实验最早开始于1999年,通过实验,Dan和Chris展示了一个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这个现象揭示了集中注意力后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

“我很好奇人们是否能够忽视一个出乎意料却完全可见的事物”Simons说,“我们选择大猩猩来进行实验是因为我们想选择一些引人注目的事物,这样当人们忽视了它就会更惊讶。但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效果是否取决于这个出乎预料的事物是否显眼。事实证明,出乎我们意料地,大家完全忽视了本来很容易发现的不速之客(大猩猩)。

受到波士顿警员Kenneth Conley的案件启发,最近,Simons和Chabris开始调查现实生活中的“非注意盲视”。Kenneth Conley在追击一名嫌犯时路过了一起恶意殴打案件的现场,而事后Kenth宣称自己根本没看到有这么一起事件。在庭审时,陪审团一致推测该警员在说谎,他被判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Simons和Chabirs随后模拟了事件以检验Conley的证词是否真实。他们让一部分实验的参加者跟随某人慢跑穿过公园,并且在途中“上演”了一场斗殴事件,同时让一些参与者近距离观察慢跑者并记下他抬起手摸了几次帽子。

实验结果就和“看不见的大猩猩”一样让人震惊。在夜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斗殴事件,而在白天,也仅有刚刚超过二分之一的人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当参加实验人员被要求集中注意力去数慢跑的人摸了多少次帽子时,参与者注意到斗殴事件的可能性更低。

对于这些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但是大部分都表明了注意力集中是如何影响视觉洞察力的。另一项新的研究建立在注意力集中对于听力的影响上,被人们称为“非注意失聪”。这项研究由伦敦认知神经学研究院的Nillie Lavie 和她的博士生,就读于牛津大学的James Macdonald共同发起,他们发现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时,会导致对周围明显的响动充耳不闻。

Lavie和MacDonald在电脑屏幕上向参与者展示一些十字交叉的形状。每一个十字都有绿色和蓝色的两划,并且其中一划比另一划稍微长一点。让参与者用键盘指出哪一划是蓝色的,或者哪一划最长。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稍难一些,因为参与者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来区分十字一横一竖之间细微的长度区别。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调查 “知觉负载”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意料之外的声音的感知。参与者全程戴着耳机并被告知这会帮助他们讲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在一些测试中,耳机里会播放一些可闻声,该声音或混杂于白噪音中,或单独播放,之后参与者将被问及是否注意到这些声音。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进行相对更难的视觉测试时,即使这些声音是单独播放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声音的概率也大大降低了。

“知觉负载对应的是一项任务中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以及处理这些任务信息所调动的感官程度。”Lavie解释道:“它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应的,因为相对较难的任务需要调动更多感官。” 但是上述理论也许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也许你正在做的计算机任务并不太难,但如果电脑屏幕上有许多不同的视觉信息,可能就需要你调动更多的视觉感官来参与其中。”

这些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着显著且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过马路时发短信,会让你忽视正在飞驰的车辆发出的噪音。同样地,在你用手机导航或者管注在路边的广告牌时,你可能注意不到汽车的喇叭或者自行车的铃声。Lavie和Macdonald的文章向伦敦交通及自行车安全骑行活动提出建议,提醒广大司机不仅应该提防“非注意盲视”带来的危险,也应该防范“非注意失聪”。

“某种声音或特定的视觉信号能否被人注意到取决于它周围干扰的程度,”Lavie说,“即使你把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放置在很大的噪声之中,人们也可能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其他事物上而丝毫未对这一信号有所察觉。这就说明如果汽车在嘈杂的马路上鸣笛,而人们的注意力在视觉上高度集中时,人们就很可能对鸣笛充耳不闻。”

虽然非注意盲视和非注意失聪被人们认为是注意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但它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它们能避免人们被诸如弹出广告或办公室周围嘈杂的建筑工地等无关因素分散注意力。“我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Lavie说,“这可能让你学习得更有效率,让你在工作中更具生产力。”

对于非注意盲视和失聪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警示,同时也能让我们一窥大脑在注意力集中时的运作机制。Lavie和Macdonald的研究结果提出,大脑分配给视觉和听觉之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随后2005年的一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用了与“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相仿的原理。这一次,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中的被实验者们不仅没有能看到从屏幕中走过的女性,而且也听不到她用指甲刮黑板发出的噪声。

进一步的假设是,注意力也许也在其他感官,比如嗅觉和触觉中共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不同味道和材质的分辨,也会消耗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非注意嗅觉和触觉失聪”。Lavie认为这些可能性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一些有趣的方向,同时她还指出,有些研究证明集中注意力完成复杂的视觉任务能减轻对疼痛的感知。

“我相信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的感官模式。” Simons说道,“因为你一旦使用了认知能力,不管使用哪一种感官,你都极有可能对意外状况失去关注。”不过正如他目前所担心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识不到身边的意外状况,而是我们直觉上错误地认为我们能意识到那些事情。”

作为看不见的大猩猩研究的一部分,Simons和Chabris发起了一向针对全美1500名成年人的直觉的调查。其结果发表于上一周,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被调查家庭相信即使在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事上时,他们也能够注意到那些出现在他们院子或者视野中的不寻常的事物。而非注意盲视和失聪完全证实了这样的直觉是子虚乌有,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Simons和Chabris所说的“注意力带来的错觉”。

参考文献

MacDonald, JSP and Lavie, N (2011) Visual perceptual load induces inattentional deafness. 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10.3758/s13414-011-0144-4

Chabris, CF et al. (2011). You do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if you do not notice Fight Club: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a simulated real-world

assault. i-Perception dx.doi.org/10.1068/i043

Simons, DJ and Chabris, C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10.1068/p2952

Simons, D., & Chabris, C (2011) What people believ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PLoS ONE10.1371/journal.pone.0022757

环球导游大使

回复 5 楼 2016-01-12

过目不忘:神奇的天赋之完美记忆

本文为第103期小红猪抢稿译文

翻译:齿状回

审校:郑然

mg21528781.500-1_300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回忆出他们生活中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解开他们的谜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记忆的机制。

一切从研究专家盖姆斯.麦高夫收到的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邮件说起。一位名叫吉尔普赖斯的34岁家庭主妇声称自己可以记住从12岁起每一天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她对当下每一天做的事情也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称我们为人肉日历”她写到,“而有些人对此则避之不及。但是所有了解这种天赋的人都表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每天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历历在目,这快让我发疯了!”

麦高夫邀请普赖斯来到他的实验室,让她看一本名为《二十世纪每日记》的书,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一天重要事件的书籍。之后,麦高夫随机翻到其中一页问普赖斯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飞机失事或者是选举,又或者是电影明星的丑闻,她都能记得”,麦高夫回忆道,“每次都是这样。”

于是2000年的6月份,麦高夫的团队对普赖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她是少数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群之一。这些人既不属于孤独症类的怪才也不是所谓的记忆术表演者,但是他们可以几乎记住他们生活中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深入研究他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大脑的连接机制为探究人类记忆本质提供了可能。

被麦高夫的研究所吸引,我参观了他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想去探寻这些拥有非凡记忆力人们的生活以及研究者们是如何研究他们的。”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吃惊了!“麦高夫的同事,奥若然. 普赖斯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可以记住任何你提到的一天的事情”,她告诉我们,研究这些记忆力高于普通人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记忆受损的群体,为研究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

客观地说,我们对于记忆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我们对于记忆丧失的体验。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莫拉森(众所周知的HM),他由于治疗严重癫痫而进行了手术。因为医生对癫痫病灶的不准确定位,他的大脑一些其他的区域被切除,切除的部位包括海马,这是一些在大脑两侧内部蜷缩起来的区域。

对于HM来说,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可以回忆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但是他无法记住任何发生在手术之后的事情。研究者们每天都要向他重新介绍一遍自己。然而有趣的是他却可以完成一些用到短时记忆能力的测试任务,比方说把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几分钟。

得益于HM以及其他许多由于脑损伤或者中风引起神经问题的患者,现在我们知道了记忆其实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去加强,或者多次复述记忆的内容,我们的短时记忆只可以保持大约一分钟。但是,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依旧很神秘,海马似乎在将稍纵即逝的影像转换成长期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时记忆则被认为存贮在大脑两侧的颞叶中。

长时记忆可以被分为与概念相关的语义记忆(如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自传体记忆(关于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普赖斯在短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上都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但是在自传体记忆方面,她的得分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

甄别工作

麦高夫的团队自然不是从外表上来判断普赖斯的记忆能力。通常来说,如果他们关注某人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该被试的日记、相册、家庭成员访谈或者网上调查的方法来调查他们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测查一个人对他们第一栋房子的描述,然后与他们在谷歌街景上或者家庭相册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对比。

2007年,麦高夫的团队在杂志《神经学案例》中发表了他们关于普赖斯的发现,断言说普赖斯是第一个被发现拥有超长的自传体记忆的个案,之后他们又发现了33个其他的拥有类似天赋的人。就普赖斯来说,这种非常详细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她大约10岁的时候。

我在电话采访了普赖斯时询问听她拥有这样的能力有什么感觉。“我的记忆几乎控制了我的生活”,她说到,“这给我都带来喜悦的同时也折磨着我。记住那些生命中感动的瞬间让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同时,那你也记住了不好的事情。”普赖斯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在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悲伤。

重构过去

另一位我们采访的麦高夫研究的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则更加乐观。玛丽卢.亨利是一个演员,她被人们熟知的莫过于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剧《出租车》中的角色,她认为这种能力对于她的职业来说是无价的。“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其他人会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哭笑自如?’,我可以很好的追溯到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时刻并且全身心的感受每一个细节,就像亲眼目睹一样。”

普赖斯也承认这种天赋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她是犹太教堂的一名宗教教育协调员,“我的记忆帮助我记住关于学生的所有事情,还有如果我的同事们需要找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可以找到。”

麦高夫说大多数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会从积极地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天赋。“没有人说如果有选择的话,希望去掉这种能力,当我问他们在记住不好的事情时会怎么做,他们说会尽量去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么到底他们能记住多少呢?来珀特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来探讨他们的记忆是如何随着时间衰减的。好奇于我自己的记忆到底与这中神奇的天赋有多大差异,我也成为了研究的一名自愿者。

当我们在实验室中坐下后,来珀特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告诉我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你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珀特告诉我们,时间限制在研究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们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有可能思考很久。轮到我了,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好吧,今天我在宾馆里醒来,然后打电话给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儿子……”我继续回忆着一天中的琐事:宾馆里丰盛的自助早餐,来实验室途中的交通状况,一直到我与普赖斯和麦高夫见面。

然后,对之前六天我都进行了重复的回忆练习,比方说我和我前夫一起,我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但是更多的是很多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被要求对每一天的独特性和情感程度进行排序。很快,我发现我的生活或许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了。

接下来的练习更难一些了。来珀特问我在一年前的同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周末,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烧烤聚会,还有一件很招摇的泳衣。但是当她让我回忆十年前的那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彻底蒙了。我只知道我当时住在乔治亚州的亚特拉大,刚刚和我的前夫开始约会,但是我想不起来任何具体的事情了。

来珀特告诉我们,对于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初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被问起一个月前的某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大约只可以回忆出当天的事情一半左右的细节事件。“但是当你问他十年前的事情时,差不多和他们回忆一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来珀特对第一个月他们脑中发现了哪些变化深深地着迷了。她预测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保持了每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但是忘记了一些偶然的细节。“认识到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也会遗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珀特说,“只是他们没有像你我这样忘记的这么多而已”。了解他们是如何记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为何能记住这种多有所帮助。

一种理论将情感的因素考虑进来。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某一事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那么这些事件的细节就会被记住-这是一种发生在杏仁核中的过程,杏仁核是双侧海马下面的一个小的杏仁状的结构。麦高夫说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脑中的情感唤醒的过程与常人不同。“可能他们情感唤醒度一直很高,以至于情感不那么强烈的事情也都被纳入了记忆,但是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

亨利的描述符合这个理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试着让每天都有一件情感丰富的事情”,她说,“尤其当我想去记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自我测验中,我发现情感在回忆中发挥了作用。不巧的是我并不适合继续做为来珀特的控制组被试,因为我回忆的过去一周中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个周末,这会有利于我的记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让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在我的起居室里重新询问了我,并且把我的回忆结果和来珀特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很快很明显,我只能回忆起非常少的事情。我回忆出来的并不是日常事务而是一些让我很兴奋或者很低落的情感事件:跟前夫争吵、和陪我儿子结束其幼儿园生活时喜忧参半的感觉,其余的都忘记了。

情绪唤醒理论最近被一篇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的团队证实,这是除麦高夫之外唯一一个发表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研究的团队。一项核磁共振研究表明他们的被试右侧杏仁核比常人要大20%左右,并且杏仁核与该侧的海马连接也较高(《神经学案例》,DOI: 10.1080/ 13554794. 2011. 654225)。“很有可能是这些比较大的杏仁核某种程度上过度编码了信息,使得事情相互之间关联更加紧密而且更加容易记住,”主持这项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布拉顿.阿利如是说。

但是该理论的前景却并不乐观,因为他们只扫描了一个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并且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盲人这个事实也会导致异常的大脑解剖结构。麦高夫的团队扫描了16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发现他们的杏仁核都是正常大小。即使这样,麦高夫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推翻情感唤醒理论:杏仁核可能是以一种异常的机制运作,但可能是以不可见的形式。

但是这些扫描确实揭示了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生物学》,vol 98, p 78)。11位超级自传体记忆者都有着大于平均值的颞叶。这似乎跟这些区域与长时记忆的存贮有关,尽管麦高夫同时指出我们不能断定解剖结构是起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记忆方式带来了大脑上的这些变化”。在左侧沟束上也发现了差异,这是一条连接前额叶与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纤维通路。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尾状核和其他一些与强迫性精神障碍有关的脑区也比平均值大(见图)。尽管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没有被诊断为这种情况,但是麦高夫说他们都有一些所说的类似强迫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如避免细菌的行为”,他说,“如果钥匙掉在了地上,他们一定要在放进口袋之前一定要洗一洗,我们还还发现强迫性组织,这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她对关于强迫性精神障碍的观点不寒而栗,普赖斯承认她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脑子里面强迫组织信息,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她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不论是否是十年前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就行了”。

来珀特认为超级自传体记忆者这种强迫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复述”,她说。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复述有利于形成长时记忆。

强迫性组织信息理论和情绪唤醒理论都许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令人我们信服的解释这些超级自传体记忆者的能力是从何而来。麦高夫认为如果更加努力的话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更好。“我们有可能可以记得更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到他们那种程度。”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麦高夫强调他对于这种超级记忆能力背后机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普赖斯,那位最早联系麦高夫想了解自己这种超能力的人,尽管她已经不在密切关注,然而对于找出未来某天这种解释非常期待。“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仍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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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楼 2016-01-12

当死亡专家自己面对死亡

念过心理学的同学想必都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她提出了人在生命尽头的五个阶段,是死亡研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库布勒-罗斯本人在去世之前,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编辑注: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沉重,请放松。

文 唐•拉丁(Don Lattin)

ekr-89a1997年5月31日,亚利桑那州司各特戴尔。因为几次中风造成行动不便,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凌乱角落枯坐,窗外就是沙漠,库布勒-罗斯一边抽着登喜路牌香烟,一边看着电视等死。

库布勒-罗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死亡和临终的观感,然而几十年来和临终病人共事的经验,却并没有使她自己迈向未知的旅程轻松多少。

过去两年内的健康问题和存在焦虑,迫使这位瑞士出生的心理医生和灵魂论者质疑自己的建树,并检讨自己关于生、死和“彼岸”的观点。

眼前的她情绪高涨,但是那口德国腔的英语已经十分虚弱,还不时透出阵阵苦涩。

“每天有15个钟头,我都坐在这同一张椅子里,连泡一杯茶都要别人进来帮忙。”她说,“我这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卡在中间了。”

“我只后悔自己40年来一直宣扬上帝善良,说他帮助世人,说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只要祈祷就能如愿。好了,那些都是胡扯。我想告诉世人,以前都是瞎说,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库布勒-罗斯生于1926年,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她在新出版的自传《生命的轮子――生和死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一生。她说她童年困苦,父亲作风独断,还有一位严厉的传教士,每次她在教堂打哈欠就挥掌打她的头。

二战结束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变化,她志愿加入重建工作,来到满目疮痍的波兰,并参观了梅德尼克纳粹集中营。

眼前的景象如同地狱。她见到一节节货车载满了小鞋子,都是从遇害的犹太儿童脚上剥下来的。然而,那些木制营房的墙壁上却布满了遇害者刻出的一只只蝴蝶,那是重生的符号,那也成了库布勒-罗斯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形象。

她后来和美国医生伊曼努•罗斯结婚,婚后搬到美国,在芝加哥定居。她看到美国的临终病人在医院的待遇,不由大为吃惊。她开始举办讲座,让医生、护士和医科学生倾听临终病人的真实想法。

“我是1958年来的美国,那时候,在医院病死就是一场噩梦。”她上周在家中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他们把你送进离护士台最远的房间。你浑身痛得不行,可他们就是不给你吗啡。你的全身布满癌细胞,肯定觉得痛苦,肯定需要用药,但是这个没人会告诉你。那时候的医生害怕病人沾上药瘾,简直蠢透了。”

1969年,库布勒-罗斯出版了《死亡与临终》,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给了她名声,也发起了美国的临终关怀运动。

大卫•凯斯勒是临终关怀运动的一位领袖,最近刚刚出版了《临终权利》一书,他对库布勒-罗斯这样评价:“她是第一个打破死亡的禁忌的人,是她让医生和护士认识到,死是生的一部分。”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知道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论了。”他说。

按照库布勒-罗斯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她建议让临终病人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医生要倾听病人的倾诉,要尽量用药物帮他们控制疼痛。

但是如今,当库布勒-罗斯回顾她对美国医疗机构的影响,她却并不乐观。

“就算今天,美国已经有了2700间临终关怀医院,却还是有八成大夫不愿把病人送去。”她说,“在他们看来,病人的死就是他们的失职。”

不过,使得库布勒-罗斯真正检讨她的工作的,还是她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在两年前严重中风,因此入院治疗。

“我教了医生和护士几十年,等到自己中风入院,却发现以前的辛苦好像都白费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护士从不来看望病人,她们只是坐在电脑前面而已。”

“当时我的手臂不能动弹、剧痛难当。就算你在上面吹一口气,我都会惨叫起来。护士说我握着手掌的姿势很怪――这在中风病人是很常见的――然后她居然坐到了我的手臂上!我用健康的那条手臂用力打她,一边大喊‘疼死了!’她却说,‘你挺凶的’,然后又叫来两个胖护士,她们也往我的胳膊上坐。我当时要是有枪,一定打死她们。”

“出院的时候,我的心情沮丧极了。”她说,“我觉得自己四十年的心血全都冲进了下水道里。没有人学会一点东西。我住院六个礼拜,只遇到过一位好护士。那简直是耻辱。”

在1969年的著作里,库布勒-罗斯把死后有灵的信仰说成是“否认的一种”。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位曾经世俗的心理医生却改口说有“过硬的数据”证明死后的世界,为此她还上了报纸头条。

库布勒-罗斯的证据是大量病人的“濒死体验”,他们被抢救苏醒之后,都说自己在濒死的时候见到了种种景象,而不同人的描述都非常相似。

他们说到自己漂浮在自己的身体上空,俯视着医生奋力抢救自己。他们说到神秘的向导指引他们穿过漫长的隧道、向着明亮的白光飞去。

也是在70年代,库布勒-罗斯认识了加州南部一个富于争议的通灵师,她开始谈论自己和另一个世界来的精灵向导的对话。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教导美国人直面死亡的女士,却突然宣布“死亡是不存在的。”

新时代运动当前,她的转变引来了一群追求灵性者的跟随;但是在主流医疗界和学术界,她的名声却大受损害。

她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对通灵和灵魂发生兴趣,她的婚姻也受了影响。1976年父亲节,丈夫向她提出离婚。伊曼努•罗斯后来再婚,并于1992年过世。

库布勒-罗斯搬到弗吉尼亚,在仙纳度山谷买下了一块300英亩的土地。1990年,她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中心。她计划收养20名艾滋病婴儿,并带到弗吉尼亚抚养,但这个计划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

在弗吉尼亚的农庄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她的儿子、司各特戴尔的摄影师肯•罗斯说服了母亲搬到亚利桑那居住。

在弗吉尼亚,库布勒-罗斯先是被人污蔑为“女滋病人”,继而又接连有人闯入中心捣乱,她的一只宠物羊驼也遭到了射杀。1994年更是发生了一场可疑的火灾,把她的家园烧成了白地,也使她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就在去司各特戴尔城外的沙漠安家之前,库布勒-罗斯的脑干遭受了一次严重中风。

“以这种方式退休太糟糕了。”她说,“我盼着快点死掉。”

虽说她现在看到的通灵景象里多了阴郁和黯淡,但是她依然相信死后另有天地、相信有精灵会来指路,她还亲热地把它们叫做“我的幽灵”。

“我只相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有过两次濒死体验。

有人质疑说这类景象不过是人脑在缺氧时产生的幻觉,库布勒-罗斯这样回应:“让他们等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就在不久之前,库布勒-罗斯刚说过自己信仰转世,所以反对安乐死。不管人生到了什么地步,她说,总是还有东西可学的。

但是今天,她已经不再坚定了。虽然还是反对医生协助的自杀、对杰克•克沃肯大夫也极尽鄙夷,但她已经把自杀看作是合理的选择了。(Jack Kervorkian,人称“死亡医生”,曾因帮助病人安乐死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克沃肯,我早就自我了断了。我就是受不了那个克沃肯。”她说。

“等哪一天我受够了,我就自己动手。我已经不在乎什么死后的世界、什么来世的了。我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我问她到了五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愤怒!”她喊道,“气死我了!”

译注: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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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出处:americanradioworks.publicradio.org

原文见:http://www.sfgate.com/news/article/Expert-On-Death-Faces-Her-Own-Death-Kubler-Ross-2837216.php#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