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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道德审判传统,脱口就给人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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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bb安安

回复 1 楼 2016-12-05

中国人有道德审判传统,脱口就给人定罪

  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时候,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又无话可说?

  这几天,陆续有读者留言,让我谈聂树斌案。我觉得“无话可说”。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在以前的文章里,我的“情绪”已表达完毕——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本次推送的二条,就是以前的旧文。

  在那些旧文里,我已经对“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表达完了看法。今天这篇文字,因为一些读者催促我写聂案而写,但却与聂案没什么关系——迟到的无罪判决已经在聂树斌坟前燃烧——往事已矣,只盼在天有灵获得慰籍。

  所以,此文都在“聂案之外”,是因为一些另外的新闻引发的“情绪”,那种不吐不快的情绪——

  有一个姑娘,因为发现未婚夫劈腿,自杀了。这个姑娘,是我一个朋友的一个朋友。我当然是极为惋惜和遗憾的。尽管死者为大,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这个姑娘错了——怎么能用杀掉自己的方式,惩罚你恨的人呢?你惩罚的只是爱你的人。

  很多人因为太同情这个姑娘,自然地就把对她的同情转变成了对她未婚夫的愤怒。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据说是200名记者的联名信,要求“未婚夫”所在电视台开除他。

  信中说,“中国新闻记者必须要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秉承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以忠诚于党,取信于民为己任。把党性原则党风建设放在首位,必须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正确的生活作风,对社会传递正能量。”

  读到这样的内容,我读到了一种久违的传统的“审判”方式,这已经不是对坏人谴责而是对坏人宣判——我们已经确认那个人是坏蛋,所以,他就可以立即被宣判;我们手无寸铁,但可以用舆论让他道德破产,让他失去饭碗。也就是说,目的正义,实现正义的路径并不重要,匡扶正义才重要。

  这样的方法,让人想到了传说中除暴安良的侠客,确实可以让很多人有大快人心的感觉,所以,拥护者众多。

  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管你有多愤怒,还是用证据和法律为好。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这样被当作坏人宣判。

  1995年,21岁点聂树斌被枪毙的时候,也是“大快人心”的。在那之前,他已经被舆论确定为杀人犯。如今,很多人认为当年的办案人员违背良心,其实,他们最初一定是认为自己在为民除害,只是后来真凶出现以后,有些人为了维护当初的“正义”才放弃了良心。

  当然,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那个电视台的记者无论如何被联名信审判,也不会犯死罪。可是在道德审判之下,如果他也去自杀,是不是就真的让联名写信的人们“大快人心”了呢?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即便为了正义的目的,惩罚坏人,也必须采用法律手段;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坏人,但依然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说到这里,推荐一部60年前的黑白影片,《控方证人》。)

  可是,我们大约是有“道德审判”、“感情审判”的传统的。下至平民,上至高官,公开讲话,总把持不住“感情”,脱口而出,就给人定罪了。

  比如,一个“主席级”高官,面对公众演讲,就可以把一些在市场大规模买入股票的机构,称作是“奢淫无度的土豪”、“兴风作浪的妖精”、“坑害股民的害人精”。

  至于什么是土豪,什么是妖精,什么是害人精?这位主席高官大概是拿不出标准的,因为这是道德层面的评价,感情充沛,却飘忽不定。

  于是,就有网民对这样的言论表达不满:“法无禁止即可为”,“你觉得谁是妖精,你点名嘛,你收拾他嘛”。显然,他点不出来,因为,妖精这个东西,在西游记里有,在中国所有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里都没有。

  “200记者联名信”和“主席捉妖”这两个例子,不过是说明,在该讲法律的时候讲道德,这种现象其实挺普遍的。只是,这种现象出现在记者和主席的身上,有些令人遗憾。

  但我相信,他们都相信自己的演说,是为了一个美好而正义的目标。比如,主席一定是为了保护股民的利益——可是,很多人怀疑,这一番捉妖讲话,倒是可能把一些股民碾压得血肉模糊。

  你若回望历史,就会发现,相当多的悲剧,相当多的碾压,就是这么造成的。比如,敌人被打倒了,但由于路径不对和不择手段,人们却发现,自由即奴役,解放即沦陷——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就是这样,读中国懂历史,会发现两千年来一直在徘徊。读当下的新闻,会发现现实一直在历史中重复。

  在那些徘徊与重复中,仁义道德、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历久弥新,光芒四射,它看似赋予了每个人审判坏人的力量,却随时可能将每个人当坏人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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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处女小学妹

回复 2 楼 2016-12-05

道德审判是什么意思

  这个标题有点抽象,让我们先来解释下什么是道德审判。

  他是跟法律的审判相对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的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事件。范老师的行为不违法,所以不用交给法庭审判。但是他或许违反了社会道德,所以交给大家用道德审判。

  那么什么是法律呢?

  灋(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说文》(水旁表示公平)

  律,均布也。——《说文》(律是一种调音的器物,来规定标准音。)

  法律和起来,也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刑。

  这个有点恐怖,我们还是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行为规则就好了。

  关于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说的是用道德绑架你,而不是用绳子。在这里,道德和绳子有相同的作用,那就是束缚你。一般绑架了你的人,会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勒索,而道德绑架也是会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地震捐款。被绑架了的姚明,王石等,只能乖乖的再把钱交出来。如果这个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思想,那么非主流的那部分人就只能为这个社会悲哀了。但愿我们的社会是理性的。

  好了,现在开始说说道德审判和法律的关系。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法治和人治辩论。真正古代实行法制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他延续了商鞅的思想,加上韩非子的思想,以及李斯等人具体操作,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关于他是不是因为法治而失败,这个问题太大,讨论起来一天也写不完,就以后再说了。

  在秦以前,周朝是号称以礼治国的;在秦以后,除了汉朝初年实行道家的无为治国以外,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一直是以儒家为治国理念的,也就是号称以仁治国的人治。

  可见,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法治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中国人对制度规章条款这类的东西不敏感。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由人来直接操作,凭操作人的个人喜好,而很少交给优秀的制度,规范的流程。地震中倒塌的建筑有统一的建筑标准吗?还是凭盖房的人的个人判断?

  最常见到的古代审案的场景,就是一个县官坐在大堂上,问明来龙去脉,然后开始断案。这种段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审判人的个人能力。所以中国从古道今,还是挥之不去的精英政治。包括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一党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还是精英政治。我们的党,就是社会上最大的一群精英。

  而在国外不太一样,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就开始了贵族民主政治。那时候的希腊,还是众多城邦的联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按照潇水在他的《青铜时代》里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晋国也是大家族轮流执政,如果一直按那个制度发展下去,很可能发展到元老院,或者贵族民主。)

  在那个基础上,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更近一步,所有的人都享有民主。他们不信奉精英,不相信靠一个精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相信的是好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而好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前的经验中来的,人民总结出来的。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扯远了。但其实没有。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里,尤其是网络上发现越来越多的道德审判?那就是因为没有好的,适合的法律来审判。好像法律和道德审判是对立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将他们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比如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在英美法系里,这个陪审团代表着全社会人的道德观。由这个代表全社会道德观的团体,来帮助判断案件。那么选择陪审团的组成人就很关键了。选择的要点就是要是一个自然人。所谓reasonable man.能独立思考的人。这个人最好不受到各种外界各种讯息的影响,最好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这个人最好只有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观。

  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找来一个团的人,来平均一下,大体可以代表社会的一般价值观。

  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道德审判啊。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

  法律不是写好的条文,而是全社会的道德认知。

  还有就是选陪审团员的时候往往要找一些跟被告同类的人。举例在道德审判范跑跑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找一个经历了当时地震的同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最能体会当时被告的心情。

  我写这篇东西,也并不是为了鼓吹陪审团制度的好处,实际上他的缺陷还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如何能保证陪审团员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以及这个制度需要庞大的开支,需要花费很大的社会成本。

  而实际上,现在陪审团在英美法庭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而那时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以前的案例,来处理新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案子。人家的制度可以说已经足够完善了,流程已经很规范了。

  而在中国,成文法的法律条文不可能覆盖到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而覆盖不到的地方,统统会被拿出来在网上道德审判之。即使覆盖到,也难免出现纰漏,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许霆和ATM取款机的案子。

  其实法律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但是我们参与不到的就只能道德审判,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找到共识,从而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也难免各路专家有点受不了,深怕审判到自己。

  我前面说的陪审团制度也是道德审判,那么我们的网民是否符合陪审团员的资格呢?不太符合,因为他们不包括不能上网的那一部分人。然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代表社会道德观的人了。网络基本是由草根组成的。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关于陪审员,法院主要是面向社会招聘,条件是:高中毕业以上,政治素质好,热爱审判工作,责任心强,身体适宜审判需要等等,根据这样的条件,由社会各界推荐,然后由法院汇总报人大常委会决定。

  但是这个条件的随意性还是过大,不太容易操作。至少不如网络更能够代表社会的价值观。

  在这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都是网络陪审团的一员,这是一个公民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零井

回复 3 楼 2016-12-05

对道德绑架的思考

  实质

  道德绑架的实质是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结果一般是做了的也少有自豪感,不做的则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忐忑不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半强迫性的捐款、本不该进行的道歉等等。道德绑架之所以容易得手,是因为在强调群体和统一价值观的社会中,舆论具有足以杀人的功能。

  因而就出现了不自愿的捐款和满含委屈的道歉。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道德力量的恐惧有时候甚于对法的力量的恐惧。应该说具有西方现代文化理念的人,与传统的道德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确会经常遭遇并难以承受许多道德的绑架,然而,这也不是说道德社会就一无是处,如果你适应了,还会去依靠它。而具体到某一事件,比如范美忠事件,又不能说公众对他或对教师群体进行了道德绑架。在任何时候,教师保护学生的利益,都属于公众正常的期待,也属于相关法规的正常要求。

  伪君子

  小人和君子良莠两分,本无争议,有趣的是,一些人又喊出了"宁做真小人,不作伪君子"的口号。说这话的人当然不都是小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对小人情有独钟,而是对伪君子嘴脸的深恶痛绝。就此而言,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选择了真小人,虽离弃了君子,却还保留了真诚,而那些伪君子,既是小人,又没有诚实,倒是一无是处。

  但问题是无论多么真诚的小人,终究还是小人,其言行对于他人是有害而无益的,有什么值得标榜的呢?实际上,许多人走向真小人的方向,是我们的环境导致的。原理是个性普遍被压抑,越是有个性的人,压抑感就越强烈。在压抑之下,激烈的反抗是一种结果,还有一种结果就是默默的逆反。我们也不能接受真小人,但我们是否应该搞搞社会环境卫生呢?

  自我超我

  弗洛伊德创造性地析出了人格的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我们做做温习,一定能有助于对于一些现象的理解。本我(id)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急切地寻找发泄口,一味追求满足。

  本我中的一切,永远都是无意识的;自我(ego)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超我(superego)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的家长。

  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恕我直言,凡具有反社会情结和天马行空倾向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大都有人格上的问题。

  公德私德

  "哪有什么公德,不过是一群人的私德而已",这话显然是有问题的。公德当然和每一个私人是相联系的,但绝不是私德之和,甚至也不是私德的同类项,而是一种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需要每一个人尊重和服从的公共准则。私德是个人修养和追求的事情,公德是公共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私德不良,只影响个人感受;公德不良,就会损及他人。公德和私德,无法进行重要性的比较。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外在地表现为公众对于公德的尊重和践行程度。公德有普遍意义上的,比如适于一切人的准则,也有局部意义的,比如适于一部分人的准则。具体讲,教师行业就有这个行业共同遵守的准则,也就是教师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是"非教师"的人们可以不遵守的,但教师就需要遵守。

  范美忠的观点是,教师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在道德上不应有特殊的要求。不存在公德,只有私德。所以,他就只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了。私人行为若在私人场所,与他人无关,即便不符合人们的期待,也是个人的事情。一旦私人进入公众社会,那他的言行就不能无所顾忌了。公德在于保证一个人的言行自由不能侵害他人的言行自由。

  多元主流

  在民主的潮流中,多元共存成为人们较容易接受的存在原则。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多元共存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宽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因此,范美忠的行为才在一定层次上得到人们的宽恕。其实,范美忠的支持者、同情者们,有点非理性了。许多人并没有对范美忠的跑本身有过多的指责,人们指责的是他的振振有词,是他对社会公义的无视和轻视。

  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有着良好的知识和思维素质,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在这里,我们所坚持的标准是社会的公义,而不是哪个个人的标准。每个个人都需要知道,虽然价值观的多元是社会进步的标识,但任何时候,都会有主流的价值观,而且价值观在个人,但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主流的价值观,一般是积极的、向上的,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非主流的价值观,在一时期只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个人、个性,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需要尊重,他人、大众,他人的权利、大众的自由,也需要得到尊重。我们深知在历史进程中,许多在当时非主流的价值观,后来成为主流,但那些价值观有一个共性,即都是符合人类长远和整体利益的。争论总是难免,重要的是争论能多一些理性。

  人们对于社会进步的期待和自身权益的状况,往往会使得争论具有情感上的偏狭。要解决这种问题,只能对与具体事件相关的问题做理性的梳理,否则,有意义的辩争,也可能滑向无意义的口水战。那一日,郭松民(人们叫他郭跳跳)就犯了不理性的错,给人一种不尊重对方人格的印象。

  而范美忠总体上表现得比较理性,并因此赢的人们的同情。范美忠在公义的层面上错了,并不是任何人怎样批评他都是对的。至少,对他人格上的辱骂就是不对的。我们能宽容范美忠的思想和行为,只要他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不能宽容的只是他对社会公义的无视和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