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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平反,靠的终究只是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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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泽熙

回复 1 楼 2016-12-03

聂树斌平反,靠的终究只是运气

  现在,聂树斌是等到了,等到那个据说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的司法正义,其他案件呢,其他公民呢,有没有这样的运气?

  他死时21岁,他死了已经21年。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无罪”,在等这句话的,不仅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还有一群律师、几代记者,尽管对众人而言,可能真的没想象中激动,甚至有些沮丧——不仅仅是因为大家对冤案的发生心知肚明、无能为力,而且冤案的纠错阻力重重、苦等不来。

  没错,这远不是庆功的时候,甚至根本无功可庆祝。

  谁是聂树斌

  1994年8月初,河北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发生奸杀案,事发多日后尸体被发现,在现场围观的青年聂树斌被认为形迹可疑而列为嫌疑人。

  聂树斌被带走的最开始五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变得不可知。据最高法再审判决书所言,“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五天讯问笔录缺失”,不仅如此,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都找不到了。

  案卷里的聂树斌,其第一份供述便是有罪供述,青年聂树斌变成了“凶残的犯罪分子”聂树斌。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死刑;一个月后河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两天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好快!

  这快与刑事案件的申诉之“慢”对照着看,感觉尤其明显,后者整整折腾了21年。

  即便到死,聂树斌依然籍籍无名。聂树斌案是千千万万当年“从重从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司法背景下的普通一例,直到“真凶”王书金的出现。

  2005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后,曾犯下多起命案的凶犯王书金落网,并多次、反复自承1994年石家庄那起奸杀案为其所为,哪怕遭遇河北法检机关重重压力也不改口。

  因为王书金,才有了今天的聂树斌。

  2005年至今,聂树斌案成为压在中国司法心口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为冤假错案的典型。甚至连带王书金案一起,成为中国司法界的一次大考。

  2007年王书金上诉,上诉理由中就罕见地出现自请加罪的内容,嫌疑人反复自承其罪,检控机关拼命否认其罪,共同成就一段奇案。

  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复查,及至2016年6月最高法决定再审聂树斌案,聂树斌案才得以实现利益关联方——河北法检彻底回避的目标。

  2016年12月2日,共和国宪法日前夕,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司法终于还给普通公民聂树斌一个清白,还给母亲张焕枝一个交待。

  是的,有点晚。愤怒者直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应当说,这不算是气话。

  告慰聂树斌

  很多人,这些年越是身陷聂树斌案之中,其职业生涯与聂树斌案无法分割的人们——律师、学者以及新闻人,在再审改判的时刻越是感到无力。

  他是无罪的,人们早就知道,只是在等一个迟到的认定,国家司法的态度。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聂树斌案的再审改判让很多人无感。因为,这正义,来得实在太迟了。

  2005年3月16日,母亲张焕枝哭倒在聂树斌坟头,哭声凄厉:“我要我的儿子!”  然而,人们真的不在乎聂树斌案的再审判决吗?恐怕不是。亦或者,人们感到这远远不够。

  随着聂树斌改判无罪,这起案件进入了下一阶段,追责以及赔偿。尽管追责这个话题即便到现在也令人恍惚。

  对于追责,最高法负责人12月2日的答记者问通稿里是这么表述的,“其他后续工作,相信有关部门也会依法积极开展”。与聂树斌冤案牵涉太多的河北高院,在其官方微博中表示,开始表态“汲取深刻教训”,承诺要对“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展开调查。

  错案追责是个复杂问题,对错案的调查和追究不能重蹈错案的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冤假错案得到艰难纠正之后,错案责任的追究变得杳无音讯,更不意味着,为了顺利推动冤案纠错、减少纠正过程中的所谓阻力,而人为放缓追责的步伐或者默许以不追责为代价。

  然而,呼格吉勒图案有冯志明,聂树斌案有谁?哪一位办案人员是清晰可追查的?亦或者说,即便是案卷材料上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白纸黑字地找到责任人,他们又是否担得起聂树斌案的错案责任?

  命案必破、高压严打,到现在甚至还是压在刑侦机关头上的铁律,对待一起明显看起来证据有问题、事实不那么清楚的刑事案件,侦控审的配合多过互相制衡。政法委从中协调,聂树斌到底是谁杀的,怎么查,查得清吗?

  但这不是历史和时间可以解释的错误,也不应把责任推给历史。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按照当时的刑法和刑诉法标准,聂树斌也不该死。

  用最高法负责人的话说,“在足以影响对聂树斌定罪的基本事实、基本证据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认定聂树斌犯罪,根本不符合‘两个基本’的要求,未达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再审判决书认定,聂树斌案不仅作案时间、作案工具难以确定,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也无法确认。“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这个要求不是新的要求,更算不得对历史和时间的苛责。

  到现在依然无法解释,明明不是聂树斌所为的血案,他为什么会认下来?除了刑讯逼供!那么,这与神秘消失的被抓后前五天口供有怎样的关系?

  再审判决书说,“原判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是经过“突审”的嫌疑人口供真的与案发现场其他证据神奇般地对上了,还是侦查机关依照现场证据人为倒推、“突审”出了高精准度的口供?

  最高法说法中,“聂树斌案不排除指供、诱供可能”,谁在指供、诱供,这是必须要查清楚、具体到人的问题。

  告别聂树斌

  作为个案的聂树斌案行至今日,有了一个迟到的结果。公众的倦怠感与挫败感并未因此得到纾解,原因或在于,从始至终,聂树斌案就包括两个问题:

  其一是冤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其二是冤案的申诉和纠正为什么如此之难?

  21年,中国司法愧对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的眼睛。从王书金自承其罪开始,聂树斌亲属的申诉就一直在进行,媒体与法学界的呼吁就一直不断,但整个司法体制选择了长期沉默。

  这其中,当然有错案责任的顾忌,但刑事申诉一直不是作为一个正式的诉讼程序存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问题。

  简言之,看似法言法语的刑事案件申诉,在法律体系中却找不到与之相关的程序、法定期限要求。

  在现行刑诉法的范畴中,当事人的刑事申诉,只是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一个材料型条件、一种可能性,最终决定权在法检机关。

  刑事申诉长期身处诉讼程序之外,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在对司法机关提起申诉的过程中,只能被动等待,听天由命,年复一年。司法机关对个案申诉的看法、采取措施,完全处于不可控、不可知、不可预期的非法治化状况。

  不仅如此,再审程序据以启动的法定条件过于苛刻,实践中,只有新证据事实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才能导致再审程序的启动。换句话说,再审启动就意味着“一定改判”成为司法实务的事实,这使得再审程序事实上形同虚设,为再审程序还新增了所谓复查程序,聂树斌案就先经过了山东高院的复查。

  但复查又仅有双方陈述,缺少实质性的法庭辩论,非诉讼化的复查,苛刻的再审,加上刑事申诉的遥遥无期,使得聂树斌案的申诉遭遇注定不会是个案。

  现在,聂树斌是等到了,等到那个据说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的司法正义,其他案件呢,其他公民呢,有没有这样的运气?

  冤案纠错主要靠运气。尽管不愿意承认,却依然是事实。刑事申诉机制的法治化改造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刑事案件的侦办流程无法接受独立、有制衡力的外在监督,想要让聂树斌冤案成为绝唱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想要告别聂树斌,又暂时无法轻言告别的原因。

  “聂树斌如果还活着”,这是昨天媒体在报道聂树斌再审案时想出的一个创意,如果还活着,42岁的中国普通公民,会遇到什么,会是怎样的生活?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如果聂树斌还活着,他会不会在某一个偶然的场合,再次闯入另一场冤案的制造流程,成为冤案的当事人?或许,他的冤屈还没有被听到,他的眼睛依然无法闭上。

  这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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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白的月光下

回复 2 楼 2016-12-03

聂树斌案答记者问

  记者:最高法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最高法负责人: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无论认定被告人有罪还是宣告被告人无罪,都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就不认定犯罪。本案再审也是如此。

  经全面细致审查原审认定的事实、采信的证据、适用的法律和诉讼程序等,本案再审合议庭一致意见认为,原判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决定改判聂树斌无罪。

  一是聂树斌的作案时间、作案工具来源以及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这些基本事实不能确认。

  二是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可以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导致聂树斌原在卷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

  三是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四是在原审有关重要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要的裁判理念。再审判决在评判本案原办案人员当年的行为和事后的解释时多次使用了“不合常理”这一表述,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这里的常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普遍认同的道理,就是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考量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

  记者:再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达到“两个基本”的要求,什么是“两个基本”?

  最高法负责人:“两个基本”是指认定有罪必须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其中基本事实是指按照刑事法律规定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即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罪行轻重的事实;基本证据是指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起决定性证明作用的证据,即直接关涉定罪量刑的证据。

  “两个基本”旨在强调,办案不要纠缠案件事实证据的细枝末节,而要卡死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这是对证明对象的缩小,不是证明标准的降低。“两个基本”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一贯坚持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并无实质差异,只要准确理解、严格把握,同样能够防止发生错案,实现司法公正。

  具体到本案,原判定案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认罪供述与其他证据一致。但是,由于相关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及重要原始书证缺失,相关辨认过程的不规范,尸体检验报告的结论不具有确定性,导致聂树斌认罪供述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供证一致的可靠性明显不足,作案具体日期、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等关键事实均无法确定。

  在这些足以影响对聂树斌定罪的基本事实、基本证据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认定聂树斌犯罪,根本不符合“两个基本”的要求,未达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依法纠正本案,不存在否定“两个基本”问题,不存在所谓的以现行标准评价历史案件的问题。

  记者: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对该案的再审为何耗时近半年?是否遭遇阻力?

  最高法负责人:聂树斌案再审影响重大,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第二巡回法庭审理,一是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二是体现立审分离的改革探索,三是体现了对第二巡回法庭改革探索的肯定。第二巡回法庭组成五人合议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与主审法官夏道虎、虞政平、管应时、罗智勇组成强大审判团队,全力以赴开展工作,并在法定审限内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审结了这起各方关注、重大复杂的历史疑案。

  期间,合议庭审查了原审卷宗、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卷宗及其他案件卷宗百余卷;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密切配合下,赴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察看了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班路线、聂树斌被抓获地点及其所供偷衣地点,询问了本案部分原办案人员和相关证人;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检报告等证据的审查判断咨询了刑侦技术专家,就有关程序问题征求了法学专家意见。

  此外,合议庭先后5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全面、充分听取意见,依法保障其查阅案卷、调查取证等诉讼权利;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及时发布相关审判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2014年12月4日,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本案,此后山东高院扎实有效的复查工作为本案依法启动再审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案依法纠错,同样得到了河北省有关部门和原办案单位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为保证申诉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河北高院主动请求最高法对本案实行异地复查。在山东高院复查和最高法再审期间,河北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和支持。对于最高法的再审决定和再审判决,河北原办案部门均表示坚决服从,并将全力做好国家赔偿、司法救助等相关后续工作。

  此外,该案再审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五名检察人员全面审查了本案原始卷宗、复查材料及本院收集的相关材料。据了解,最高检还多次派员赴河北查看案发现场,核实相关证据,并询问了多名原办案人员和证人,在此基础上向最高法提出书面检察意见,为聂树斌案的公正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该案再审为何没有开庭审理?

  最高法负责人:对于是否开庭审理的问题,合议庭作了反复慎重研究,最终认为不开庭审理为宜。

  一是不开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原审被告人、原审自诉人已经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再审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因原审被告人聂树斌已经被执行死刑,属于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

  二是不开庭审理不影响公正审判。本案系按照二审程序再审,二审案件开庭或者不开庭审理,都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接受监督,回应关切。本案虽然不开庭审理,但通过全面阅卷,多次听取申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检察机关意见,查明了案件事实,保障了申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通过及时发布信息、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公开宣判等举措,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本案的关切,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再审活动的知情权。

  三是开庭的相关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本案不仅存在当事人死亡可以不开庭的法定事由,而且存在涉及当事人隐私不能公开开庭的法定事由,即使开庭审理依法也不能公开进行。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合议庭决定采取书面审理并充分听取申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检察机关的意见。

  虽然本案不开庭审理,但最高法充分保障申诉人及其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再审程序启动后,合议庭全体成员就第一时间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庭集体约谈申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再审期间,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多次口头或者书面向本院提出意见,合议庭多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当面听取其意见。

  2016年11月25日上午,合议庭全体成员专门在第二巡回法庭第一法庭,就本案事实、证据及案件处理全面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意见,时长三个多小时,审判长还坚持“最后一问”,充分保障了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表达意见的权利。

  在代理人查阅、复制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后,合议庭进一步询问其调查取证时有无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并告知其及时将调查材料提交本院。

  对于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意见,合议庭均认真审查,慎重对待,明确回应。从裁判文书说理厚重的分量就可以看出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诉讼权利的尊重。

夺命人字拖o

回复 3 楼 2016-12-03

聂树斌案平反的意义和教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大力加强人权司法保障,高度重视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聂树斌案是一起历时22年且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从另案被告人王书金2005年自认真凶以后,社会公众对如何处理聂树斌案十分关注,聂树斌案再审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启动并进行的。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聂树斌无罪,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有力践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是社会进步、法治昌明、司法公正的生动体现。

  二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充分彰显了对人权司法保障的高度重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贯彻,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的有效落实。

  三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是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的坚定实践,是健全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的重要成果,必将在全社会产生信仰法治、信赖司法的正能量。同时,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最直接的意义是还了聂树斌及其家人一个公道,最终实现了个案正义。

  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聂树斌亲属的伤痛。作为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义不再迟到。

  记者:聂树斌被执行死刑21年后重获清白,审判机关从中应该汲取哪些教训?

  最高法负责人:从聂树斌案看,有很多问题值得认真反思,有很多深刻教训值得审判机关认真汲取。

  一是要强化人权保障理念,尤其要高度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从源头上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要强化程序公正理念。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违规违法,不仅严重影响程序正义,而且会严重危害实体公正。必须坚决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等做法,坚决杜绝指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严把程序关,严格依法规范办案。

  三是强化证据裁判理念。在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既要审查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审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既要审查证据的客观性,也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坚持任何证据未经质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要求。对缺乏客观证据,主要依据供证一致定案的案件尤其要注重审查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锁链,不放过任何疑点,使公正裁判奠基在严密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切实把好公正裁判的证据关。

  四是要强化互相制约原则。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各职能部门都要严格依法,认真履职,把好关口,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不能重配合、轻制约,甚至不制约。五是要强化有错必纠理念。既要尽最大努力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又要勇于纠正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对当事人的申诉,一定要认真细致、尽职尽责进行审查;对确有冤情的申诉,要及时依法进行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