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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劳动力价格占手术费十分之一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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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镇的娃儿

回复 1 楼 2017-03-16

医生劳动力价格占手术费十分之一不到

  今年全国两会上,苏州大学校长、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熊思东不止一次提到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问题。“现在医生的技术不如器械,医生的服务不如药品。你技术再高,费用也很低,也比不上设备的费用。”他说。

  调整医院收入结构 重视医生劳动

  对于熊思东的说法,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表示赞同。提及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陈静瑜一脸苦笑:“现在我们一个医生做一台手术的价格,还不如一个进口缝合器,不如一颗钉子。”

  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1台肺癌手术,我们3个医生,加上麻醉师、护士共7个人,至少做3小时手术,最后是3500元。而这名病人从住院到出院大概要花费五六万元,其中两万二到两万三是器材,七八千是药品,再加上检查。最后占比最小的就是体现医生劳动的手术费用,3500元,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

  “这与国外相比,完全是倒过来的。”陈静瑜感慨,“在国外,相比于设备,医生明显更‘值钱’。”

  此前、人社部、财政部、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重庆、四川、陕西、青海、宁夏等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各选择3个市(州、区)进行试点。

  意见规定,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同时还指出,要逐步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的比例。

  熊思东认为,解决医务人员薪酬低问题,医院的收入计费体系需要进行很大的改变。“不能过分依靠仪器设备,而忽视了医生的技术能力。同时,还要改变医药流通领域的问题,避免对药品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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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jun0431

回复 2 楼 2017-03-16

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

  曾有学者指出,将公立医院的人员薪酬与服务收入挂钩是在政府投入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医院被迫“自救”的举措。

  对此,熊思东一再强调,公立医院应当回归公益性。他指出,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生并没有体现出国家责任,“公立医院要靠医生去挣钱,靠医生挣钱才能提高自己的补助”。

  有观点认为,增加医师的收入必然增加病人的负担。熊思东认为并非如此。

  “医生从服务中求回报,从劳动中求回报,并不是靠增加病人的负担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优化费用结构。”他指出,有些进口器材设备和药品价格偏高,但不能通过牺牲医生的收益来收回成本甚至挣钱,“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来帮扶承担”。

  熊思东主张尊重医师的知识、能力和技术,从而提高医师服务患者的积极性和医生治疗的质量,实现精益求精,让病人也从中受益。他曾在一份提案中提到:“促进公立医院最大的改革就是明确医院的属性,医院如果姓‘公’,就不能把医院的绝大多数费用都转嫁到病人身上,而应由国家承担一部分。”

  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

  陈静瑜作为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同时还是北京某医院的移植科主任,“我经常从无锡赶到北京来执医”。他是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受益者。

  “从总体上看,医疗资源的总量并不缺。但从大城市到县域等不同的地区分布上,医疗资源是非常不均和稀缺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教授王智彪说。

  要想在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中实现患者和医生的共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认为,根本因素是让医生真正流动起来,“比如医师多点执业,医生可以凭自己劳动有多份收入保障”。

  2015年1月初,国家卫计委、发改委、人社部、中医药管理局和保监会制定的《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医师向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履行知情报备的手续。这意味着,在这些试点地区,医师的多点执业可取消“审批”,取而代之的是“报备”。

  但事实上,医师多点执业这一政策的落地依然存在问题。霍勇指出:“在一些医院,多点执业的医生很难处理好和第一执业医院的关系。目前,一些公立医院存在人才的垄断现象,不打破这种垄断,多点执业就不可行。”

  王智彪认为,公立大医院应有开放的勇气和自信。“有些医院不开放,院长担心医院竞争力受影响、医生离职。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医生多点执业,靠的也正是他第一执业的这家大医院的招牌。”他还指出,“医院应逐渐简化医生多点执业的手续,医生有医生执照,像老师一样,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别人聘请他,就应该放他去自由工作。”

  “目前,多点执业仍需要更切实的落地路径。”创建医生集团,是霍勇所尝试的实践方法。在去年两会期间持续呼吁关注医师多点执业后,霍勇创立了一家医生集团。这家汇集了23位国内顶级心血管专家的医生组织,既有年纪较大、身体很好、已退休的老专家以及脱离部队医院等体制的医生,又有一些在体制内外身兼多处职务的医生。

  “我们希望医生能像律师那样抱团取暖。通过搭建整合资源促使医师多点执业。”像霍勇所创建的医生集团在国内并不少见。他认为,当下应努力引导这些医生集团做好国家的分级诊疗,做好县域等基层医院的帮扶。

  两会中,在医疗卫生界别小组热点问题讨论中,国家卫计委医药医政管理局局长张宗久回应了众多委员的关切,他表示,会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并加强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飘渺噬魂

回复 3 楼 2017-03-16

医患信任成为主要问题

  医患信任的基础,是医生的行为与商业利益无关。只要医生还从桌子底下拿钱,就不会有真正的医患信任

  当每一位医生都能心无旁骛地看病、不必考虑经济指标时,当每一个白大褂都干干净净、不再受到商业利益熏染时,医患信任必将归来

  不久前,在北京飞往宁波的飞机上,一名乘客突然感到胸闷气短,服用两粒速效救心丸,症状仍没有缓解。听到乘务员广播寻找医生后,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晓娟立刻起身去帮忙。经初步诊断,这名乘客是哮喘发作。王晓娟拿出随身携带的药物说:“我是一名呼吸科医生,你愿意相信我吗?”乘客表示愿意,服药后病情很快平稳。

  医生万米高空救人的故事,既让人感动,也令人深思。当你生病时,你愿意相信医生吗?如果时光倒流三四十年,这也许是一个伪问题,谁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确实成为一个真问题,很多人都会感到纠结,难以回答。

  近日,福建省肿瘤医院发生一起暴力伤医事件,一名患者用斧头砍伤正在门诊工作的医生。近年来,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折射出医患信任脆弱的现实。当前,中国正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信任主要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而陌生人社会的信任主要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约束等。眼下,我国的家庭医生制度尚不完善,医患之间基本属于陌生人关系。患者除了对特定医生的特殊信任外,缺乏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信任。当患者遇到一位陌生医生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不信任或者半信半疑。

  人的一生,谁都离不开医生。从理论上说,医患关系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但是,为什么患者不相信医生呢?一位中国医生去美国梅奥诊所访问,问了同样的问题。美国医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在医疗上,医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可以让患者做任何事情,但惟独不能强迫患者必须信任医生。医患信任的基础,是医生的行为与商业利益无关。只要医生还从桌子底下拿钱,就不会有真正的医患信任。

  美国医生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中国医患信任缺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行为中掺杂了商业利益。目前,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极不合理,在医院的总支出中,政府投入所占比例不足10%,其余都要靠医院自我创收。过去,医院收入主要靠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新技术等。如今,药品加成被逐步取消,而技术劳务价格多年未调价,医院收入大幅下降。为了弥补亏空,医院仍在想方设法搞创收,科室都有经济指标。医生往往靠过度治疗获得收益,从而造成了医患之间的“经济对立”。当医生沦为不合理医疗体制的牺牲品时,其公信力自然无法维持,这是医患信任解体的根源。

  那么,如何才能重建医患信任?首先,必须解决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的比例,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倾向,使其回归公益性轨道,同时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业务收入挂钩。其次,充分考虑医疗行业人才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的特点,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体现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使医生靠技术劳务获得体面的阳光薪酬,坚决杜绝医生“从桌子底下拿钱”。

  西方有句谚语:“信任,来时如步行,去时如骑马。”意思是说,获取信任难,失去信任易。重建医患信任,必须从制度上切断医生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只有种下“善根”,才能结出“善果”。当每一位医生都能心无旁骛地看病、不必考虑经济指标时,当每一个白大褂都干干净净、不再受到商业利益熏染时,医患信任必将归来。