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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开启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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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范癫狂

回复 1 楼 2016-10-10

太平洋战争爆发背景

偷袭珍珠港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在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唯一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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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澈239

回复 2 楼 2016-10-10

爱国主义与极度狂热的武士道精神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冬之飞雪186

回复 3 楼 2016-10-10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者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恰恰相反,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发生在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毫无保留的失控了。


單飛雪°

回复 4 楼 2016-10-10

侵华战争后 德国抛出橄榄枝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以此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这加大了本就对日不信任的国家的怀疑。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1叫我老K

回复 5 楼 2016-10-10

明治维新的影响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明治天皇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清帝国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系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1644~1911)与沙皇俄国(1721~1917),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